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年头是上天的恩赐，但也有一点残酷。具体到巴西利亚，时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50年的变迁让它不再是一个“愣头青”，不再仅仅是一个坐落在偏远热带地区的联邦政府驻地。现在，巴西利亚的角色是，一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投资的中心，特别是在IT业及相关的知识经济领域，此外，它的一些较次要的角色包括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著名旅游城市。
自从诞生了建设巴西利亚的想法，这座城市就一直属于未来。1891年，有人提议在巴西的陆地中点――中部高原（altiplano）开辟一片面积1.44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作为联邦特区，如此一来，就可以带动内陆经济的发展，并将这个跟美国差不多大的国家在政治和地理上更好地统一起来，但该提议被巴西的第一部联邦共和国宪法否决。此后，这个梦想被尘封了半个世纪，直到1956年，雷厉风行的新总统库比契克（JuscelinoKubitschek）上台执政，梦想终于开始变成现实，旧都里约热内卢西北900公里，新首都从灌木丛林里拔地而起。1960年，巴西利亚正式开启，尽管它尚未完工，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一片泥浆中的现代主义。
巴西利亚为世界所知，多半归功于奥斯卡・尼迈耶设计的众多未来主义建筑。尼迈耶善于用混凝土构筑曲线俯冲而下，逐渐变形为雅致的立柱，这些建筑常常临水而立，颇具戏剧效果。这些建筑的现代主义形式美感冠绝20世纪，比如伊塔马拉提宫（Itamaraty Palace，巴西外交部所在地）倒映在水池里的弧线，或者王冠状的大教堂（MetropolitanCathedral），特别是在夜晚灯光的照射下。不过，还有一个人在巴西利亚的成长史中起过根本性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这种影响到底是好是坏，还很难断定，此人就是卢西奥・科斯塔（Lúcio Costa），他以革命性的理念设计了巴西利亚。在科斯塔的理想中，巴西利亚将是一个容纳50万人的城市，各个阶层平等地生活在一起，环绕在人们周围的，是巨大的绿地公园，每一片绿地上的每一片叶子都是规划好的。城市主干道的规划着眼于大局，汽车在其中畅行无阻，连红绿灯都省了，这样就不会出现堵车的情况。
巴西利亚的确在部分按照设计师的预期运行，不过跟科斯塔梦想的理想状态相去甚远。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巴西利亚是个无阶级差异的社会，因为住在这里的都是富人，或者至少是在经济上相对宽裕的人。穷人住在郊区的众多卫星城里，离市中心至少20公里，那是一些永远不会被印到明信片上的、令人绝望的贫民窟，很多年来，生活其中的人为巴西中产阶级的繁荣生活贡献了他们的力量（部分原因是巴西的劳动力过剩），自己却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此外，这片设计容纳50万人的联邦特区涌入了250万人，如果算上Goiás州边界附近的Contorno城，这个数字将是350万。
这种人口爆炸无可避免，虽然这么说起来有点“事后诸葛亮”。50年前，数万农民来到巴西利亚参与它庞大的建设工程，他们中的很多人很自然地想要留下来。50年后，巴西利亚依然在吸引着巴西的穷人，特别是来自东北部的、饱受干旱困扰的农民。对于一个佃农来说，只要能进入公共部门工作，哪怕是最底层的工作，也会获得一生的保障和难以想象（对于一个贫穷的农民来说）的各种收益。当然，很多移民从未得到过这种“涅重生”的机会，只有少数幸运儿（或是其后代）才有机会上大学，进入上层社会。
有趣的是，所有这些移民把首都变成了各种文化和种族的民主大熔炉，这正是巴西的众多特质之一。在这里，政客及其幕僚来自全国各州，知识分子则大多出生在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东北部移民及其后代在这两个阶层中的人数却占据优势。在这一点上，巴西利亚比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更能反映“真正的”巴西。
在一项基本指标上，巴西利亚不同于任何一座巴西城市――它很富有。联邦政府和联邦特区政府超强的购买力，加上高工资、高津贴的政府雇员，为本地服务业（从加油站、餐厅到律师事务所和IT公司）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这方面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整个联邦特区（算上巴西利亚周围那些破破烂烂的卫星城）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巴西最富有的州（圣保罗）的差不多2倍，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还多。相比任何一个州，巴西利亚有更多的电脑、宽带连接和手机，有全国最高的高等教育质量、识字率和平均寿命。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显示，巴西利亚的指数与德国相当，巴西各地更是被远远甩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