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水在时间之下》中水滴的一生几乎都伴随着仇恨，本文赋予仇恨自由意志，就仇恨对水滴这一形象在人物性格、心理、价值观等方面产生的不良影响做出阐述。总结方方作品中“尖锐”的共同特征并加以分析，论证以仇恨为代表的尖锐是人物在与命运抗衡斗争的过程中，寻找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直接外在表现，体现出作者对命运和生命的思考。
关键词：方方 《水在时间之下》 水滴 仇恨 尖锐 命运
《水在时间之下》是方方在研究武汉汉口历史的同时，接触了众多汉剧艺人的人生经历之后得到的感触，因而小说的背景环境实实在在扎根于汉口的里份与过往的尘埃之中，体现出相当浓厚的独特地方色彩。从方方个人第一篇小说《羊脂球》，到经历了1986年的刺激与沉淀之后的作品《白梦》、代表作《风景》，再到《水在时间之下》的出版，不难看出方方个人偏好的写作风格始终呈现出讽刺尖锐且直面现实的艺术倾向。这样的艺术创作风格随着阅历的递增和时间的沉淀逐步固定，进而成为具有其个人独特代表性的艺术作品。
在《水在时间之下》的后记中方方称“这是一本有关尖锐的书”①，故事中的人物大都有过针锋相对的激烈场面，而所谓的尖锐除了人物性格之外，更是故事中种种无力化解的矛盾与冲突。时间的流逝成就了时代的更替，躲藏于时间之下的水即“水在时间之下”体现的是违背常理的水，更是违背干涸命运的水滴。小说中水滴一生都在与命运、与社会、与时代抗衡，如此，其抗争行为必将是尖锐且孤勇的。方方以仇恨为线索贯穿水滴命运始终，而仇恨相应的对其命运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下文则分别论述仇恨在水滴身上发挥的作用。
水滴的人生如同她的三个名字“水滴”“水上灯”和“杨水娣”一样被分成了三个截然迥异的阶段。
一、初露端倪的仇恨
水滴真正的童年平静而短暂，养父杨二堂始终对她关怀备至。正是在父女情深的情况下，七岁的水滴亲眼目睹杨二堂遭毒打而不敢反抗，初次对有钱人产生强烈的痛恨，是杨二堂的隐忍让水滴深刻意识到不同阶级之间难以忽视的差距和贫富之间无法缩小的差别，而水滴天真单纯、无忧无虑的童年就是在这一刻结束的。凡事因果相承，锱铢必较的水滴无法和杨二堂一样委曲求全，对水家二少水武进行报复的行为虽然让水滴感到了复仇的快感，但杨二堂再遭殴打意外致死的惨剧直接导致水家成为水滴一生最大的仇敌，这是水滴和水家两者冥冥之中无法化解的孽缘。水滴的报复并非完全不计后果，在采取行动之前她甚至已经知晓自己需要付出遭慧如一顿教训的代价，但即使如此，水滴依旧选择报复的行为足见她对至亲无可比拟的重视程度与其初露端倪的无畏执著的性格特征。社会的不公体现在权贵阶级对下层人民的无情压迫，逆来顺受的杨二堂与具有反抗意识的水滴是完全不同的两极代表。仇恨就是在这样痛苦愤恨却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水滴心中逐渐滋生蔓延。无法复仇的水滴抓住了上学读书的机会，信誓旦旦许下出人头地的承诺背后是对疲软现状的无力改变和对复仇的执著信念。这里可以把水滴复仇的动机解释为用其为父报仇的正义性质来获得社会和他人的尊重、善待，使其自我价值得到认同和满足，那么这也进一步确证了其复仇行为的正确性和社会价值，因而复仇就更显得更加郑重其事并且势在必行。②
水滴与养母慧如之间始终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慧如虽然没有将水滴视如己出，却也对母亲的身份并不那么排斥，但在杨二堂对水滴关怀备至的比较之下，慧如的态度就显得不痛不痒。玫瑰红的出现引起了慧如的嫉妒，在以玫瑰红为代表的享乐世界向慧如展开大门之时，她便没有丝毫的犹豫，欣然前往。如果说水家是水滴最纯粹的仇恨，那么慧如对家庭的背叛就是最为痛心的愤恨。慧如的外遇让水滴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有被母亲抛弃的危机，她为挽回采取的行为却同慧如的羞耻心正面交锋，对抗之后两败俱伤。后路已断，前路未明的慧如在此时此刻对水滴施以棍棒实则就是自己的泄愤与羞愧，在走向死亡之前对水滴的据实以告和狠毒诅咒则是她满腔怨恨和委屈的最后发泄。