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对语言、文化、社会、语境和认知的不同观点，比较了国外话语分析的语言学和社会学路径，讨论当代话语分析的主题，即多模态话语、多声话语、语篇和语境、跨文化分析，最后探索话语分析在帮助应用语言学家方面发挥的作用，以期对当代话语分析理论和实践有所启示。
关键词：路径；主题；国外当代话语分析
Abstract： Based on different views of language， culture， society， context and cognition， this paper compares linguistic and social approaches abroad to discourse analysis and explores the themes in contemporary discourse analysis， such as multi-modal texts， multi-voiced texts， text and context， and intercultural analysis. Moreover，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discourse analysis on helping applied linguists so as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discourse analysis.
Key words：approaches； themes； contemporary discourse analysis abroad
话语分析就是要更加深入地思考话语的意义，以便使我们成为更好的、更加人性的人，使这个世界成为更好的、更加人性的地方[1]xii。食品包装或路标上的文本、图片，朋友或陌生人之间的寒暄，电子邮件，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学术期刊，专业时事通讯和网站等等，都属于话语。话语分析探索在真实场景中，什么样的话语是正常的或者非正常的，以及在这些场景中，按照惯例可以被接受的或者不能被接受的话语部分。
从语言学或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话语分析者认为语言是话语的组成成分、大脑是语言的终极所在地；他们描述语境化的语言使用，解释在大脑中话语是怎样被加工的。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话语分析者不仅仅关注话语的表达方面，还试图解释如何通过话语来创造和建构思维、个体、以及特定群体和特定文化的成员[2]131-138。
这些话语分析路径一般都研究语言、思维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采取何种话语分析方法，取决于客户提出的问题和有待分析的话语类型。没有哪一种分析路径一定优于其他路径，任何一种分析路径其本身都不是目的――所有的分析路径都是我们解决客户面临的实际语言问题的工具。
把话语分析路径分割成相互独立的几部分，似乎暗示出各种分析路径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事实上，这些分析路径可以彼此融合，以适应应用语言学家的具体需求。例如，人类学家Bronislaw Malinowski早期通过话语研究社会关系管理时，观察到谈话的意义依照语境而定；通过分析寒暄语（Phatic communion），他表明这些惯例性话语的可预测模式有助于创造说话人之间的积极感情――这并不是因为寒暄语的表面意义，而是因为这些话语所做的事情[3]。通过填充沉默、开始和结束新话题，话语的意义由产生话语的语境创造出来。改变语境可以改变话语的意义，例如，超市门口站立的礼仪小姐，虽然对顾客说“祝您购物愉快”，却遭到了顾客的嘲笑。顾客认为礼仪小姐使用这一习惯性话语的企图是建立社会纽带，因而拒绝把寒暄语用于商业目的。每一种语境都与众不同，所有的语境都有自身的话语意义。社会语言学家应该采取解决问题的姿态，并保持对语境和话语的敏感性。
一、语言学路径
（一） 语料库语言学
语料库语言学家积累的大量语料，一般代表某种语言变体、某种体裁或某种语言使用者。通过标记文本特征和借助搜索引擎来检索这些标记文本，语料库语言学家旨在探索：某种语言使用特征与语境因素（包括语言变体、体裁或语言使用者类型）在多大程度上紧密相关。通过计算某种语言特征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试图揭示典型的语言模式，概括与语料库相似的文本甚至是整个语言的特征。例如：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发现有些英语学习者过度使用了形容词修饰语“very”和笼统词“people”、“thing”[4-5]；有些英语学习者未充分使用“perhaps”、“possibly”之类的模糊语[6]127-150。
