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余华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四部长篇小说比中短篇小说更能突出他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他的创作在上世纪90年代成功转型，塑造的人物形象从“符号化”转向“真实化”，因此研究其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对深入探讨其创作有重要意义。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兄弟》是作者“从窄门走向宽阔”的成功之作，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本文把这些人物分作“历史悲剧下的牺牲品”“暴露人性本相的兄弟”“无知无觉的旁观者”这三类加以阐述分析，意在探究余华小说创作风格的新变化。
关键词：余华 《兄弟》 人物形象
余华的《兄弟》是他在沉寂了十年之后， 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上、下两册分别在在2005年、2006年出版。这本新世纪之后的著作显然昭示着作者在转型之后的某些变化，明显没有了上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那种很强的实验性，例如《十八岁出门远行》《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鲜血梅花》《古典爱情》等小说极尽描写暴力、死亡、血腥、阴谋、罪恶、宿命等之能事，将人性的丑陋和阴暗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若是没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读者是很容易陷入绝望的深渊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余华的创作也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他并没有沉浸在先锋叙事的泥淖无法自拔，先前的小说人物多是“符号化”的人物，而90年代的三部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刻画了几个非常典型的人物形象，如孙光林、福贵、许三观等。
《兄弟》发表后，评论界一时沸沸扬扬，各种观点蓬勃而出，错综复杂，莫衷一是。我认为， 余华以一种融入当前社会的崭新姿态、一种迥异于以往的叙述方式， 用戏谑、夸张、反讽、狂欢、粗俗的后现代手法， 描绘了“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 的“文革”时代与“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1}的当下社会， 展现了翻天覆地四十年的历史变迁以及人们在历史变迁中的百态人生。《兄弟》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真正有名有姓的如宋凡平、李兰、刘山峰、孙伟、刘成功、林红、李光头、宋钢等，以各自职业命名的人物如童铁匠、张裁缝、余拔牙、王冰棍、关剪刀等，无名无姓的“群众” 、红袖章、瘸傻瞎聋等。我把这些人物分成 “历史悲剧下的牺牲品”“暴露人性本相的兄弟”“无知无觉的旁观者”这三类，分别对这三类人物进行分析。这些趋向“真实化”的人物形象迥异于余华早期创作的人物形象，因此研究《兄弟》的人物塑造艺术对进一步深入探讨余华的创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历史悲剧下的牺牲品
