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立报》以大众媒体的形象充分发挥了党报宣传与监督的作用，它不仅获得了公众青睐，而且对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产生了实际影响。该报的系列建言和切实监督正是特殊媒体的价值体现，从而为党报的正确定位与功能发挥做出了诠释和示范。
【摘 要 题】近代报刊与中国社会
【关 键 词】民立报/南京临时政府/建言/监督
【正 文】
媒体的价值体现于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取决于媒体本身的职责履行。《民立报》对南京临时政府组建的贡献，便反映了媒体的职责履行，体现了报纸的价值所在。
一个世纪来，南京临时政府及《民立报》均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因为前者标志着创举，后者也功勋卓著，为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以往它们似乎无甚关联，上述现象也一直远离我们的视野。习惯以为，当时的政治走势和政权建设完全由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少数精英所取决，舆论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如今，《民立报》有关言论与南京临时政府组建实践俱已成为有案可稽的历史事实，由是媒体舆论与政府组建从未有过的这般契合便引起笔者的注意。《民立报》与南京临时政府组建究竟有何关系，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权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其具体贡献何在？为什么会有如此影响？应该怎样看待它与同盟会的关系？这些历史的问题往往具有现实启迪。问题的讨论无疑有助于对特殊媒体价值实现的思考与认识，这便是其中主要的意义。
一、特殊媒体
《民立报》为特殊媒体，既具党性，又是报纸，有着双重身份，演绎既同又不同的角色。作为党报，它是同盟会的舆论工具。作为报纸，它是一个必须赢得市场的媒体。
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一贯为该报的宗旨。发刊词中就已表示：“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有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而团结日固，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力求为正确之言论机关，而已力虽不逮，不敢不勉。”[3]武昌起义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同样坚持着这一宗旨，为革命之正义，民族之未来，呐喊鼓动，建言献策，尽应有的职责，起应有的作用。
同时《民立报》又是一份党报，承担着同盟会舆论工具的特殊使命，具有不同于一般媒体的革命化、职业化的任务，因此，它能否在职业角色与社会角色找到平衡，正确把握，各尽其职，充分发挥，便成了一道难题。党报在原则、立场上必须与党保持一致，这是基本准则。《民立报》尽到了一份党报的职责，配合组织同盟会发挥了特殊媒体的宣传鼓动作用，完成了孙中山“为革命做好宣传工作”的嘱托。[4](P35)但党报还必须走市场道路，求得公众的认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扩大影响，发挥宣传作用；还必须保持超越的意识，建言监督的职能，因为视角不同，又比较了解社会，因此常能看出入所忽略的问题，从而更好地为党尽责，为民众根本利益服务。
一般而言，媒体的职责与价值，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价值存在于社会认同，体现在市场需求。只有履行了职责，才能赢得本身的价值。一旦偏离应有的职责，公信度就会降低，市场就会失去，而失去了市场和公信度，价值也就大受影响。社会寄予媒体与媒体期待社会是一致性的，媒体只有通过市场才能体现公信度，才能体现存在的价值，而媒体价值的真正实现，就在其如何履行职责本身，市场与公信度，并非钱、权所能真正赢得。《民立报》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便呈现了一种良性互动。前者对后者予以建言，进行监督，后者对前者洗耳恭听，有选择的接受。当然，两者之间比较特殊，都属同盟会的事业范畴，但前者并非一味迎上，后者也虚怀若谷，这种良性的互动，正是体现了党报对党的真正忠诚和对民众的切实负责，体现了当时革命党人的共和意识和民主理念。这便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建言、监督和影响
《民立报》对南京临时政府组建的建言和监督，体现了一个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媒体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执着关怀，反映了其一贯坚持的言论自由精神和民主建国理念。有关的建言和监督，实际针对本党决策层和参与决策的各种政治势力，因为随着革命的进展，统一政权已在酝酿，同盟会及其盟友正在走向南中国的执政。
首先考虑统一政权的，并非同盟会，而是原立宪党人。1911年11月上旬，光复省份渐增，立宪党人开始转向，赞同革命，并暗中筹谋统一政权[5](P1049-1050)。这时，《民立报》同仁也对未来有所意识，于是该月8日刊登“共和建设”征文通知，希冀社会方方面面建言献策，“条陈将来种种进行之必要，及共和建设之原则方法”，并附“当选者第一名赠银一千元，第二名赠银五十元，第三名赠银十元”的承诺。[6]
11月9日，有关政权建设的第一篇社论《共和政体论》发表，认为未来的国家必须“基于平权学说之原则，人人公权平等，而不容一部分一阶级之人享有特权”，而“共和政体者，今世界上最合于理论之政体也”，故“建立民国”，是时代赋予的责任。[7]
翌日，社论《论共和国之秩序》发表，强调政权建设过程中的法制建设和执政者的奉公意识。社论说，今日之革命，“乃所以破坏人为秩序而回复天然秩序也”。“人为秩序，乃不稳定者，须以野蛮之暴力维持之，否则瓦解。自然秩序，乃稳定者，每一公民自由选择其职务。其一国之首领，不过执行全体之公意”，“其法律及政府，皆公意发表之具，其军队即人民”。“今为吾中国建立共和之初期”，必须牢记卢梭的话，“卢骚之言曰：共和国之所最忌者为谋私益而害公事。窃愿职事讲公，三复斯言”。[8]
两篇社论还是宏观型的，强调的是大原则，在11月11日以后，言论渐趋具体，建言监督的色彩开始浓烈。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关于设“联合机关”组建临时政府。该报认为目前光复各省互不统属，故应尽快设立“联合机关”，“为将来合众共和之准备”，此项准备，“诚不可缓也”。[14]徐血儿11月11日的此项建议，属同盟会内最早提出。
关于速组临时政府及推定总统、设定地点。前者先后有文章近10篇，为该报的主要建言。11月15日社论认为，如今时机已经成熟，“不可不速谋临时政府之建设”，“以代旧政府”。而新政府之组建，“当以武汉为主体，由共和党（即前此之所谓革命党）推举临时总统，由总统自组织临时内阁”。“共和党人数十年惨淡经营，捐身命，弃财产，以争自由，谋共和。今尚战争方酣，大局未定，临时总统其党人首领最负人望者为之，乃能收拾人心，平定全局。今其党人大半萃于武汉，故组织临时政府一事，当以武汉决之，而各省民政府赞认之，此为唯一之正当安全办法。至于由全国公意选举总统，决定宪法，此皆大局平定后之事也”。此中意思非常明确，一临时政府设在武汉，二临时总统由同盟会推举，则其“首领最负人望者”担任。所谓“首领最负人望者”，实指时在武汉指挥作战的黄兴。社论还呼吁“已独立之各省，勿忘武汉为此次革命之主体，万事取公，同之行动，以免他日分崩离析之祸”。[15]十天后的一篇社论，再次强调组建统一政府以便“统合”力量的重要性。指出如今之势，如“不速推举临时总统，使众心爱戴，一意进行，则恐稍受挫折，便尔瓦解”。因此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必须“急速进行”，要“急速进行”，必须“联合各省协力并进”，要“联合各省协力并进”，必须“有统一之机关”。[16]
11月底之后，有两件大事影响了《民立报》的建言与监督，一是汉口、汉阳失陷，一是孙中山归国。该阶段由于革命大潮的不断高涨，南北矛盾突出，一些涉及未来政权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因此《民立报》的观点也变得愈加直白，建言和监督的力度进一步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