Widdowson等应用语言学家质疑将语料库语言学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性[7]1，3-5；而Baker等研究者则认为，语料库语言学既研究微观的语言结构，又从宏观方面研究语言在社会文化进程中的作用，是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一种工具[8]。
语料库语言学还用于研究作为通用语的英语，Seidhofer等学者试图揭示通用语话语的核心语法和词汇，而不考虑背景和话语参加者[9]133-158。Canagarajah等学者建议采用人种志路径分析通用语话语，强调对具体语境敏感的方法的重要性[10]923-939。
（二）言语行为理论
哲学家J. L. Austin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为理解说话人、听话人、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关系确立了理论框架。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及以言取效，就是话语实施的行为[11]。语言不仅可以交流思想，还可以依赖活动参与者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改变现实。Myers探索语言在公众舆论中的作用时指出，言语行为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核电站附近居民的评论。他们告诉政府委派来的负责处理核废物的采访者，一方面，尽管距离核电站很近，他们仍然觉得安全；另一方面，他们不希望核废物丢弃到家门口。这些看似矛盾的话语表明：对一个人或机构信任的话语能够以言取效，对听者产生效果，如让核电站和政府管理者意识到他们有义务确保公众的安全[12]4，527-544。言语行为理论帮助我们解释其他数据收集方法（如不依赖于语境的调查）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 （三）伯明翰学派
早期话语分析研究中，应用语言学家John Sinclair和Malcolm Coulthard描述课堂话语，指出典型的课堂话语模式为“诱导交换式（eliciting exchange）”：由提问-回答-反馈（IRF/E）三个步骤构成[13]。伯明翰学派话语分析路径在提高教师话语意识方面功不可没，但其缺点也十分明显，如提问、回答和反馈三个步骤与言语行为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其缺点还包括过分概括、缺乏语境敏感性等[14]。
（四）系统功能语言学
吸取语言学家J. R. Firth和Dell Hymes的研究经验，M.A.K. Halliday认为，语言的结构选择最终源于话语使用语境中的语言服务功能[15-16]。Halliday的语域观包含三个社会变量：语场（field：发生什么事情？话语完成的社会行为本质是什么）、语旨（tenor：话语参与者临时或永久性的地位和作用）和语式（mode：话语发挥了什么作用？口语还是书面语？修辞模式是劝说、教诲还是说明？）。
Halliday用来识别语言功能的语义框架也包括三个范畴：概念功能（如何表达语义内容？）、人际功能（怎样交流或商讨语义内容？）和语境功能（怎样在语境中构建语义内容？）[16]。
功能语言学的功能路径属于一种话语和语境密不可分的意义理论。以上两种理论框架探索社会语境与语言功能之间的关系，关注话语语场特征激活的体验意义、话语语旨特征激活的人际意义和话语语式激活的篇章意义。
（五）交际民族志
话语分析的交际民族志路径属于社会语言学传统，与Hymes的研究紧密相关；Hymes延伸了Chomsky的语言能力/行为模式，提出交际能力构念（communicative competence）[17]。交际能力是指：具备这样的知识，能判定特定社区或群体认为话语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语法规则，在社交上适宜，在认知上可行，在实践中是可观察到的。Hall， Smith & Wicaksonon认为交际能力包括五个方面的能力（见图1）：