在“文革”中读完小学、初中的余华，对“文革”有着特殊而敏感的记忆。“文革”时代是一个秩序混乱黑白颠倒、某些人为刀俎某些人为鱼肉的年代，那样一个年代“无论是社会还是老师，能授给余华这一代的，除了廉价的政治激情、盲目的斗争方式以及无所畏惧的非理性思维外，还有人与人之间难以言说的伦理危机、价值信仰与人生观念的巨大错位以及人对自身命运存在的不可把握”{2}。作者写了很多有关“文革”的作品，如以“文革”为背景的《一九八六年》，以片段展示“文革”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与《一九八六年》中作者通过一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疯的历史教员在十年后重归故里，于幻觉与疯狂中不断地自虐与自戕，来隐喻性地展示“文革”的罪孽不同，在《兄弟》中描写了一个虽遭迫害但始终透露着人性光辉的中学教师宋凡平。在余华小说中宋凡平是第一个被塑造得如此高大完美的人物形象，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在公共厕所偷看女人屁股而不小心溺死在粪池里的刘山峰。这样荒诞滑稽令人捧腹的死法，应是作者有意为之。在一个普遍禁欲的时代， 这种死法显得既偶然又可笑，可是，正是这样才显示出世界的荒诞和冷漠无情。多年之后其子同样在公共厕所偷窥女人屁股，这一老一少的偷窥事件是一种叙述的重复。李兰在丈夫死后闭门不出，除了因为丈夫的死给她带来莫大的耻辱，还有就是周围群众对她和儿子的歧视嘲笑使她难以重新投入人群，她被“隔离”了。人性的残酷往往使他们迁怒于与之有关的人，即使刚刚出生的李光头也没能幸免，这些话语的锋芒就像一把把匕首，一经投出便扼住李兰的脖子叫她哭天喊地不得，只能躲避和沉默。唯有宋凡平挺身而出主动帮助李兰，后来宋凡平妻子去世，亡夫丧妻的两个人结合在了一起外带两个拖油瓶，从此开始了温情脉脉的四口之家的短暂幸福生活。作者在这时开始倾其笔力塑造一个完整的宋凡平形象，一个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父亲”形象。余华赋予这一形象理想主义的色彩，又让这一形象在暴力、无奈中死亡，说明余华并没有完全脱离先锋时期的创作风格，而是在探索中不断行进。宋凡平是一个伟大、慈爱的父亲，他充满了智慧、仁爱、乐观。白天被批斗的他一声不吭地隐忍下来，虽承受着巨大的苦痛，但在孩子们面前，始终保持着乐观。他努力使孩子们在家里感到温暖和快乐，远离外面世界的残酷风雨。他常用一种善意的欺骗保护着孩子，他将“文革”中的暴力化为一种游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快乐温馨的成长环境，试图给孩子们一个纯真的童年，虽然那个时代没有给他这样的条件。他还是一个体贴、专情的丈夫，在“文革”席卷刘镇的时候，他被打倒了，为了使李兰安心治病，他用美丽的谎言给予她精神上的支持，为了遵守诺言他从仓库逃跑，在汽车站被活活打死，场面惊心动魄、催人泪下。宋凡平一方面是小家方面的真英雄，另一方面他是精神狂热年代在暴力欲望统治下的牺牲品。
“问苍茫大地呀，谁主沉浮呢？”{3}小说中的牺牲品不止一个。曾经戴着红袖章神气活现地看守仓库的长头发孙伟的父亲也没有幸免于难，他成了阶级敌人，就因此孙伟的伙伴赵胜利和刘成功毅然地和他分道扬镳了，这种情况在“文革”时比比皆是，为了保全自己可以和父母划清界限可以出卖朋友违背良心颠倒是非，余华在这里并没有如是写。在《兄弟》中“家”成了命运飘摇中的一处港湾，成了身心俱疲后短暂栖息的驿站;那里亲情还在，温情还在，人性还在;不管是宋凡平李兰，还是孙伟的父亲，他们心系着家，无论是受了怎样的折磨苦痛，只要家人还在，他们就顽强坚韧地活着。
宋凡平、孙伟无辜惨死在红袖章灭绝人性的野蛮暴力下;孙伟父亲在不堪忍受暴力折磨和子亡妻疯的现实下，用匪夷所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痛不欲生的悲催生命;孙伟的母亲在残酷的现实下疯了，她赤身裸体，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李兰在前夫带给自己的屈辱中苟活了七年，终于等来了命运之神的眷顾，短暂的一年零两个月的幸福生活无情地被政治运动扼杀了。塑造这样的人物，是余华“作为一个对人生始终抱着悲悯情怀的作家，对‘文革’的反人性一直在进行反思，但作家的反思不等于历史学家的批判，他更多关注的是人的精神苦痛，是人在无法支配的荒谬世界的无奈与萎缩”{4}。小说通过上述几个人物的死、人性的被践踏，揭露了那个非人时代的非人性，触动了读者最敏感的人性之弦，从而引发了读者对“文革”的直觉的反思。 二、暴露人性本相的兄弟
