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导时代的终结
35年前，德国人的平均富裕程度是中国的15倍，而今天这一差距已不足3倍。回溯至1980年，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份额仅为2.2%，是德国的1/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16年，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份额将达到18%，6倍于德国。事实上若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将在这一年赶超霸主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至于若以美元计算，中国何时能超越美国，则要视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而定。但很少有人（至少在中国）会认为美元能够在可预见的未来走强。 西方的“撒手锏” 在本书中，我提出西方之所以能在1500年后崛起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要归因于一系列的体制革新，我将此称为“撒手锏”。 1.竞争。欧洲的政治处于割据状态，形成多个君主制国家或共和制国家，其内部又分割为多个相互竞争的集团，现代商业集团便发轫于此。 2. 科学革命。17世纪，数学、天文学、 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所有重大突破均发生在西欧。 3. 法治和代议制政府。这一最优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于英语国家，它以私有财产权以及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着财产所有者的立法机构为基础。 5. 消费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以棉纺织品为发端，涌现出大量提高生产力的先进技术，同时对物美价廉的商品的需求也随之扩大。 6. 工作伦理。西方人最早将更广泛而密集的劳动和更高的储蓄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 几百年来，这些撒手锏为欧洲或派生的北美及澳大利亚所独享。西方人不仅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富有，而且在体格上更高大，更健康和长寿，他们也变得更为强大。自日本开始，非西方国家相继效仿搬用这些撒手锏。东西方差距之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缩小，尤其是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开始崛起，其中一半原因便是因为这些国家成功地借鉴了西方经验，而另一半原因则是西方国家自己却在逐渐摒弃这些成功的秘诀。 法治的情况又怎样呢？许多美国人仍坚信他们的法律体系最为健全，认为它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企业家、投资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但是最近的世界经济论坛执行意见调查的结果显示并非如此。下表选取了衡量政府效能的16个标准，着重考量法治方面的成效，它囊括了从私有财产权保障到腐败监管以及有组织犯罪的防范控制等各方面。 鉴于这种评分和排名是通过调查得出的，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它存在主观偏差。但中国商人对其本国政治家的评价比美国人对其本国政治家的评价更高却是事实，对此美国是应引起重视，还是付之一笑？事实上，另一些研究机构通过其他方法在 对各国法治进行考量后，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近期传统基金会就财产权保障方面对各国进行评测，美国在总分100分的分制下得到85分，中国为20分。但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均得到90分，高出美国5分。在抵制腐败方面，美国得到75分，远高于中国（36分），但再次落后于中国香港（82分）和新加坡（92分）。 科学情况怎样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东盛西衰的趋势仍在延续。如果以授予国际专利的数量衡量（必须承认这一衡量标准并不完美），西方的优势正遭受侵蚀。中国已然在2009年超过了德国。 最后说到竞争，正是这个撒手锏将四方割据的西方国家推向了与中央集权制的封建中华帝国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幸运的是世界经济论坛在过去30多年中，每年都会对全球竞争性进行一次综合调查。自该机构在2004年采用现行的测评方法后，美国的竞争性平均分值从5.82降为5.43，为发达国家中跌幅最大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的分值则从4.29跃至4.90。 即使在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去世之后，许多美国人依然相信未来的世界格局仍如同iPhone：“加州设计”与“中国组装”。他们错了。西方的主导地位将终结于我们这个时代。它的终结不仅仅是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终于学会使用西方的撒手锏，也是因为西方未能弘扬这些撒手锏，甚至已将其舍弃。 来自中国的挑战和争论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经济挑战不仅仅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根据某些评论家的说法，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角逐也是两种模型的较量：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战。 “华盛顿共识”是为了促成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新兴市场实现经济转轨而设计的十项经济政策，包括：加强财政纪律，压缩甚至消灭财政赤字；扩大税基，降低边际税率；实施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实施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当亚洲经济遭受1997~1998年金融危机重创时，美国评论家纷纷对遭受重创国家“裙带资本主义”的缺陷表示哀叹。 今天，美国在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也由此改变。2008~2009年金融市场的崩溃，不仅暴露了资本主义体制根本性的脆弱，中国在抵抗华尔街内爆余波时所展现的强大力量也暗示着是时候拥抱新的“北京共识”了。 在许多方面这都是一场关于中国的争论。布雷默自己也写道，“中国掌握着关键”。然而将中国近期取得的经济成就都归因于国家的力量而排除市场的作用是否切实呢？这要取决于你来到的是中国的什么地方。比如在上海和重庆，中央政府的影响较大。而在温州，它那种以企业和市场为导向的活跃的经济不亚于我去过的其他任何地方。 事实上，世界大多数国家对经济均有所干预，只是在干预的强度上和广度上有所不同。 