慧如最后的坦白给了水滴致命一击，母亲的形象在水滴心中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你是一个要靠吸人血活着的幽灵。”③失去母爱本已悲伤恐惧至极，取而代之的竟是母亲的憎恨，水滴再强韧的心性也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这是血亲最强有力的背叛，可以说水滴从此对待他人尖锐、甚至冷漠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慧如背叛的直接影响。与水家的矛盾冲突是水滴仇恨的起源，初露端倪的仇恨沉重打击了水滴的价值观之后又对其性格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就是所谓的执著至极的尖锐。在成长期间遭遇到的不幸造就了水滴执著的心性，她的尖锐与仇恨何尝不是保护自己的唯一选择呢？
在水滴的童年时期，以水家和慧如背叛为代表的主要矛盾无情破坏了水滴原本和睦平静的家庭生活，斩断了她无忧无虑的纯真童年。被迫意识到社会当中各个阶级之间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不公平现象和自己无法撼动、改变这种状况的无力现实，水滴只能萌生仇恨并以此作为情绪的发泄口，来排遣自己尖锐、锋利行为背后的无奈和痛苦。在家庭安稳遭到外来因素刻意毁坏，家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刻，水滴“不自量力”的跳出来与反面力量针锋相对的举动是鲁莽而冲动的，但也正是这样下意识的行为直接体现了水滴对捍卫家庭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亲情对她而言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由于自己所珍视的东西被掠夺，从而进行打击报复，以求挽回的行为是再符合人之常情不过的，而水滴的反击行为却显得格外尖锐的原因不仅在于她与权贵阶级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更是在于她报复的直接对象与自身之间存在的无法割舍的亲情血脉联系。在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道德伦理中，所谓“百善孝为先”的价值观与水滴的行为正好形成了尖锐的反差。关注自己的主观情感并没有对错，但是在与被普遍社会所认同的道德伦理相冲撞的情况下，这样的行为就因为与众不同而显得格外突兀且尖锐。同时又因为水滴自身对于这层血脉联系的主要矛盾无所知，她个人单方面的坚持和信誓旦旦就被解读成了偏执甚至是尖锐。
二、复仇的峰回路转 慧如离开以后，杨二堂是水滴对亲情最后的牵挂，而他的死也彻底完结了水滴对于亲情最后的念想，这也是促成水滴变成“水上灯”最大的推动力量。尝遍了世间冷暖无情的水滴在养父死后彻底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罪恶，为了有复仇的能力，她只能让自己强大起来。“一盏明灯，随水而来，飘在水上，光芒四射”是水上灯的由来，水上灯光芒四射，却随水而来，伴水而去，无所相依。这里不仅仅是对水上灯戏途光明的寄语，更是对其孤独命运的暗示。
在经历了上字科班的短暂学艺、卖身葬父进入洪顺班、遭强奸从刘家逃亡之后，为汉剧头牌余天啸所救的水上灯开始进入水滴生命的巅峰。她在戏剧表演上的成功与众人给予的帮助密不可分，但真正支撑她的意念，使之坚持不懈的根本原因是她对无情社会的强烈憎恨和摆脱任人宰割现状的强烈意志。舞台上的水上灯受人喜爱和尊敬，而这正是作为“臭下河的女儿”的水滴始终缺少和向往的，两者对比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足以让水上灯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境而倾尽全力。在真正“光芒四射”、摆脱任人宰割的地位之时，名利与财富所带来的影响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她。如此对于即使面对无情的战火也不愿离开代表水上灯所有成就的汉口舞台的倔强选择、对于被托付给张晋生而不得不与陈仁厚分离的水上灯真正内心的安全与平静的心理状态便有了合理的解释。