正如作者所说，那动荡万变的四十年的确是弥足珍贵的经历，它像一面放大镜凸显了人性的真善美假恶丑。宋钢和李光头这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在孩提时代 “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但从还是孩子的时候，两人性格就显出了差异。从偷吃大白兔奶糖事件上，可以看出宋钢胆小单纯，而李光头聪明又狡黠，小小年纪已经懂得及时行乐。“文革”席卷而来后，宋钢与李光头的差异就更明显了，宋钢懂得照顾别人，心地善良性格敦厚，秉承了宋凡平的一些美好品质，他对李光头的情谊比亲兄弟更甚。两个难兄难弟在苦难中相依为命，却最终因一个女人而分道扬镳，走向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李光头狂热地追求林红，但林红对他嗤之以鼻，喜欢上了温文尔雅的宋钢。木讷的宋钢为了不伤李光头的心，忍受着内心极大的痛苦多次拒绝林红热烈的爱情，甚至因此自杀，他善良得有些懦弱，而李光头蛮横地强求宋钢拒绝林红，也表现出他的自私。在李光头穷困潦倒的时候，宋钢把舍不得花的钱偷偷给李光头，这个善良正直的哥哥从没有忘记照顾弟弟的使命;而当李光头飞黄腾达，宋钢得了肺病穷困时，他没有去找李光头，就是李光头给他其公司里的职位他也不要，他倔强的脾气独立的性格正直的品性，使他在林红眼里渐渐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就像那辆曾几何时闪亮亮的永久牌自行车在宝马奔驰横行的年代俨然淘汰了一样，林红终于招架不住李光头带来的欲望侵袭，她将宋钢沉甸甸的爱抛诸脑后，和李光头疯狂做爱。林红本是纯情而寂寞的少女，和宋钢结合以来，相濡以沫，生活虽艰难，但充满了温馨和幸福，宋钢一年多的离家使她备受煎熬，但这绝不是堕落的理由。李光头为她解除了刘厂长的性骚扰，让她明白有钱就有了权力;李光头的乘虚而入唤起了她沉睡已久的欲望。此时出去做生意的宋钢回到家中，面对生命中一起背叛了他的两个最重要最亲爱的人，他选择了自杀。宋钢的死无疑给李光头和林红以沉重的一击，他们的灵魂永久地受到了道德的谴责。李光头一下子“武功全废”;穷得只剩下钱的林红则渐渐迷失自我，最后竟沦落风尘了。在这里人性存在的崇高意义全都被解构了，金钱、权力、欲望成了浮躁社会的主宰。
李光头是《兄弟》的第一号人物，是李兰口中的“混世魔王”，他“一出场就蓬荜生辉， 一开口语言就闪闪发亮，后半部中尤其如此”{5}。相比宋钢，李光头的形象要丰富复杂得多。文章一开头写了十四岁的他偷看女人屁股非但没有受惩，反而因此做起了屁股生意，用刘镇最美女人林红的屁股秘密换了五十六碗三鲜面。故事虽滑稽荒诞，却折射出了一个本能压抑下的群众变态心理。李光头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上面也提到过他自私的一面。相比宋钢这样正直到极点的人，李光头则更真实一些，更贴近当下现实一些。李光头在两个年代虽遭受颇多挫折，但最终他还是如鱼得水混得颇为“成功”，无疑是时代的裂变成就了他，也是他顺应时代潮流的结果。他有经商的才能，这一点从他“屁股大王”的绰号就可见一斑。这个人物，虽不如宋钢那样更符合理想中的人物形象，但也不会让人心生厌恶，他的所作所为有令人称道的也有叫人不能接受的。这里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在倒卖日本西服发财后主动去邀宋钢加入一起干事业，有钱之后不忘自己的兄弟;跟林红疯狂做爱三个月，完全忘记林红是自己兄弟的妻子，不仁也不义。
余华写出了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也因此使小说看起来真实。通过对暴露人性本相的兄弟二人的刻画，显示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对人巨大的影响力。小说塑造人物绝不单单为写人而写人，也不是单单为了写某一件事，它必须要揭示出深层的意义来。
三、无知无觉的旁观者
