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泸州是距今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尤以数量众多、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的明清龙桥群享誉全国。偏于西南一隅，远离通邑大都的泸州在人类中世纪集中建造数量如此众多且工艺如此精美的龙桥，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西南地区“龙马互化”习俗、国家政治重心东移南迁、茶马互市的民间商贸通道――茶马古道紧密关联。对泸州龙桥成因的考证有助于进一步梳理、挖掘泸州龙桥独特的历史、文化及时代价值，为泸州龙桥的保护开发及泸州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泸州；龙桥；龙马互化；移民；茶马古道
泸州，古称江阳，位于长江上游，自古有“西南要会”之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汉设县迄今已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历代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一颗颗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龙桥，即是其中的一颗耀眼闪亮的璀璨明珠。泸州龙桥多建于明清时期，现存302座，是目前中国唯一的明清龙桥群，它以其数量之多、工艺之精、造型之美，得到我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文学家的高度评价及人民日报、央视等国家级媒体的专题报道。偏于西南一隅，远离通邑大都的泸州，在人类的中世纪为何建造了数量如此众多且工艺如此精美的龙桥，对其成因的考证有助于进一步梳理、挖掘泸州龙桥独特的历史、文化及时代价值，为泸州龙桥的保护开发及泸州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一、地理环境因素分析
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看，泸州气候、地形、石材等为当地修建桥梁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泸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季较为集中，年降水量约1100毫米，常有夏洪。一遇洪水，沟河通行即成问题，只有建桥才能保一方安宁。再者泸州地区多浅丘、低山丘陵和河谷平坝地形，河溪纵横，数量众多。人们为方便生活往来，也要在两山之间、溪河上建架桥梁，以畅交通。此外，泸州地区优质石材储量丰富，质地细腻，易于雕刻，是当地建桥最佳原料。
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看，泸州地区石刻技艺代代传承，鬼斧神工。据西晋蜀人常璩《华阳国志》载：“江阳郡（泸州汉称江阳郡）俗好文刻”。可见，雕刻习俗在西晋就已融入泸州民间。即至金兵入侵，北宋南渡，中原士族纷纷逃离故土在南方定居，更为当地带来中原先进文化与精湛艺术。2002年被列为全国二十三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泸县南宋墓群，其墓中精美的石刻再次有力印证泸州地区石雕工匠们的高超石刻艺术。正是这些无名英雄，在偏僻的乡村创造出伟大的艺术。
二、信仰习俗因素分析
泸州龙桥因其以龙的形象作为主要装饰而得名。以龙形为饰，首先同中国传统崇龙文化紧密相关。龙作为中国人的民族图腾，是中华民族腾飞、繁荣兴旺的象征。在远古生民的意识里，龙是世界主宰，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既能潜藏深渊，也可翱翔九天。汉朝之后，国家统治者不断强化“君权神授”观点，龙逐渐成为皇帝的代称。由此，龙在中国人意识中，变得更加神圣。此外，龙被民间普遍视为掌管海洋的生灵，司兴云布雨之职。在泸州地区，“龙王镇水护桥”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民间普遍信仰，在石桥上雕刻龙饰以安澜平波，亦在情理之中。
此外，泸州龙桥以龙形为主装饰与西南地区“龙马互化”习俗有一定联系。西南地区“龙马互化”习俗的形成发展，一方面源自古人对龙、马关系的认识。在古代，龙、马关系密切。据《周礼》载，“马八尺以上为龙”，即马之大者，皆可称“龙马”或“龙”。从古人想象出的龙形象看，龙首如马，龙身取自马体。可见，马是龙图腾重要原型。在古人那里，龙、马是可互变的。“龙马”因此成为华夏民族传说神物，龙马精神更成为华夏民族主体精神与最高道德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西南“龙马互化”习俗的形成发展与该地区诸多“龙马一体”传说直接相关。据《元史・地理志》载，现贵州省息烽县养龙司乡原名养龙坑，因该地出产过堪称“龙”的骏马而得名。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写诗为证：“龙马先朝出养龙，御前赐名飞越峰。人间神骏宁无种，天上孙阳不易逢”。另据《舆地纪胜》载：“在（泸州）城东北二十里。唐王昌遇落魄仙于此，以龙马一夕送归潼川，因号曰龙马潭。”《通志》亦称，泸州龙马潭即因“唐时王昌乘马化龙处，因此得名”。
三、政治经济因素分析
在中原石雕艺术进入休眠的公元十四世纪，以龙桥为代表的泸州石雕进入其全盛期，这和泸州地区政治经济变迁不无关系。
从政治因素看，国家政治重心东移南迁是明代以降泸州龙桥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金兵入侵后，大量北方贵族到南方定居，他们生而不能返家，死后则在墓室中通过石刻再现故乡的生活。在泸县出土的南宋墓群中，石刻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四灵之一的“青龙”。在北中国落入大金国版图后，流寓南方的中原贵族目睹山河易主，国土分裂局面，内心创痛难以言表。他们在墓室大量地雕刻龙，以此寄托国家正统皇权能早日回归中原的沉痛希望。龙，正是泸县南宋墓室石刻独特的价值与个性的体现，也是南宋墓室和明清龙桥的艺术纽带。在整个南宋，龙成为一种寄托。即至元朝，龙则潜隐。朱元璋率农民起义军夺取政权后，崇拜龙图腾的汉人，几乎以狂欢姿态迎接朱元璋登基，龙重新在中国人心灵中腾飞。泸州龙桥正是在如此历史境况下诞生，它展现了六百多年前中国人的政治情怀。
此外，明清两代的多次大规模移民也是泸州龙桥大量建造的重要原因。明、清两代初期，泸州和当时四川多地一样，人口处于低谷，人烟稀少。在此情况下，明、清两朝政府都分别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大量移民涌入推动了泸州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对交通条件提出必然要求，也为建造桥梁奠定了物质基础。据县志记载，明、清两代均在移民后的100年间，形成泸州龙桥建设高潮。
从经济因素看，明、清泸州龙桥兴建高潮和历史上保存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开展茶马互市的民间商贸通道――茶马古道紧密关联。历史上的西南地区，养马是普遍现象，“龙驹”之类好马在当地亦不鲜见。尤其在南宋，北方马市断绝，川马、广马（广西）、滇马、黔马成为马的主要来源。“水西马”（水西，包括今天黔西北和叙永、古蔺的部分地方）、“乌蒙马”都是当时名马。在这条存在于中国历史长河中上千年的茶马古道川黔线（乌撒入蜀西路）上，泸州处于起点位置，既是港口又是重要陆路交通要道，南宋时即已成为重要商业和军事重镇。明清以降，随着川黔线茶马古道地位上升，泸州成为川江狭路重要港口。明朝时期，官府在乌撒设茶马市，每年用布、茶、盐等易马，一年交易量多达6500余匹。泸州沿线乡镇因此留下马嘶、马蹄、马尾、上马等与“马”相关地名。显然，在这条一度兴盛的茶马古道上，马是当之无愧主角，它不仅推动中原地区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贸往来，还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加上西南地区“龙马互化”传统观念深入人心，进一步强化了泸州民间对龙图腾及其重要原型――“马”的尊崇信仰，促成了建桥即雕龙、刻马的风尚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