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心理学思想家大卫・休谟认为信念对思想有较大的力量，对情感和想象有显著的影响，是人们行动的支配原则。④由此观点可以说明因为水上灯始终怀抱着对水家等宿敌复仇的强烈信念，而在这样的强烈意志的支配与驱动之下，一切为学戏而付出的超常努力的行为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和归宿。而在戏剧的道路上小有成就之时，水上灯受到了享受财富和受人瞩目的虚荣的双重冲击，直接影响到其立根之本复仇信念的根基，并且导致其产生了动摇。可以说水上灯的复仇心在弱化的同时其自身正在被名利所同化，这样的心理状态外显的直接表现就是面对战火而不愿离开、与爱人分离却心有慰叹。正是在仇恨减弱、功利性渐强的情况下，以战争为代表的命运打乱了故事还未明朗的可能性走向，将人物强行拉回到了各自的初衷。
战争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了类似上帝的重要角色，在各方面线索融会贯通之际，将矛盾激化升级，以至于完全改变人物命运，把情节推向高潮。冷酷的战争让水上灯失去爱情，而离开舞台才是她全然无法接受的。菊妈悲惨的遭遇让水上灯暂时从复仇中冷静了下来，真正的身世在引起愤怒之外也悄悄诱发了她对于血脉之亲的好奇之心。所以水上灯要了解李翠生活的全部，劝阻其与汉奸通奸，还要允许水文的接近与照顾。在长期的仇恨正要开始有所转机的时刻，战争又开始发挥作用，这次它没有给任何人和解的机会，各人都走到了自己的极端，故事也就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咸鱼翻身的陈一大恼羞成怒向水文报复，不知情的水上灯在亲哥哥和爱人之间选择了后者，得知真相的水文决定袒护实为妹妹的水上灯而被杀害，失去顶梁柱的水家迅速衰败。事件成系列地紧凑发生着，等到水上灯回过神来，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复仇。与童年时对水武的恶作剧相比没有酣畅淋漓的快感，只有仇恨突然消失的惶恐和与之而来剧烈的切肤之痛，这不仅仅是失去血亲的痛苦，更是杀死血亲的内疚，仇恨瞬间就变成了悔恨。
《水在时间之下》的故事背景被作者安置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最大用意应该就是在讲述在战乱纷扰、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渺小的人物命运深受社会影响从而发生质的改变。这是小说“好看”的主要题材之一，却也不免俗地让小说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新鲜感。小说中战争打乱了原本秩序森严的等级社会，人情冷暖继而被放到了相对显著的位置上作为新的道德评判标准对失去地位而变得相对“平等”了的人们进行考核。正在弱化“复仇信念”的水上灯机缘巧合之下开始了同水家的正面接触，水文的温柔和对李翠难以解释的与生俱来的感情逐步瓦解着水上灯的心理防线，“那种莫名的想要知道李翠的一切的心情却让她控制不住”⑤。按照这样的心理状态，如果没有战争的横加阻拦，水上灯同水家和解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事实却是在仇恨减弱到最低程度，水上灯还来不及下决定接受或拒绝亲情，仇敌与温情的共同体突然就消失了。倘若仅仅以仇恨作为生存支柱而进行行动，在完成复仇之后除了痛快和心满意足，还会因为长久为之奋斗的目标突然达成而产生空虚感和面对未来无所适从的迷茫心情。而水上灯在得知水家完全衰败之后的心理状态却是无法承受的内疚和心痛，由此水上灯口口声声的复仇对象其实于她而言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牵绊，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一直以来，支撑水上灯顽强拼搏的力量是仇恨，然而仇恨背后的悲伤却不容忽视，父亲遭遇不幸而亡、母亲背叛家庭、自己学艺坎坷等等。仇恨在悲伤无法释怀的情况下变质而来，随着水家衰败而顷刻瓦解。水上灯失去了仇恨作为支柱，面对日以继夜的悲伤悔恨她筋疲力尽、心灰意冷。
