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士农工商”是中国封建社会对社会各个行业所处地位的排序，商贾被排在最后，被视为末业、贱业，这以中国的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有很重要的关系。直到明代中后期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发展，社会对商贾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体现在了小说作品中，如《喻世明言》中的蒋兴哥和杨八老这两位商人的形象就很有特点。
关键词：商贾;蒋兴哥;杨八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一、传统商贾的概念
根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考证：“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另据《国语》记载，管仲还说过：“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矗其事易。”从秦汉时期起，朝廷就颁布了各种律令，对商贾做出了歧视性的限制，如汉代规定：“有市籍不得宦，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史记》中记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史。”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来看，汉代也沿袭了禁止商人从政的旧例，而且出台了“重租税”的抑商政策。直至明代初期，类似法令依然还有：“商贾技艺家器皿不许用银，余与庶民同。”
商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润的人。”这种解释很中肯，但是纵观历史，从周人开创了歧视商人的先例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纷纷效仿，对商人进行了各种限制。
商人作为一种职业，始于周武灭商之后，周公为了巩固政权，禁止殷商族人参政，只许经商，“商人”之名由此而出。顾颉刚曾这样分析：“商人拥有优厚之田园而不得做政治活动，愚拙者固务其农耕，才俊之士不安其保守，则起而服贾，仗其财力，比于封君，亦得与政权相抗衡。此商人之说以多为贾人，贾人号为‘商人’也欤？”这也是一种对商贾的诠释。
二、明代对商贾认识的改变
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和捐纳制度的出现，对商人入仕的看法有了一些变化，所以明代社会出现了一个富裕的工商业阶层：“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尔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可见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发展，明代的商业出现繁荣景象，商人的地位较之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社会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在小说作品中，在冯梦龙的“三言”之《喻世明言》中涉及到商人形象的有很多，其中一部分作品是以商贾作为主人公的。话本题材由宋元时期的以灵怪和英雄为主题，逐渐转变为以商贾的普通生活为内容，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当时社会的变化。
商人可以说是被历史边缘化的一类人，但是，事实上无论是今天还是纵观历史，商人在社会发展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商人这个角色是不能缺少的。因此，在明代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在小说中自然也成为了主人公。而且世人对“商贾”的歧视也逐渐削弱。
三、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蒋兴哥为例
在《喻世明言》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文中说到“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蒋兴哥年仅九岁，又失去母亲，父亲割舍不下，又“决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所以带蒋兴哥一起上路，学做买卖。“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后来蒋兴哥结婚三年后，想起了父亲生前在广东的生意，“如今耽搁三年有余，那边还放下了许多客帐，不曾取得。”由于新婚夫妻不忍离别，又过了两年，“兴哥决意要行，”他对妻子说：“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于是“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账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得停当。”兴哥到了广东，“这伙旧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当风流倜傥的蒋兴哥偶遇与妻子偷情的陈大郎时，“当下如针刺肚，推故不饮，急急起身别去，恨不得学个缩地法儿，”当陈大郎把书信交给蒋兴哥时“气得兴哥面如土色，说不得，话不得，死不得，活不得。”回到家中，知情的蒋兴哥，“搬完了行李，只说去看看丈人丈母，依旧到船上住了一晚。”之后委婉的把妻子休了。最终阴错阳差，蒋兴哥又娶了陈大郎的妻子，兴哥的前妻也奇遇般的救了兴哥，终又团聚，却“恩爱夫妻虽到头，妻还作妾亦堪羞。”
小说中，蒋兴哥和他的父亲都把做生意看做是“成家立业”的大事，蒋兴哥的父亲“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到蒋兴哥“意行中，百般都会”，再到他对妻子说“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句句话语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打算，对作为一个好商人的向往，对自己也充满了信心，丝毫看不出他们作为商人，或者说是商人的后代而感到自卑。这样的心理，这样的社会情境，只有在明朝后期的社会里才能看到。 从与朋友交往的情景中，“这伙旧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可以看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机智、聪明的商人。蒋兴哥这个商贾形象不仅体现了他作为商人自豪的一面，在后文中对待妻子偷情以致后来的休妻和最后的团圆，都表现了蒋兴哥重情义的君子形象，颠覆了历代商贾见利忘义的小人形象。
四、以《杨八老越过奇遇》中的杨八老为例
杨八老这一形象有点特殊，他并不是出生在商贾世家，而是一个因为读书不好，决心弃儒从商的典型人物。文中杨八老对妻子说到“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不知娘子意下如何？”他妻子说：“妾闻治家以勤俭为本，守株待兔，岂是良图？乘此壮年，正堪跋涉，速整行李，不必迟疑也。” 这段对白中，杨八老怀着犹豫的心情把自己从商的想法告诉妻子，没想到妻子不但不反对还积极支持他，这样的情景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从商的美好愿望，并不把从商看做是羞耻的事情，体现了商贾的社会地位提高这一现实。
小说中提到了一篇古风，写的是商人的苦：“人生自古行为商，抛弃妻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少资利薄多资累，匹夫怀璧将为罪;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一年三载不回程，梦回颠倒妻孥惊;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常相聚;请看江山信天翁，拙守何曾绝生计？”这首古风淋漓尽致的写出了商人为商之艰辛，同情商人的遭遇，理解商人的心情和不舍。杨八老和蒋兴哥都经历了诗歌中描绘的种种不舍与从商途中的艰难困苦，这首古风就是当时商人们的真实写照。
杨八老后来被倭寇扣留在倭国十九年，每夜他都对上天祈祷：“愿神明护佑我杨复再转家乡，重会妻子。”这样重情义的商人在历代的商人形象中也很少出现，我相信，不是历朝历代没有，而是因为“重农抑商”的政策不允许有这样“好商人”的形象出现。最终杨八老机智勇敢地回到了家乡，儿子也出人头地，杨八老也可以颐养天年，这样的结局即完美也让人回味无穷。
总之，无论是蒋兴哥还是杨八老，甚至还有更多的商贾主人公的形象，他们都把经商看做是“成家立业”的正事，或者是“家传行业”，不仅不以从事此行业为耻，还以从事此行业为立身之本，以此为荣。在“三言”中不仅有因“家传行业”从商者，也有“弃儒从商”者，更有“弃官从商”者。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里，这些都是很难想象。商人这样一个历史以来都被认定为“末等贱民”的形象，在“三言”中却以正面描写为主，在言语间较多表现的是商人诚实经商、童叟无欺、乐善好施等美好形象。改变了历代以来世人对商贾的歧视，这不仅反映了处在社会上层人们对商贾的崭新认识，还反映了在明代社会商贾地位提高这一现实。
参考文献：
[2]冯梦龙.喻世明言 [M].北京：人名文学出版社2008.
[5]冯梦龙.醒世恒言 [M].北京：人名文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