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印，在印章史上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1]这是沙孟海前辈在研究历朝历代篆刻艺术成就中提炼出来的学术定论，深得学术界首肯。在中国文化史上，汉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哲学、文学、艺术等皆有很大成就，其中两汉的印章艺术，不仅形制、钮式等空前精美，而且文字处理、章法变化等也独具匠心，一直被后代的篆刻家们奉为典范。正如西泠八大家之一的奚冈在“冬花”一印的《印跋》中所言：“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
关于汉代会稽郡守鲁伯的文献记载并不多，最为可信的源头记录，出现在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施雠传》内：“施雠字长卿，沛人也。沛与砀相近，雠为童子，从田王孙受《易》。后雠徙长陵，田王孙为博士，复从卒业，与孟喜、梁丘贺并为门人。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梁丘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雠问。雠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于是贺荐雠：‘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诏拜雠为博士。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雠授张禹、琅邪鲁伯。伯为会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崇子平。崇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传。鲁伯授泰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由是施家有张、彭之学。”
从《汉书・施雠传》可知：
1.鲁伯里籍为琅琊（琅邪），西汉时期琅琊治所在东武（今山东诸城）。
2.鲁伯长于治《易》，且师承体系非常清晰、显赫，为汉代易学的重要传人。
3.鲁伯曾经出仕，官至会稽郡太守，西汉时会稽郡郡治在吴县（今江苏苏州），辖春秋时越国、吴国故地。汉成帝时领二十六县，人口逾百万，为当时辖境最广阔的郡，隶属扬州刺史部。
4.鲁伯的生卒年虽不详，但大致可推断生于汉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中期或者汉宣帝（前73―前49年）早期，卒于汉成帝（前32―前7年）晚期或汉哀帝（前6―前1年）汉平帝（公元1―5年）时期，因为《施雠传》中所言的“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事件[4]，有确凿的纪年为公元前51年，鲁伯为施雠的弟子，年纪当小于其师。
检索关于鲁伯的其他文献资料，都为《汉书》的转载流传，并无新意。翻检苏州的地方志书，居然对鲁伯任会稽郡守之事失载。因此对鲁伯其人，除了据原有文献，知其少时求学经历、及长出仕和授学情况以外，对其晚年境遇及生命的最终归宿便失去了历史的线索。龙游县东华山汉墓出土的鲁伯铜质套印，为在历史时空迷失了2000多年的一位汉代人物找到了弥足珍贵的实物征信。
自宋以来，收藏家们便把他们所藏的古印辑录成谱。明、清两代，更有专以汉印为名的印谱，如《汉铜印丛》《汉铜印原》等。但汉印研究专家马国权认为：“这些古印，多数是传世品，大都不是科学发掘所得，不但时代合拍与否令人质疑，而且真伪的判别，也不无问题。这对历史的考证，固然带来许多障碍;就是从艺术的角度考虑，如果囫囵吞枣，两汉不分，魏晋不辨，甚至把南北朝的也划了进去，就必然形成鱼龙混杂，漫无标准。”[5]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龙游县博物馆通过科学发掘所得的汉代“鲁伯”印，显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清人戴启伟著《啸月楼印赏》，认为：“秦汉印章，传至于今，不啻钟王法帖。盖法帖犹藉工人摩勒，非真手迹。唯印章悉从古人手出，刀法篆法章法俱在，虽破坏刻缺，必洞见其血脉。”而鲁伯印所幸保存非常完整，为诠释汉印艺术提供了极为精美的范例。究其可贵之处则有：
1.套印形制完美。鲁伯铜质套印的大印长、宽、高均为1.5厘米，腹中空，一边开有大缺，大缺的空间正好容纳小印，两者相套，翕然吻合，如若天成，可见工艺高超。马国权先生在《汉印概说》中认为，套印在“西汉中期已经出现”，这与我们前面推断鲁伯生活年代基本相同。
2.姓名字表完备。将古印钤纸可知，大印为“鲁伯之印”，小印为“鲁尊”（图7），说明墓主的确切身份是“姓鲁、名伯、字尊”。汉代有文化有地位的人物，在姓名之外往往还有雅号字表，《颜氏家训・风操》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如《施雠传》所述鲁伯的两位大弟子“泰山毛莫如字少路、琅邪邴丹字曼容”。汉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套印，正好可以用大印面眷署姓名、小印面眷署字表，两相呼应，印信完备。由于班固《汉书》未曾注明鲁伯字表，所以后人转述会稽郡守鲁伯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字了，两千年后重见天日的这套铜印，终于还其本原。