三、仇恨的无情“报复”
终于走到戏剧顶峰的水上灯激流勇退，誓言永不登台。褪去光环的水上灯是杨水娣。无所相依的杨水娣把残疾的昔日同伴林上花当做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在林上花去世后，这个责任换成了疯了的水武。无论是林上花还是水武，对于杨水娣而言都是代替瓦解了的仇恨、作为遮盖悲痛的支撑般的存在，只有这样她才能有理由继续存活下去。水武对于杨水娣始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存在，童年的水武与水滴起的正面冲突是水滴憎恨水家的导火索，可以说水武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直接成为了水滴对水家仇恨的具象代表。当杨水娣遇到失去理智的水武并且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的时候，水武代表了杨水娣对自己直接造成水家人不得善终，自己正深深内疚却无力弥补时候出现的最后赎罪机会。那么无论是出于自身生无可恋而寻找生存寄托的需要，还是为了自己长久以来尖锐复仇的赎罪，抚养水武都会是杨水娣必做的决定。五祖寺廊门上的“放下着”让水上灯放下了一生的仇恨和为此养成的尖锐，也放下了汉剧带来的荣华富贵。只剩悔恨与痛苦的杨水娣身心疲惫，无心无力，无法存活，而所谓的责任也只是她活下去的理由和不去死的牵绊。所以在水武去世，最后的牵绊消失之后，杨水娣选择死亡实在是情理之中。人在不断斗争之中寻找生存的意义，失去信念而生无可恋，无法苟活于世的主人公命运安排也反映了作者对于命运和人生的理解与感悟。水滴的仇恨在生成之后就没有缓和的余地，各种遭遇都在不断促成她坚定复仇的信念，使她没有时间停下来真正思考复仇的意义和目的。因而，当某一天水滴得偿所愿、复仇的愿望实现之时，迎接她的并非满足或释然，而是难以接受的痛苦与悔恨。这样跳脱常理的故事走向安排，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情节就是方方在讲述关于命运无常变化的主要手段。而这却不是故事的终点，如果说前两阶段的复仇都是在完成个人使命，为的是满足情感的需要，那么最后的杨水娣就是在绝望中寻找存活的理由，并且为“复仇”这一行为本身付出代价。仇恨在水滴的童年滋生，以水滴的执著性格为依托而如同滚雪球似的不断放大，进而逐渐发展成为支撑水滴生存的主要力量。它在督促水滴为之努力的同时也在日夜影响着她的自然心性，造成水滴愈发尖锐的性格倾向，使之往狭隘而封闭的内心世界深入。相对应的外显最直观表现就是水滴在向陈仁厚述说自己仇恨时的犀利言语和同李翠对话时的无情态度。以名利为代表的虚荣和与亲人间无法割舍的温情对水滴潜移默化地造成影响，却终究因为存在时间较为短暂，在仇恨的猛烈反扑之下消失殆尽。仇恨存在自由意志，在水滴展现出不受其操控的倾向之际，为了夺回主控权开始对水滴进行打击报复，最终结果就是杨水娣在长久的悔恨自责和对生活的无望中终其一生。 纵观方方在《水在时间之下》之前的众多作品，如《在我开始的地方是我的结束》《行为艺术》等，不难发现其人物角色的性格越发趋向于“尖锐”这一共同个性。黄苏子整日在“丽人”与“贱人”之间游刃有余得穿梭，将人的两面性演绎到了极致，压抑至极之后如同火山爆发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死于非命；完全投身于艺术的飘云把整个世界和世界的行为都视为行为艺术，无所顾忌得活在自己构建的理想社会之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尖锐本身是相对于平和而言的，而但凡与人情、常理相违背的行为便会被盖上特立独行甚至是怪异的标签，而尖锐背后所代表的情绪通常也是悲剧、痛苦、冲突、负面的。方方认为文学最重要的是作家内心流淌的东西与外在形式相符合，也就是无关题材或形式，“写小说从内心出发”⑥，以个人的视角对所知所感的社会做出判断和领悟。因此，也可以说方方对于“尖锐”的选择是“从内心出发”的。方方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见证了六七十年代发生在父辈身上的不幸政治遭遇，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慨自比常人多了一份透彻与深刻。