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创作中的文学价值
《基督山伯爵》创作于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代，作者大仲马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背景，以主人公唐太斯被人陷害入狱直至最后的复仇为整部作品创作的主要线索，整部作品的时间也是跨越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以及七月王朝这俩大时期，以人物曲折命运的设计来侧面的展示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1814年，拿破仑帝国被犯法联盟所击败，波旁王朝的复辟，重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而从实质上来看，虽说拿破仑的无休止的战争对当时的欧洲大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恶劣影响，但是他的政治体制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了，所以波旁王朝的复辟必然会造成人民的不满于反抗，由此以来就形成了希望拿破仑归来的反复辟势力与封建的复辟势力所构成的强烈的社会矛盾。从《基督山伯爵》中我时常可以看到反复辟的思想线索，唐太斯被陷害在狱中的14年暗无天日的生活也是对当时复辟王朝黑暗统治的写照，无论是主人工唐太斯的拿 破仑主义倾向还是整部作品的基调，它不仅仅是大时代背景的写照，也是反抗政府压迫的思想的决战。
在作品的复仇阶段，七月王朝已经占领了法国的统治地位，而当时掌握政治权利的并不是全部的资产阶级，而是金融贵族这一集团的操作。上流社会纸醉金迷般的生活与人民水生火热的困境显现出强烈的对比与反差，邓格拉司是金融界巨头、弗南从事实业、厕身于贵族院，维尔福更是掌管着巴黎首席检察官的宝座。这样的故事布局充分的展示了故事的精华之处，这样阴险恶毒的三个人却掌控者金融、政治、司法界的权利垄断，构成七月王朝统治集团的一个典型的缩影。
优秀小说的存在价值绝不会仅仅局限于精彩的故事情结，小说本身所展示的创作模式才是小说能够经久不衰的本质原因。小说史以基督山伯爵的复仇为主要故事线索，间接的穿插了时代背景和人性丑恶所造成的社会现状，其中所展露出来的哲学道理亦是值得我们当代社会民众所深思的问题之一。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里创造的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式便是在故事的开端就以突发的人物命运的转折来吸引读者的兴趣，继而设置重重悬念，一路引导读者走入主人公的世界，在故事发展的紧要关头有戛然而止，插入性的叙事模式也是小说布局立体型的展示。
对于通俗性小说的受众读者而言，人物形象的设计显而是代表作品吸引力的最有力因素之一，而读者对于主人公唐太斯超越常人的智慧与敢爱敢恨的作风更是推崇至今。
有史可鉴，基督上伯爵的人物性格在某些方面也是作者大仲马自身形象的写照，大仲马本身就是一个性格十分豪迈的人，他曾在基督山城堡宴请几日宾客，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而大仲马自己却有连姓名都不知道的，这样大大咧咧的性格也造就了他的好人缘。作品中基督山伯爵的言论也是直指人心，我爱爱我的人。我恨恨我的人，这样界限分明的人物性格是很多人无法实现的，面对变幻莫测的社会发展，我们时常处于前怕狼，后怕虎尴尬的人生境遇，也许摒弃了那些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人生的美好会来的更豁达一些。在复仇计划的设计上，更加能够鲜活的展示唐太斯紧密的思维与逻辑能力，他没有直接的以匕首刺穿敌人的心脏而是让他们毁于自己最为钟爱的权利，金钱，司法的控制之下，中世纪的法国宗教信仰是惩恶扬善，所以唐太斯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是得到社会认可的。但是，从另一个家督而言，唐太斯的复仇行动又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的，他是以金钱的力量来对抗的，在很多复仇的关键时刻，也都是金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对抗邓格拉斯的战役中，她甚至采用了无限透支的办法来击垮的邓格拉斯，这样的行为终究也还是没能逃脱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理论，企图在资本主义社会改变腐败的社会现实问题就大仲马在思想上的本质错误。
而唐太斯的政治倾向也是大仲马政治立场的缩影唐太斯是忠于拿破仑事业的维护者，虽然因此而备受磨难，但是他始终没有为此而后悔，唐太斯是对整个社会黑暗面的一种反抗力量，他有所理想却又始终无法摆脱金钱对他的束缚。
《基督山伯爵》的创作是以报刊连载为主要形式的，这样的
发表模式就决定了它的剧情要对读者具有绝对的吸引力，而它的内容也需要寻找到适合大众欣赏的角度，既要通俗易懂，又要独具魅力。
大仲马出众的情节安排与穿插在故事的现年设置上起到了关键性的效果，这是他以情节取胜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小说开始时期，就为整部作品设置了一个重大的悬念，唐太斯能否沉冤得雪，能否报仇成功？大仲马紧扣读者最为关心的线索进行创作，从中还穿插进一系列的意外情节，使得故事内容更加的扑朔迷离。在结婚喜宴的当天，唐太斯不幸突遭飞来横祸，继而又在绝望的死牢里做着垂死的挣扎，峰回路转，他又获得不期而至的大笔遗产；罗马广场的绞刑架上，临刑的犯人当众得救；邦杜加客栈里，卡德罗斯夫妇图财害命的险恶对决；维尔福活埋亲生子的意外之举；马瑟夫伯爵出卖希腊总督的往事；吝啬的邓格拉司在匪窟受敲诈的大快人心的场面等等，这跌宕起伏的精彩情节，出人意外而又入情入理的故事安排，即富有传奇的色彩，又不免给人以荒唐之感，强烈的戏剧矛盾冲突在《基督山伯爵》中的应用可谓是淋漓尽致。但是在《基督山伯爵中》，作者很少大量的进行人物的心理描写或是长篇的景物描写，它的创作侧重点是人物的言语和动作。但是这样的小狐狸手段并没有使得人物缺少性格特征，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一句话、一个表情来揭示其内心世界。再次来讲，《基督上伯爵》也不能够没有因为这一原因而使人感到背景空虚，故事环境随着主人公的奇遇而变化着，阴森的地牢，光怪陆离的匪窟，人迹罕到的海岛，大都会巴黎，狂欢节的罗马，备受战祸的希腊，场景变化转场的应用更是巧妙绝伦。
大仲马《基督上伯爵》的艺术成就绝不仅仅局限在通俗小说的优秀之作，而是作者以深出潜入的形式将当时金钱至上，暗无天日，腐朽无能的社会政治面貌刻画的活灵活现。“直到天主垂允为人类揭示未来图景的那一天到来之前，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括在这五个字内等待和希望。”基督山伯爵靠着这样的信念走过了最为困顿的时期，也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完成了最后的复仇。
但是究其艺术成就而言，虽然《基督山伯爵》已经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表，以专业学者的定论却是小说本身尽管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展开故事，它在情结叙事上也展露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但是却没有深刻的揭示出那个时代的真正社会矛盾，这也是由于作者本身的价值观倾向所局限的。对与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也没有做出深刻的分析。小说的故事背景跨越了波旁和七月两个王朝，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空前复杂，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较量处于一个白热化的时期，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开始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展现出自己的力量。大仲马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理应将七月革命前后法国的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展现出来，但是由于当时价值观的偏离，作者只是一心将基督山伯爵复仇的根本原因归于那笔巨额的财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因此，虽然作品的写作技巧和大众的认可程度可圈可点，价值观的偏离导致了作品内在核心力量的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