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是运用新闻媒介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公众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活动，并用舆论的力量对偏离和违背社会正常运行规律的行为依法实施的新闻批评，促使它们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轨道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舆论监督是人民行使该权利的重要途径，当用显性采访方式开展舆论监督遭遇越来越多障碍时，通过合理的隐性采访开展积极有效的舆论监督就成了新闻媒体共同的选择。
舆论监督即是新闻媒体必须认真履行的神圣责任，也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工具。由于舆论监督的难度不断加大，当用公开的方式开展舆论监督遭到越来越多的障碍时，隐性采访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例如：2001年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栏目报道南京冠生园月饼生产厂家用陈馅加工月饼的过程，是记者用隐性采访的方式“掰开”了南京冠生园的“黑心”月饼，南京冠生园被曝光后社会反响强烈。之后，月饼用陈馅、脏馅、变质馅等问题不断通过各媒体记者的暗访被披露出来。还有用病死母猪肉制成“新鲜肉松”，桶装水不卫生、卫生纸不卫生、黑腐竹、注水肉等坑害消费者的行为，通过记者的隐蔽式采访一个个被曝光。消费者为记者暗访叫好，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更是大大提高。隐蔽式采访的出其不意，能让记者获得更真实的画面，更准确的信息，更详细的证据。
新闻媒介要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必须运用一切可能手段接近新闻的来源。然而社会生活错综复杂，有时为了了解新闻事件的真相，保证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尤其是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批评和揭露时，仅靠普通采访方式难以达到目的。采取隐性采访方式更容易接触事物本质，使新闻事实更加客观真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隐性采访是新闻媒体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和代表人们更好地行使舆论监督权所必须采用的获取信息和材料的一种手段。例如：常以隐性采访方式进行报道的栏目《每周质量报告》，总是披露一些新闻事实，备受观众的欢迎。
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一种采访方式，它和显性采访相对存在，对比显性采访它有自己的优势。首先，一般情况下不会引起采访对象心理、行为的变化，有助于掌握“真实生动的第一手素材”，保证了素材的真实性。其次，隐性采访具有独特的表现力，记者在采访时把握主动权，特别是在批评性报道时，自己处在暗处而对方在明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收放自如；对于观众，屏幕上的“新故事”活灵活现，仿佛“真人秀”。再次，面临“假恶丑”，记者“不必、不该、不能，时时处处暴露”，隐性采访不失为一种适当的选择，至少可以减少人身伤害。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在所有的新闻采访活动中，没有隐性采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换言之，没有隐性采访，新闻媒体所面对的局面是完全可以预计的，缺少独家新闻，缺少可读性新闻，缺少有社会反响的新闻，缺少竞争力。与此相随，发行量下降、收视率下跌等，而这样的局面是任何一个新闻媒体所不愿面对的。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追求采访的多样化，让显性、隐性采访互为补充、发展。
媒体通过隐性采访的手段可以获取其他采访手段难于获取的新闻事实，从而更好地实行舆论监督。其次，在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中利用隐性采访手段，可以获得“独家新闻”。最大限度地提供客观性、公开性的新闻事实，迅速抓住生动有力的新闻事件，产生强大的舆论监督效应提高媒体的知名度、战斗力，赢得受众的青睐。再次，隐性采访能够最大限度地逼近事实真相，突破显性采访环境的封闭性和事实本身的隐蔽性，一针见血地抓住问题本质向受众展示出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新闻。具有较强的“可视性”，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使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突出新闻真实性，满足受众好奇心。最后，隐性采访可以帮助记者深入社会生活第一线，获取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增强新闻记者的事业心。对于那些违法乱纪、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例如：《法治在线》的一期节目《猎杀行动》，就是记者通过暗访的方式与犯罪团伙相周旋，秘密拍摄了他们隐藏藏羚羊皮的地方，从而将这个犯罪团伙抓获。这个片子虽然长，但是步步连接、环环相扣，就像一个故事片，深受观众的欢迎。
隐性采访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迎合了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有着特定的历史作用。隐性采访不仅使新闻报道更加深入有现场感，而且成为“揭露黑幕”的撒手锏，成为“新闻监督”的利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承担着风险接近事实真相的隐性采访，那么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怎么可能公之于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