让她从知识分子高度下降到生活层面，更加理解劳动者生存方式的是她四年的装卸工经历，正如方方自己所说：“如果我不当工人，可能我永远也不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一些人，曾经并正在那样生活着。我当装卸工的四年经历，给了我很深的教育，它让我比较深入地了解了社会和人生。没有这样一段生活阅历，很多东西我都写不出来。”⑦方方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在读期间，处女作《羊脂球》因主题不光明而在写作竞赛中落选；发表于正式刊物的小说成名作《“大篷车”上》因用语不卫生而与获奖机会失之交臂。出道并不一帆风顺的方方始终有乐观而热情的性格，真诚待人，重视友谊。也正是在这样的性格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遇友情背叛的事件⑧以及旁人的含糊态度对方方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自己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与失落。在这件打击性事件之后，方方的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程度的转变。如果说这以前的创作是在写实之中穿插理想的诗化⑨，那么这以后方方开始真真正正面对人生命运的繁复波折与人心人性的真善丑恶。继转折代表作的《白梦》《白雾》和《白驹》之后，《风景》的出现带着强烈的责问与冲击，沉重而犀利地敲打着世人，方方冷峻深邃且直面现实的创作风格在这部小说上得到了完全体现的同时，《风景》也成为了“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之作。作家忠于自己的内心，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关注着世事百态，用冷峻、尖锐、严肃、悲剧性的作品来解读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波折。方方看到的是生命在世间挣扎存活的无助痛苦，当个体与命运之间发生矛盾冲突而不可调和，其外显的状态必然只能是尖锐而悲剧性的。尖锐锋利的叙事与客观角度的选择都是为了最终作品的呈现能够完整地表述作者心中所思所想，能够展现人生的无常与命运的颠沛流离。
如果用所谓“为人生”的理念来解释，便是方方始终尝试通过塑造鲜明而敏锐的人物形象，分析在其面对无法逃避的遭遇之时所做出的因为违背常理，而显得尖锐讽刺的选择和行为，最终来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最高价值。“人生有多么复杂，人生有多么曲折，人生有多么幽微”⑩，水滴的故事则是相对完整的展示了方方关于个体命运形成与走向的深刻思考。可以说方方塑造了水滴这样一个性格极端、行事激烈的女性角色，通过其一系列对水家的复仇行为，来揭示自己对于影响个体命运形成的多方要素的理解和认识，同时更是在以不断的抗争行为来证明生存的非凡意义和价值。水滴在不断的复仇中坚定自己出人头地的信念，为自己的继续生存寻找可以依靠的理由，而以周围他人对水滴的情感道德影响和社会大背景的无形作用为代表的对抗力量也在始终不间断地阻挠水滴的复仇行动，两者相互抗衡而形成的张力正是所谓命运的直观体现。个人主观意志在面对命运跌宕起伏的情况下，为了仍然能够保守其独立坚持的立场而做出的行为必将是尖锐且孤勇的，在这一过程背后反映的本质就是生命的韧劲与顽强不息。
①③⑤⑩ 方方.水在时间之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465，100，410，465.
④ 高文新，程波.大卫・休谟经验心理学探析[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6，（02）：1-7.
⑦ 方方，将广平.“我在写作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J].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