让我们首先问一个可以用经验数据作答的简单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最高，而哪个国家又最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各国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些极端的国家，比如东帝汶和伊拉克，它们的政府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而另一些国家，比如孟加拉国、危地马拉和缅甸，它们的政府支出比例则低得匪夷所思。忽略这些极端的例子，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 若考察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水平，即剔除转移性支出或投资支出、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果。再次忽略一些极端例子，作为购买者，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政府仍是欧洲国家：丹麦（27%）远高于德国（18%），美国为17%，中国内地则为13%，中国香港地区为8%，中国澳门地区为7%。 中国唯一超过西方国家的方面是公共部门固定资本的巨大比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中国这一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1%，为该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它反映出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中国政府仍起着主导地位。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支出的相应比例微乎其微，在西方，政府更像一个挥霍者而非投资者，它们以借贷来购买商品和劳务。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当今世界政府和经济关系的变化，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地将某经济体归结为“国家干预”。我们这个时代并非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与市场资本主义的美国，以及夹在中间的欧洲三者之间分出高下，而是需要考虑如何在重于财富创造的经济体制和重于财富调控、再分配的政治体制两者之间找到适合的平衡点，并最大程度地杜绝寻租行为，即各式各样的“腐败”现象，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交汇处相当容易滋生这种行为。 中国自身将面临的挑战 然而本书并非确定无疑地宣告中国的世纪即将来临，相反，我始终认为中国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为本书作序之前，我用了3周时间游览了中国，这也是我5年来第五次来到中国。除去在北京的几日，我避开了西方游客偏爱的观光点。我去了延安，在那里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确立了他在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我去了秦始皇陵，这位始皇帝在2000多年前将中国铸造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我去了有火炉之称的重庆，这座位于长江上游的特大城市正在高速发展。我去了尘土飞扬的湖南长沙，我还去 了闷热的安徽合肥，我甚至在璧山的旅舍中度过了一晚，这是安徽南部一个僻静的乡村，时间似乎在这里停顿了百年。 然而璧山只是个例外。除此之外我所经过的地方，放眼看去，四处充斥着城市住宅房地产投资过热的迹象。每个城市的城郊都林立着正在施工的公寓楼群。这些建筑是中国应对西方金融危机时遗留下的后果。在2008年9月后的数月中，美国金融体系摇摇欲坠，中国国内的银行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放出贷款。最大的借款人便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当地政府。由于通货膨胀率高于银行存款标准利率，中国日渐庞大的中产阶级便被吸引到房地产热潮中。人们在已经拥有一套或数套住房的情况下仍购买新公寓作为投资，甚至在入住前就转手卖出赚取差价。 此外，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在未来数十年中，中国会愈加痛苦地发现这种原料的供给刚性将严重制约它的发展。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调查，每5名男性青年中会有一名单身。在20~39岁的年龄层中，男性将比女性多出2 200万人。问题是如此巨大的男性剩余人口将产生怎样的后果。根据德国学者贡纳尔·海因索恩的研究，欧洲在1500年后的帝国扩张就是男性“青年膨胀”的结果。日本在1914年后的帝国扩张也是类似的青年膨胀所导致的。 中美两个巨人的关系 40年前，理查德·尼克松比其他多数人更早地察觉到中国的巨大潜能。他在深思后说：“你可以静想一下，假如任何一个体制健全的政府能够控制中国大陆，天哪，那世上就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匹敌。我的意思是，如果8亿中国人在一个健全的体系下有效组织起来……那他们将主导世界。” 中美之间是否会像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那样再度交恶？这点并非没有可能。正如亨利·基辛格最近的提醒，100年前正是德国的崛起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对英国构成威胁，引发了战争。此外，在久拖未决的中国台湾和朝鲜问题上，中美两国也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基辛格也曾说过，中国的崛起可能“导致世界格局再次出现两极分化”，引发新的“冷战”。 但基辛格仍保持乐观态度，他援引了中国外交政策专家郑必坚的观点，郑必坚主张中国“要超越世界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不走德国那种谋求霸权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路”。基辛格建议，美国不应“组织拉拢亚洲其他国家来牵制中国，或是建立一个民主国家集团，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应该采取更好的方式，与中国相互协作，共同建设一个新的“和平社区”。 本书的两大思想 世界在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上都正处于全球转变期，此时我们迫切需要对历史有一个深刻认识，没有这种认识，我们将可能重复历史的错误。本书包含了两大思想，它们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际为读者提供了适时的视角。 第一个思想揭示了各种文明（不同于帝国）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通过交换思想、参效体制，不同文明在接触中可以实现并存，甚至相互融合。 第二个思想涉及历史变革，它认为历史变革并非以渐进的方式来临。历史由临界点组成，它充满了非线性结果和随机行为。那些随意预言“东方崛起、西方衰败”的人要知道“协同进化”（基辛格语）也可能发生，同样那些认为历史会按“协同进化”方式发展的人也应认识到革命爆发的突然性，这也是所谓的专家难以预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