余华是一位不懈的探索者，他的作品数量不是很多，但都是精益求精之作，他像成长一段时间就长出一个节子的竹子一样，时间的刻度上留下了他在写作方面的成长印记。在时过八年的今天重读《兄弟》仍觉得它离现实很近，形喜实悲的内容，引领读者反思过去反思当下。《兄弟》中除了几个重要人物外，还较多地写到“群众”，作为一个群体时常出现在小说中，不得不说是有一定的意味的。余华非常欣赏鲁迅敢于直面人类阴暗面的写作态度，他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鲁迅创作的这一特点。在鲁迅小说中时常出现一些具有“看客”品质的人们，他们是鲁迅批判的对象。在《兄弟》中有以各自职业命名的人物如童铁匠、张裁缝、余拔牙、关剪刀、王冰棍等，这样给人物命名的方式除了便于记忆，也带上“类型化”的特点。还有无名无姓的“群众” 、红袖章等等，他们无疑是作者批判的对象。童张余关王这五个人是较为活跃地存在于兄弟二人周围的，他们见证了兄弟二人的不同命运。在“文革”中，他们游刃有余地呼应时代的要求，即使在风云变幻的环境下也活得得心应手。例如余拔牙这个革命投机分子，为了多拔一颗牙可谓煞费苦心，滑稽可笑。在新时期变成有钱人的他不再拔牙了，整天得意洋洋，还周游各国到处示威游行，这个什么也不懂只会搞投机的人玩起了政治。这里作者批判了一些人在物质方面满足了之后，灵魂极度空虚，为了排解无尽的空虚寂寞，他们开始忘我地粉饰自己，这种生存状态是当前社会一类人的生动写照。至于离家出外闯荡的关剪刀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历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他彻底沦为了底层人民，带着患难与共的妻子过起了四处漂泊的日子，饱经沧桑的他没有抱怨，没有嫉妒，内心非常平静。苦难往往比幸福更能磨砺人，贫穷的关剪刀和他的妻儿们并非过得不幸。生活是一种态度，生活的好坏和生命的价值无法人为地测量，幸福的定义更是因人而异，在关剪刀和他妻子的互骂中我们照样感受到了温情，他不后悔离家闯荡，也没有对自己贫穷艰难漂泊的生活厌恨，而始终对自己的命运抱着达观的态度，坚强地活着。在童余王的奢华生活中，我们看到富起来的人们灵魂的空虚，他们是金钱万能时代里催生出来的享乐主义的怪胎，没有什么人生价值、活着的意义可谈，他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活，从一个欲望中催生出另一个欲望，如此生生不息，他们永远有活下去的理由。而像关剪刀这类人物，虽沦为底层，却更能切实体会到生命的本质、生活的意义。
人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许许多多的群体生活在一起，离开群体便无法生存，刘镇的群众形影不离地活在李光头他们的身边，他们不是善良、有思想、觉悟高的一群，他们更多的是猎奇的庸众、无聊的看客、愚昧的封建卫道士……他们善于见风使舵，旁观者的身份使他们总是以看热闹的形象出场，他们有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品质，冷漠、无聊、麻木，但又带有时代的印记，如林红与李光头的绯闻传出， 群众的反应与之前宋凡平抱起李兰的一幕，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时代变了，群众的观念也随之变化，作者敏锐地观察并捕捉到了群众这一群体在社会中的真实生活面目。
正是由这些形形色色的旁观者们组成了一个五彩纷呈的小说世界，没有他们的介入和衬托，其他人物会暗淡很多，他们可以说是时代变化的见证者，是李光头、林红、宋钢他们三人命运的见证者，没有他们的充分表演，这个时代众生万象的特征就难以充分展露出来。
长篇小说作为具有巨大综合能力的叙事体裁，寄托着作家对民族生活的历史和现实的深长厚重的思考，《兄弟》也不例外。余华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两个时代，他回归到生活的本质，走进“窄门”，以悲悯的情怀述说对两个时代的理解和感悟，塑造了宋凡平、李光头、宋钢、林红等众多独特而又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是作者叙事的核心因素，承载着作者的思想情感。这些人物形象能超越具体文本和作者的局限， 体现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流脉，成为作家创作风格的表征。
{2} 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4} 孙宜学：《〈兄弟〉：悲悯叙述中的人性浮沉》，《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5} 孙小宁、韩樱：《余华：十年等待》，《北京青年周刊》2005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