3.治印古法清晰。古代铜印施治有铸、凿二法。据明代篆刻家甘《印章集说》：“凿印以锤凿成文，亦曰镌，成之甚速，其文简易有神，不加修饰，意到笔不到，名曰急就章，军中急于封拜，故多凿之，以利于便”，“铸印有二：曰翻砂，曰拨蜡。翻砂以木为印，覆于砂中，如铸钱之法;拨蜡以蜡为印，刻文制钮于上，以焦泥涂之，外加熟泥，留一孔令干，去其蜡，以铜熔化入之，其文法钮形制俱精妙，辟邪、狮兽等钮多用拨蜡。”今看鲁伯套印两章印文古朴浑厚，绝无硬器凿痕，细审两章印面凹处深浅匀称、底迹平整，当知所治为铸印古法，出神入化。 4.印文章法别致。汉印的字体，有缪篆、鸟虫书和隶书三种。鲁伯印文用缪篆字体。汉印体系源自秦，西汉初期的印章文字，在秦代“摩印篆”的基础上开始向结构匀称和线条圆转方向发展，字体渐成“绸缪屈曲、笔划饱满”态势，因此汉印开始突破秦印原有“田字格或日子格”窠臼。且看鲁伯套印两章印文，笔划圆润饱满，完全取消框格定制，无论是两字小印还是四字大印，印面皆浑朴周整，堪称汉印缪篆字体艺术成熟的标志。尤为可贵的是，铸印者考虑到“鲁伯之印”四字笔划繁简悬殊，竟出其不意地连破两项常规：一是因字制宜启用朱白相间的办法，将篆体笔划最简单的“之”字用“朱文”入印，使“之”字的留白部分与“鲁、伯、印”三字“阴文”相得益彰、浑然一体、难分伯仲。二是因字制宜破除字格空间，“鲁伯”二字与“之印”二字分居左右两列，因“鲁伯”笔划明显较“之印”繁重，铸印者打破左右均分的基本套路，实行适当的“右扩左缩”，经测量，左右两列的空间占比为4.45.6，使整个印面保持左右轻重均衡、字体笔划粗细均匀。而且因为“鲁”和“伯”两字笔划又相当悬殊，铸印者又打破两字上下之间的空间均格，大胆地将本来“五五分”空间改成“七三分”，再次使印面达成新的均衡。著名篆刻家邓散木《篆刻学》里有“朱白相间印”一节，谓汉印“大抵笔画少者，则以朱文间之;其二字笔画一繁一简者，则取简者朱之，繁者白之。朱白之间，各适其宜，不可强合。”[6]再考察新出土的鲁伯套印，我们发现汉印的艺术成就在许多方面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鲁伯套印的印文章法，实际上不是“朱文相间”的单独运用，而是各种空间布局变术的融汇贯通与综合运用了。
5.印钮创设精妙。汉印钮式比较丰富，不但有装饰之美，而且还作为品秩之分，对于历史断代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鲁伯铜质套印的钮式，大小两印各不相同，大印铸龟钮，形象生动;小印铸桥钮，比较简约。有专家认为龟钮印信的出现源自对龟的崇拜。相传黄帝族发源于中原的天鼋山，黄帝氏族号称轩辕氏，“轩辕”即“天鼋”之音转。鼋即鳖，龟属。《楚辞・河伯》注：“鼋，大龟也。”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遗址都曾先后发现龟崇拜的遗存。安徽凌家滩遗址中就曾出土用于祭祀的玉龟。据《礼记・礼运》记载：麟体信厚，凤知治礼，龟兆吉凶，龙能变化。说明古人认为龟具有掌握未来发展的能力。汉代受这种崇拜的影响，更兼认龟为长寿吉祥之物，将龟钮纳入印信体系中，高至王侯、低及百姓，都喜欢用龟钮。卫宏《汉旧仪》：“丞相列侯将军金印紫绶;中二千石，二千石银印青绶，皆龟钮。”鲁伯位至会稽郡守，私印铸以龟钮，应当是合适的。据前人考证，汉印“早期龟身平伏，颈部不伸出，后期则作立状，龟首上昂，背隆起如弓形”出处。鲁伯大印龟钮为龟身平伏，这与我们前面推断鲁伯生活在西汉中晚期的历史断代是基本统一的。
鲁伯铜质套印的钮式还有一个比较特别之处，就是大印开大缺的背侧，开有一个半圆弧形的小缺，大小与小印的桥钮相当，因此佩印的绶带可以从小印印钮的桥孔直接穿过大印的背面小缺，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穿戴效果，可以非常科学而安全地佩戴与保存印信。
清代大学问家龚自珍在《说印》（《定文集补编》卷三）中指出：“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意思是说，官印最好是历史上没有这一官名，可以补历史的缺载，这一官印更有价值;私印最好是历史上有记载姓氏名号的，这一私印更有历史价值。几千年来，私印人名在历史上有记载的一直不多，特别是秦汉魏晋时期，《汉晋印章图谱》仅有“卫青”“贾山”“郦商”“公孙弘”等寥寥数印，而今在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竟出土班固《汉书》所记载的西汉会稽郡太守鲁伯的铜质套印，史学价值、艺术价值非凡，确实弥足珍贵。
注释：
[1]沙孟海.印学史[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87.48.
[2]衢州市博物馆.衢州文物精品.[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16.
[3]衢州市博物馆.衢州文博（内部刊物）[J].2013，5（9）：44.
[4]石渠阁，阁名，西汉皇室藏书之处，在长安未央宫殿北。施雠，汉代经学家，大约生活于前100年至1年间，在甘露三年（即公元前51年）在石渠阁同诸儒辩论五经同异.
[5]西泠印社.印学论丛[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88.18.
[6]邓散木.篆刻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