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会计团体咨询委员会（CCAB）主席曾说：“管理较好的组织都认识到内部审计对于确保好的公司治理是很重要的。内部审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不但能帮助经理人管理经营，而且能控制他们取得成功要遭受的风险。……不管是商业部门或公共部门，不管是大型或小型公司，决策制定者都应该充分理解通过内部审计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还应该知道如何通过内部审计服务获得价值最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竟争的日益激烈，使得企业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管理当局需要内部审计控制这些风险，确保其保持在可接受水平。内部审计的工作重心开始向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转移。1999年6月，IIA对内部审计进行了重新定义，内部审计的工作内容从最初“审查财务、会计和其他经营活动”到现在“对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程序进行评估和改善”，工作范围从公司具体部门扩展到公司整体，目标从“为管理提供保护性和建设性服务，处理财务与会计问题”发展为“为组织增加价值并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和“帮助组织实现它的目标”，这让内部审计的价值再一次得到提升。
Goodwin和Scow（2002）在研究公司治理机制对防范和侦查内部控制缺陷、财务报告欺诈和舞弊方面的作用时，运用两个假定的案例分别对新加坡的外部审计师和上市公司董事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内部审计职能的存在有助于公司加强控制、防错纠弊。James（2003）认为存在严重代理问题的公司或以前曾发生错弊的公司通过向公司外部投资者传递有关内部审计改进和完善的信息时，可以增强投资者信心，从中获益。不过Davidson等（2005）在考察434家澳大利亚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时，没有发现内部审计的设立对盈余管理有显著影响。
在有效防范会计舞弊方面，刘正军（2006）认为内部审计具有外部审计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它通过参与内部控制的设计与修订，使内部控制在建立之时就考虑了各种管理程序对舞弊行为的防御能力；通过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评价，发现存在的控制漏洞，从源头上减少会计舞弊机会；内部审计置身于组织内部对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各方面情况都有详尽的了解和把握，容易觉察组织危险信号；而其本身的存在，对会计舞弊主体更具有威慑作用。
Corama等（2008）考察了设立内部审计的组织是否比未设立内部审计的组织更容易侦查和自行报告舞弊。在研究中，作者首次采用一种独特的对资产错弊进行自我报告的方法，研究数据来自2004年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开展的舞弊调查，研究样本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91个公共和私营组织，内部审计的数据来自舞弊调查中单独向内部审计师发放的调查问卷。研究发现，设立内部审计的组织比没有设立的组织更可能侦查和自我报告舞弊；而且，单纯依赖内审外包的组织没有那些内审部分职能外包的组织更容易侦查和自我报告舞弊。研究结果说明，内部审计通过侦查和自我报告舞弊可以改善组织内部的控制和监督环境，为组织带来价值增值；在组织内部保持内部审计职能比完全进行内审外包更加有效。
程新生等（2007）对我国2003年806家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和财务控制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设立内部审计机构能够较好地促进公司财务控制效果的改善。刘国常和郭慧（2008）从公司盈利状况、信息披露质量、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三个方面，对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和没有强制性要求设立内审部门的深圳主板上市公司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内部审计改善公司治理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于内部审计治理效应的研究关注点各有不同，表面上看是百家争鸣，实质上可能是受到专业知识或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就某一部分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如Goodwin和Scow（2002）在实证研究中仅仅只把内部审计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存在外包作为自变量，而没有考虑内部审计的其他特征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而且是以外部审计师和董事通过评分方法进行的个人判断结果作为解释变量，主观性较强：再如James（2003）的文章是以事先设定的案例只针对银行信贷部人员进行调查，其调查方法的现实性、调查对象的范围都存在局限性；还有Davidson等（2005）对内部审计的关注局限于存在与否，而没有更进一步检验内部审计的具体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而Zain等（2006）的不足之处在于模型所用数据全部来自对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调查，主观性较强，降低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
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所说，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是由他所接触到有关该问题的信息的内容和强度所决定的。由于内部审计刚刚登上公司治理的舞台，研究者对内部审计治理效应的认识并不是十分清晰，就如同盲人摸象，每个人都紧紧地抓住它的某一部分，同时又由于某种局限认识不到或不能认识其余的部分，因而只能选取其感兴趣的片段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