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自称是赛博朋克。她身穿黑色人造革短裙和“踢屎”靴（shit-kicker boots），还把五颜六色的头发梳成小辫。
“哇喔，”伴随着夜店里强劲的舞曲节奏我大声回应道，“我爱威廉・吉布森。”回忆了一下，我可能也在某次Metallica的现场跟别人提萨缪尔・泰勒・柯尔律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女孩盯了我有一会儿，然后回应：“我可不怎么喜欢比吉斯（Bee Gees，三兄弟都姓Gibbs）。”
我越看越想看，连布鲁斯・斯特林主编的《镜膜》小说集也没放过。现在来看，詹姆斯・帕特里克・凯利的《至日》和格雷格・贝尔的《佩特拉》其实也都是好故事，但只有威廉・吉布森的作品与“赛博朋克”这个词条联系在了一起。《神经浪游者》之前，我所读过的科幻小说为读者呈现的几乎都是沉湎于空想逃避现实的故事。读过吉布森的作品之后，返回去再看“科幻”这一风格，我沮丧地意识到，除了少数例外外，逃避现实就是它所提供的一切。2011年，吉布森曾在一个采访中亲口表达了对于作为一种风格的“科幻”的不满，并把他早期的小说描述为“反科幻”风格。
我读威廉・吉布森绝不是为逃离现实，只因为这是我所读过对我所生活这个现实的最好描绘。《神经浪游者》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在预言未来，威廉・吉布森以科幻的外壳作引，紧紧跟随并描绘出这个深受技术变革影响的社会的心理现实性变化，这是造就吉布森及其作品不凡的根本原因。
吉布森对于数字时代，以及实现这一体系所需要的虚拟技术做出的构想根本无法称之为预言，但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当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这些设备出现后，我们空虚的生活是如何被牢牢控制住的――当我们的躯体用空洞的眼神盯着荧光屏时我们的意识却航行在数字的时空之中，恰如身临其境。
20世纪90年代，荧屏文化仍受技术局限被限制在电视和大银幕上。但是，当时电视台数量正在成倍激增，而CGI技术也让电影从业者可以把更多超现实和不现实的东西以特别真实的形象呈现在银幕上。所有人特别是吉布森这样敏锐的创作者当然会意识到技术对于我们的心智会产生多大的控制力。
在20世纪90年代度过自己的童年时期相当于把自己的一半生命托付给一次数字意识控制实验，被挤破头上电视的广告商控制住我们的消费习惯。当下2015年，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被一块屏幕照亮着，我猜，现如今的青少年大概已经把自己生活的98%交给了数字意识控制――不再是实验。赛博朋克反对的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文化灌输方式，这里的“赛博朋克”不再是《精神浪游者》代表的艺术风格，它也是夜店里哥特装打扮的人群所代表的文化风格。
不管是嬉皮士文化还是嘻哈文化，每一种具有反叛精神的亚文化到最后都会被消费主义消解并吸收，赛博朋克也是如此。到20世纪90年代快结束时，赛博朋克在影像中的具象化呈现――多数源自日本动漫中比如《阿基拉》和《攻壳机动队》――已经足够为大众所熟知，以至于《黑客帝国》这样的好莱坞大片也在讨论赛博朋克。在文学界，赛博朋克不再是高举反叛旗帜的锐意风格，它早已被各种翻版吉布森却丢失其风骨的小说家玩烂，变成科幻小说中最无新意的流派之一。
只有吉布森还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2001年，他的小说《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已经进入了一个他曾预言过的时代。那么它还是科幻小说吗？写实主义与科幻小说元素的结合，让它成为现今主流文学界给出的所谓“超写实主义”（transrealism）最为清晰的案例。他的最新小说《末梢》（The Peripheral）则让作者重回那个构建中的未来。
我们已经度过了赛博朋克所描绘的历史瞬间，吉布森笔下的未来，已经成为我们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