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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行政化已成为阻碍我国高校全面发展的毒瘤，必须在教育领域全面去除行政化。高校行政化产生的根源有以下三个：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官本位”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被折断的文人风骨。高校去行政化要标本兼治，先从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和建立校长遴选制入手，最后从思想上、制度上彻底去除行政化。
论文关键词：高校行政化 本质及危害 去行政化路径
一、高校行政化的本质及危害
一直以来，对于何为高校行政化这一问题众说纷纭。通常认为，高校行政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高校管理的行政化，政校不分、管办不分，政府对高校管得过死、过严、过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落实；二是高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从决策、执行到监督，从行政、教学到科研，全部由高校内部的行政官员决定，学术权力虚置，教师和学生的民主参与权成为点缀。
其实，以上对于高校行政化的解释只是一种表象认识，并没有揭示其本质。高校行政化的本质是高校的官僚化。行政化不同于行政，行政是指对社会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其追求的是高效地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行政化则是指一切事务的运行都以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为准则，以命令和服从为本位，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以专制和独裁为目标，不顾高校自身组织发展规律的固化管理模式。高校行政化的具体表现如下：高校的教学管理团队、行政管理团队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即人员管理的官僚化；高校的行政、学术事务以长官意志为准，不能有不同声音，即事务管理的集权化；人浮于事，会议众多，工作效率低下，遇事推脱，官僚主义盛行。
高校行政化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抑制甚至扼杀学术生产力，行政官员（包括校内、校外，校级和中层）制定学术评价标准后自己负责评价，导致学术团队只能迎合行政团队，出现了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的现象，在社会科学领域假话、空话、套话流行。二是在这样的教学氛围下难以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试想如果学者们时刻想的是如何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或者如何去争取另一顶乌纱，他们怎么能教育好下一代？又能教育出什么样的学生呢？
二、高校行政化的成因探析
笔者认为，高校行政化的根源主要有以下三个。
1.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
学者们在论述高校行政化时，经常对高校的权力构成进行二元划分，即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事实上，他们疏漏了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的代表是执政党。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因而在高校真正的决策者是党委，校长只是决策的执行者。目前，在我国高校党政是不分的，校长一般是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一般都是党委成员。在院系中，院长（系主任）、副院长（系副主任）也是党总支成员。党委书记、校长、副校长都由上级部门任命，院系领导由校党委任命，下面的处长、科长由院系领导任命；至于说民主测评、竞聘上岗，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集权管理体制，同时形成了以书记、校长为顶级的一个金字塔官僚层级。官员们只对上负责，唯长官意志是从。他们不仅掌握了学校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而且通过掌握的校内外资源控制学术权力，由此逐步形成了高校独立的利益阶层，而且这个阶层的权力运行是缺乏民主监督的。这样的缺乏监督的权力的运行，不滋生行政化、官僚化、腐败化才怪。
2.官本位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
“官本位”是与民本位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其本质是权力本位，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低，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
“官本位”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秦汉以来，我国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从中央到州、郡、县的金字塔般统治机构的建立必定导致“官本位”的产生。 另外，儒教思想教育民众要崇官、敬官和做官，体现了一种“官本位”的价值导向，如“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思想都是官本位价值观的写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全面照搬原苏联的做法，即复制了斯大林模式。在政治体制上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集权管理，官员也是从上到下的任命制；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其结果，一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政事不分，大量设立事业单位，而对事业单位的管理完全依照行政管理的模式，实行准政府模式；三是企事业单位乌纱满天飞，致使企事业单位的官员不是在做事，而是在做官。