应用语言学家参加到社区的惯常活动中，通过仔细观察，使用交际民族志路径来理解特定社区或群体的话语。这个社区可以是法庭成员、一个家庭、在线讨论组成员、单位的一个部门或团队、教室里的教师或学生。Duff用交际人种志路径分析香港高中课堂话语，发现教师鼓励学生尊重彼此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差异时，话语中的自相矛盾和紧张气氛[19]3，289-322。
（六）交往社会语言学
吸取Erving Goffman[20]的经验，Hymes的亲密同事，人类学语言学家John Gumperz[21]建立了交往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跨文化交际和误解，表明对话语的理解依赖于我们对语境化线索（contextualization cues）的观察和评估。语境化线索包括语调、语速、韵律、停顿、词汇和句法的选择、非言语信号等。通过研究母语不同的交往者如何采用不同的交往策略，Gumperz调整和拓展了Hymes的人种志框架。例如，英国上司认为新雇用的南亚机场餐饮雇员乖戾无礼，而且不善合作。对这些雇员的观察表明：他们与同事少有交谈；即便交谈，他们的发音也被认为是消极负面的。因为给客人提供食物时，他们不是用显得友好客气的升调，而是使用降调。事实上，这些雇员并非真的想表现出粗鲁无理，他们是被误解了。他们把这种误解解读成对他们民族身份的反应。Gumperz建议这些雇员应该学习一些特定语境中交际问题的自我诊断策略。
（七）对比修辞
对比语言学家认为文化决定思维方式，存在与此相关的特定书写模式。基于这种假设，他们比较不同话语的组织方式和结构。Robert Kaplan[22]1-20认为不同语言的话语组织方式不同，例如，西欧语是线性的、等级的组织模式；而东方语言是螺旋状模式。Kaplan遭到了以下几方面的批评（包括自己对自己的批评）：
1）研究方法（Kaplan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在美国学英语学生的习作）；
2）对某种文化的口语和书面语做了的简单化概括，对文化的概念发展不足；
3）把写作看作产品，是而不是过程；
4）暗示别的文化应该学会避免糟糕的写作；
5）合并了思维模式和写作组织方式；
6）使用段落，而不是整个篇章作为分析单位；
7）缺乏对各种语言不同体裁的写作风格的关注；
8）没有关注作者写作时在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穿梭。
尽管面临种种批评，教授学术写作和商务写作的应用语言学家还是认为分析对比修辞颇有裨益。如Kong[23]103-141分析香港英语外贸函电时发现，与母语为英语的作者相比，母语为汉语的作者倾向于推迟证实他们的请求信。
（八）认知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的认知路径，参照语言使用者进行话语活动（产出和理解语言）时在大脑中激活和建构的知识图式和记忆结构，来描述语言的使用。话语加工是心理语言学的重要话题，通过技术手段，例如测量说话中的停顿时间或阅读时的目光追踪，实时跟踪语言使用的认知事件。但是，话语分析的认知路径存在不足，在哲学角度、认识论角度、方法学角度、甚至是意识形态上，认知路径与特定的语言使用者在真实语境中使用语言实情不符。
Teun van Dijk提供的认知话语分析路径，表明认知路径与社会学路径的重叠，认为认知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包括像信念、情感、评价和目标这样的记忆结构和心理表征；他把认知与社会相关联，把话语定义为人与人之间在某个具体语境的面对面交往，以及群体的总体社会和政治组织和他们之间的关系。Teun van Dijk认为通过使用“权力”、“自由”、“个人”之类的词汇，作者把自己的新自由主义与读者积极的政治社会目标这样的心智模型联系起来[24]95-120。这样的例子表明，利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工具，个人的大脑最终成为创造意义和话语效果的场所，这也为与批判性话语分析建立联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二、社会学路径
（一）会话分析
会话分析源于民俗方法论，研究医患之间、自杀预防中心、商务会议、体检或课堂上普通的会话片段，旨在表明组织话语的复杂方式和社会偏好的交往模式，包括：话轮转换、开始和结束交往、介绍和改变话题、处理误解、说出坏消息、同意或不同意、通过提问诱导回答等。Gardner研究了一位语音患儿母亲与语言障碍矫正医师之间的会话，发现母亲用很多话轮处理问题词汇，却让孩子产生了不曾料想的新错误；Gardner建议，母亲需要减少每一个问题词汇的话轮次数，增加有利于孩子进步的正面干预[25]。
