智慧政府的属性、功能和核心意旨如何理解智慧政府?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智慧政府就是基于公共属性所构建的智能化政府，这个定义有四层含义：
第一，从智慧政府的属性来看它体现六个公共：代表公共利益、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承担公共责任。所以智慧政府肯定和公共相联系，如果不和公共相联系就不是政府的范畴。
第二，从智慧政府的本质来看，智慧政府体现了五位一体的政务治理系统：感知、融合、共享、协同、智能。从智慧政府的目标来看，智慧政府要通过智能化的治理、智慧化服务打造公平、正义、廉洁、有为的现代化政府。
第三，从智慧政府的内涵来看，有两个提高：一是对个人来讲，提高便捷感、安全感、获得感、公正感和幸福感;二是对政府来讲，提高公共政策能力、社会治理能力、民生服务能力、自身约束能力和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智能化治理、智慧化服务打造公平、正义、廉洁、有为的政府。
第四，从智慧政府的建设路径来看，通过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加上最新的区块链技术，打造三种新的网络政府形态，最终建成智慧政府。三种新的网络政府形态是指整体政府、开放政府、协同政府，最终达到智慧政府的目的。
整体政府是无缝衔接的，只要在互联网上就可以一目了然，没有任何中间间隔的一体化政府。开放政府体现在信息开放、数据开放。在我看来，开放政府能不能实现直接影响到我们资源能不能共享。只有整体政府、开放政府构建起来以后我们才有可能打造一个在虚拟世界中的协同政府。汪玉凯表示。
智慧民生是智慧政府的核心
汪玉凯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智慧民生在整个智慧政府的结构中占核心地位。
就中国当下来讲民生问题突出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的根源。表现有二：一是群众五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养老难、就业难，这五大民生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二是企业、老百姓在政府办事难、负担重、交易成本高。这两个层面就决定智慧民生成为我们整个智慧政府建构的核心。汪玉凯表示，民生问题突出有很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从客观上来看有两个原因，从主观上来看有三个原因。
从客观原因来看，中国已经由生存性社会转向了发展型社会，由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正在向高等水平国家转换，这是整个政府公共的需求。从生存性社会到发展型社会有四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恩格尔系数。发展型社会的恩格尔系数要降到50% 以下，我们城市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34%，农村的降到了45%。第二个标志是三产构成。发展型社会第一产业占GDP 比重不能超过15%，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不能低于40%。现在全国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不到11%，第三产业去年到了50.5%，三产的构成使中国完全进入发展型时代。第三个标志是城镇化率。发展型社会的城镇化率不能低于40%，去年我国城镇化率是55%。第四个标志是社会形成橄榄型状态，中产阶级人数快速上升。现在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已经是25%，橄榄型状态正在形成。这四个指标显示中国早已进入了发展型社会时代。第二个客观原因是中国社会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正在向高等人类发展水平转换。联合国制定的指标中，几个指数加起来平均在0.5 以下，是低水平的国家;如果在0.5-0.8 之间则定义为中等国家;如果在0.8 以上到1 则是高人类发展国家。我国现在处在0.78 左右，即中国正在由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上端向高等人类发展水平下端转换的临界点。高人类发展水平正在向中国走来，这是重大的变革。
主观上有三个原因：民生投入不足、改革成果不能被全民共享、政府提供的服务方式陈旧。比如说在民生投入上，现在世界上18 个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上用在民生的五大支出最低占比56%，挪威、芬兰、瑞典这些社会福利国家的财政支出用到民生上占到70%。我国现在民生投入占整个财政支出比重的30%，也就是说我国用到民生上的钱大体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反过来讲，我们在政府自身上面占的比重很大，为23.5%，所以习总书记上任以后为什么要改革消费、改革国务接待、改革国务出口，就为在这部分挤压一些钱加大对民生投入。
我国这些年来推动的政务信息化，确实在改变政府的管理模式、管理思维、管理手段。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第一，电子政务在解决经济社会中面临的问题方面(特别是解决民生服务)的作用明显不足，体制障碍、应用滞后、各自为战，这些问题相当突出。
第二，以电子政务为依托的民生服务，滞后于电子商务发展以及信息化水平的快速到来。现在是电子商务推着电子政务走，社会电子政务化推动政府电子政务化。电子商务信息化是市场的驱动，而电子政务信息化是行政驱动，行政驱动就有很多行政手段，变革体制很难打通，但电子商务没有这个问题。
第三，政府信息能力、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能力与强大的公众诉求有明显的落差。比如企业、老百姓希望政府办事更便捷、更方便、成本更低、时间更节约，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数据服务，都对我们政务信息化、政务信息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
借助互联网+ 政务服务打造智慧政府
国务院出台了大数据战略以及互联网+政务服务方面的文件，对推动智慧政府的构建提供了新的路径。汪玉凯表示。
第一，互联网+ 政务服务为智慧政府建设提供新契机。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为互联网+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的应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我国的信息社会快速到来，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网络规模，有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用户群(近7 亿)，手机用户达到了12 亿，智能手机接近6.5 亿，无处不在的网络、无处不在的软件、无处不在的计算、无处不在的信息、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以及获取信息的便捷方式。
第二，以简政放权为目标的政府服务为实施互联网+ 政务服务扫清障碍。本届政府就三句话：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行政审批改革为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
第三，五张清单一张网为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用构造条件。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公共服务项目清单、财政专项资金清单，打造一体化公共服务网。大数据为构建互联网+ 政务服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互联网+ 政务服务简单的理解为服务，它的核心要义是要实现管理智能化、服务智慧化。比如很多地方都在推广一门式、一站式服务，国务院文件中提出要实现一窗受理、一号申请、一网通办，要实现一号申请就要有庞大的数据库支撑;如果一个窗口能够受理各个部门的业务，后面就需要一个信息资源共享的大平台，如果没有信息资源共享的大平台是实现不了一窗受理的。
汪玉凯认为，智慧政府的构建要抓好三件事：
第一，构建民生服务系统，提高政府的民生服务能力。要提高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领域，构建跨部分的大型综合应用系统，促进共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全国：要建全国大数据中心，要建全国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公共平台，就能大大提升政府信息能力和公共监管服务能力。
第二，围绕监管服务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要围绕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市场监管、食品药品监管、环境监管、社会监管、诚信监管等重点领域构建监管服务系统。
第三，构建政府约束型系统，提高政府对公权力的制约能力。政府提出没有不受制约的党员，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就通过互联网+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战略的实施来解决我们对公权力约束最大的短板。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在权力监管约束方面构建很多个人系统，这就是智能化的监管、智慧化的服务，这是未来中国智慧政府的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