我国正在全面进行体制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官员选拔制度、官员监督制度等尚没有明显的改进。官本位的气息笼罩着整个社会，高校当然不能置身其外而独善其身，于是出现了“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的现象。试想，学者们争相做官，做官之后，又想保住官位，谁还有余暇做学问、搞教学呢。
3.被折断的文人风骨
文人风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不畏强权、甘于清贫、追求真理的精神。然而，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满清的文字狱，中国古代的士，要么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要么成了集权统治的维护者和受益人，士文化精神随之消亡。
清末以来，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到廖仲恺、闻一多，再到李大钊、鲁迅等，他们都是中华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具有优秀的文化品质，而且有着敢于牺牲、追求真理的铮铮铁骨，从他们身上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已经逝去的文人风骨。然而，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历次的政治运动也使他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十年浩劫，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如今，在官位的诱惑下，学者们的脊梁已经弯曲，开始仰视官员。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何以出大师、何以复兴中华文化、何以培养下一代？"
三、高校去行政化的路径选择
高校去除行政化，必须选择标本兼治的路径。
1.治标
第一，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行政级别是高校行政化的载体。我国高校在级别上分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等，相应的高校的书记、校长就是副部级、厅级、副厅级官员。只要高校的行政级别仍存在，高校去行政化就无法深入开展。因此，首先要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同时取消高校校级领导、中层干部、基层干部的行政级别。有位大学校长是这样说的，“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不是我非要有级别，而是别人怎么看待我的问题，如果去找政府谈事情，是科长、处长还是市长来接待？这个是不一样的”。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大学校长有没有级别根本不重要，国外多数国家的大学校长是没有行政级别的，我国过去也没有。因为你本身就是学者、教育家、大学校长，这些就足以让人仰视了！如果非要有行政级别才能体现自身价值，那么就说明社会是不尊重知识的。
第二，建立高校校长遴选制。高校校长是高校的CEO，理应为促进高校的发展服务。然而，我国高校的校长、副校长都是由政府来任命的。他们只对任命自己的上级负责，对学校其他同志是不必负责的。在此学校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换到彼学校，或者到政府机关任职，只要上级满意就万事大吉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废除校长任命制，建立校长遴选制。应由高校、政府、社会三方按比例组成遴选委员会，向社会公开招聘大学校长。值得注意的是，在遴选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高校一方应占较高的比例；如果选任的校长在任期内不能正当履行职责，遴选委员会有权随时对其进行解聘，并重新进行选聘。
2.治本
要根治高校行政化问题，关键是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要树立为高校服务、为教学科研服务的理念
政府要树立为高校发展服务的理念。高校应树立为教学、科研、教师、学生服务的理念，不能再出现教授被科长们指挥得满院跑的情况。
（2）从体制上要厘清三个关系
其一是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我国公立高校是政府投资举办的，因而出现了政府审批项目过多、政府管得过细、管办不分等问题。为此应设立不同级别、分区的高校投资委员会，可以吸纳社会投资，统筹安排全国或者全省的高校投资问题。一方面可以与政府审批脱钩，另一方面可以增强社会办学的活力。政府的角色，既是投资者，又是高校发展的引领者，同时还是高校建设的监督者。有一点要注意，教学评估虽然是政府监督高校教学水平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是应依据学校性质和地域差异制定相应的量化标准。否则，只能是造假成风，千校一面，最终的受益者只能是某些政府官员和评估专家。
其二是大学理事会与党委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必然要求。但党委在高校不能包办一切，不应党政不分，也不能党学（术）不分。坚持党的领导是指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而不是党委包办。关于这一点，南方科技大学的做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即高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大学理事会，党委成员是理事会的必然成员，大学理事会组成人员超过半数是教授。
其三是高校内部学术与行政的关系。教学与科研是高校的核心，行政系统理应为教学科研服务。而现状却恰恰相反，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很多属于建议性机构，甚至是虚设的。具体表现为：1）学术委员会成员由教授组成，但是他们的提案只能作为建议；2）学术委员会由校长、院长把持，普通教授虽然忝为其列，但只是点缀。在教师招聘、职称评聘等事务上，学术委员会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最后都是由校长办公会或者党委会决定的。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必须彻底改变，要树立以学术（教学与科研）为中心的理念，行政管理应为教研服务，并建立与之配套的制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