（二）话语心理学
心理学的认知传统把话语当作是人们思维、信念、感情和需求的反映。与此对照，话语心理学家认为话语建构了这些感情和态度。例如，我们判定某个人害羞、傲慢、开心、健忘时，话语心理学家认为，这种判断是基于这个人在与他人交往的具体情境中是如何表达自我的。心理学家的传统做法是调查人们的态度、信念和情感；话语心理学家则利用录音、转写和对实际描述的详细分析，观察话语，强调变化性和不一致性。如，讨论课堂外语学习动机时，传统研究者一般把动机看作是反映内在心理状态的个人现象；话语心理学家则强调学生和教师如何通过活动和话语展现出动机。
话语心理学学科源于社会学，以会话分析、批判性话语分析和言语行为理论为典型的分析方法[26]3，339-360。
（三）批判性话语分析
批判性话语分析揭露社会和政治不公平现象，揭示话语在产生、描述和解决社会问题，获得和使用权力，以及为改变和维持现状辩护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例如，我们是怎样形成对社会和客观世界的信念的？这些信念是怎样随着时间、地点的改变而变化的？话语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怎样才能避免这些不利？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来源广泛，包括社会学、文学批评、语言学，还受到Halliday系统功能理论的影响[27]。批判性话语分析课题有性别、种族、身份、政治和媒介话语；研究设计包括小型的定性案例分析和通过人种志路径的实地考察收集大量数据等[28]。 批判性话语分析也用于分析现实世界的语言问题，如Blommaert分析了非洲难民和比利时移民官员的话语，发现由于面试官员和被试者对于面试语言不太熟悉，引起了不连贯、不相关、不值得信任之类的判断[29]。
尝试区别不同的话语分析路径，可能会使这些路径显得彼此割裂。实际上，有些路径在理论和实践上比较相似。任何一种路径都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不同分析者在不同时期使用这些路径时，都会有略微的差别。这就使应用语言学家面临一种挑战，他们必须明确自己选择的话语分析路径是基于对于语言、认知和社会的何种假设建立的。
三、当代话语分析主题
（一）多模态话语
图书上印刷字体的大小、章节、小标题、引文、词汇表、插图、封面设计、封底图书内容简介、出版社的商标等信息会告诉我们这是一本权威的学术书还是消遣性读物。还有些图片丰富的文本几乎不用文字，信息主要由图像传递。
Piety认为，既是认知的、又是社会的话语分析路径有助于语言专业人士进行音频记录，给戏剧、电影、电视节目的场景插入声音，帮助视力障碍者[30]453-469。多模态话语可以使用各种交流意义的手段，如日常物品的设计、雕塑、静止的或移动的图像、声音等。
有些通过听觉渠道到达公众的话语起初是以书面形式准备的，如老师的授课计划。有的作为书面语被保存下来了，如瑞士语言学家Saussure的授课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在他去世后由学生于1916年出版。交流技术的现代化发展创造了多模态话语，将口语书面语形式同音乐、图像和别的非语言因素结合。在互联网上检索甘地演说，会得到典型的多模态话语例子，我们可以同时听甘地演讲、读演讲文字、看甘地的照片和海报、听导入的背景音乐等――这些都出现在一个话语中。数字化技术推动我们重新思考多模态与话语意义之间的联系。
（二）多声话语
不止于一种符号系统，话语方式可以多重构建，包括利用其他话语的语言和特征。例如，像甘地视频那样的多模态话语就包括与不同模态相关的不同声音。我们看到，伴随甘地演说的是：英国和美国最近限制自由的图片，包括照片、报纸标题新闻、电影剪辑、海报和演说文字等。甘地说“我们没有秘密”时，伴随图像是1元美钞上共济会标志的特写镜头。甘地在演说中抗议针对南非印度人采指纹，伴随影像是英国的新身份证、美国的社会保障卡和二战期间纳粹士兵检查身份文件的画面。
Bakhtin[31]的杂语性、多声性话语理论（heteroglossia）认为话语不可能是由作者意图确定的简单的、固定的、自我封闭的意义。话语中词汇结合的方式与文化产出和接受的条件相关。因此，话语的意义取决于话语潜在读者和听者的众多理解、价值观、社会话语、文化规范等。Bakhtin认为所有口语和书面语都反映出说者和写作者体验的其他话语以及阐释话语的方式。话语分析者应追踪话语不同体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阐释，以及相关的价值观念、假设和效果。对话语的理解需要关注语言对身份、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创造性建构[32，33]4，497-517。
（三）语篇和语境
语境至少包括产出和解释话语时语言的、空间的、时间的、地理的、人际的、意识形态的维度，这些维度同时存在。在特定的分析中，有些维度处于凸显的前景位置，有些则不太被关注。
James Gee把语篇与语境的关系描述为“反射的”，意义由这两者间的交互来构建。介绍关于语言和语境的论文集时，Alessandro Duranti和Charles Goodwin声称尽管很难给语境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这丝毫不影响研究语境的动力[34]1-9。Duranti和Goodwin采用交互性的观念，建议把参与者构建和操纵的话语作为他们参与的活动的构成性特征；语境被看作是以交互性的方式构成的实践模式（mode of praxis）[34]1-9。把话语作为实践研究的最凸显语境，话语就是那些不同文化参与者交往的语境。 （四）跨文化分析
文化和语言因素，会造成跨文化交际中频繁出现的困难[35]。
批判性话语分析路径认为交际不是文化的产物，而机构的产物。这个机构管理人们的生活、并把意识形态强加给说话人。
交往路径关注话语实例特征，表明文化是在社会交往中创造的。这些话语实例特征包括：语言和语言变体的选择、话题管理、修复策略的使用和避免、引出偏好、使用音位特征强调某些信息等。
社会心理学路径的因果关系可以描述为――从文化到语言：因为文化，我们以特定的方式交流，例如，课堂上中国学生几乎不开口，而意大利学生却说个不停。不过，研究法律语言可以观察到因果关系的另一面――从语言到文化，上诉人的话语决定其思维的文化模式；再如，Mertz发现一项要求移民说英语的政策基于以下假设：移民英语流利决定了其理解美国政治概念的能力[36]。
应用语言学家意识到有很多分析跨文化话语的路径，所采用的各种分析路径都会产生特定的问题。其实，跨文化交际也属于一般的交际，不同群体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是存在差别的，但是不应该夸大这些差别对交际的影响。与其逐条列出这些差异，不如探索如何利用这些差别、谁会因为这些差别受益。成功的交流，并不是依赖语言和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是有赖于交际各方愿意倾听和协商。
四、话语分析实践应用
应用语言学家通过收集分析的语言数据，准确描述语言如何影响了客户的生活。客户有时得益于为应用语言学家设计的种种干涉。有时这些干涉会从根本上改变客户和他人对所处情境的理解。对语言使用的规定性干涉中，非标准群体和行为被看作是低级的；描述性干涉描述客户对语言的使用；批判性干涉揭露客户受到的歧视；交往性干涉表明在具体的使用话语的语境中，语言问题是如何在局部产生的。
在研究外语教师解决学生错误方面，最近出版的研究一般使用批判性话语分析路径和语料库语言学路径。Coffin和O’Halloran认为报纸上的报导，通过给读者定位，用话语让读者产生对政治事件的具体反映[37]。教师可以用相似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收集自己或别的教师对学生的作文所做的修改，分析这些修改稿是如何给学生定位的，如把学生定位为学语言的新手，还没有权力或能力创造性地表达自我。
Coffin和O’Halloran成功地融合了批判性话语分析路径和语料库语言学路径[37]。一方面，有些分析路径对于语言、文化、语境、身份、权力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另一方面，使用多种路径分析话语有利于看到语言问题的多个方面，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应用语言学家最好组成团队，通过讨论与协作解决问题。给客户提供的任何解决办法都需要采用行动研究方法[38]，作为观察、分析、反思、行动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仔细评估。
话语分析并不是解决话语问题的唯一路径[39]94-95，很多语言问题也需要借助别的分析工具，例如分析语音时可以使用声谱图。话语分析，像其他定性分析一样，通常处理比较短的话语，其代表性还有待进一步确定。即使是设计合理的定量分析，也会过分简化社会差异和社会变化的复杂过程。即便如此，使用较大的数据库的定量分析方法，还是为应用语言学家所推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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