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诊所式法律教育和法律赋能理念的发展，两者相结合的法律赋能诊所成为一种新型的法律诊所形式。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在目的上彼此接近，在气质上彼此契合。一方面，法律赋能为法律诊所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主题，另一方面，法律诊所为法律赋能提供了新的路径和资源，因此，法律赋能诊所这一形式颇有价值。强调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以社区为基础，注重当事人的参与，均构成了法律赋能诊所的特点。而以学生及当事人利益为依归，以法律赋能为基础更是这一诊所形式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法律赋能诊所可以开展个案法律援助、社区法律教育、社区法工培训、社区法律调研和法律政策倡导等活动。为了促进法律赋能诊所的发展，可以用量性和质性方法对其管理和教学质量、赋能成效进行监测和评估。
[关键词] 法律诊所； 诊所式法律教育； 法律赋能； 法律赋能诊所； 社区； 法律援助； 社区法工培训
如果从189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们成立“法律诊疗室”[1]算起，法律诊所已经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随着法律诊所在法学教育和促进社会正义上的作用的彰显，它逐渐流行于美国的法学教育领域，并且在福特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等国际基金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在全球各地开枝散叶。
20世纪末，在“赋权增能”（empowerment）概念的启发下，法律赋能（legal empowerment）又译作“法律赋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选择该种译法的代表。的理念在国际发展领域勃然而兴，并且随着联合国对穷人法律赋能委员会的设立，这一理念在国际上更受瞩目。根据联合国对穷人法律赋能委员会的定义，法律赋能是指“使穷人受到保护并运用法律来推动其在国家和市场中的权利和权益的过程”[2]。这一定义颇为宽泛，因此，法律赋能项目的形式亦多种多样。在法律界对法律赋能理念进行实践的探索中，法律诊所这一基于法学院、发动法学院师生参与的教育组织形式被发掘利用，并逐渐发展成法律赋能的一种重要项目形式[3]25。
作为实践法律教育模式载体的法律诊所和作为国际发展工具的法律赋能的结合究竟在理论上能否融洽对接，在实践中能否有效开展，采用何种方式才能使其发挥最大功能等问题都值得研究与观察。本文拟以法律赋能诊所的兴起为梳理起点，分析法律赋能和法律诊所的理论关系，进而结合实践经验总结法律赋能诊所的价值目标和活动形式，并对这一类型诊所实效的评估提出建议。
一、 法律赋能诊所的兴起
（一） 法律诊所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之后，法律诊所在教育之外的社会功能，即促进社会正义方面的功能得到强调，正义和公益成为法律诊所在法律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内容[4]。法律诊所被纳入了促进司法正义、维护社会弱者权利的公益法运动之中。在承担更多社会正义功能的同时，法律诊所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除了传统的在法学院内设立办案场所的、以代理个案为主要工作的法律诊所外，还出现了设置在交通工具上、强调在不同社区中流动提供服务的移动诊所，设置在学生工作所在的政府或非政府部门中的校外实习诊所，设置在社区中的社区法律诊所，强调社区法律教育的街道法律诊所，强调运用调解、仲裁等纠纷解决机制的替代性争端解决诊所等[6]。这些新型诊所的出现或是因应不同社会正义的需求而来，或是在新的法律理论启发之下设立，而且它们逐渐注意到社区的重要性，并开始引入法律教育活动和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为其后解决贫困社区权利问题、结合法律赋能理念的法律赋能诊所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二） 法律赋能理念的推广
法律赋能承接20世纪60年代“法律与发展”运动及其后的“法治”模式，是法学界在国际发展领域提出的新理论。这一概念认为，国际上盛行的占据正统地位的法治模式过于强调对国家正式制度的建设和改进，比如依赖于国家机构和程序上的改革，依赖于正式法律的可预测性与形式平等[7]78，忽略了公民社会、贫困社区和非正式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囿于“国家中心主义”的路径限制[8]107109，从而未能有效给予贫困人群以法律保护，也未能使他们真正分享发展的成果。
法律赋能相对法治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中广泛使用的“权能”（power）、“赋能”（empower）的概念引入法学。它认识到贫困人群因信心、知识、技能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匮乏而成为无权（powerless）者，因此，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向他们赋能，使他们能够运用法律、行使权利，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脱离贫困、获得发展。法律赋能的主要特点在于，“以社区为导向、以权利为基础”[9]34，重视对公民社会的支持，重视非正式法律制度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法律赋能的概念提出不久就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除了丹麦、英国等国接受这一理念外，开放社会基金会、法律赋能全球网络等民间机构也倾注资源努力推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东亚发展银行等国际机构也纷纷将其贯彻到工作中，甚至设立专门的法律赋能项目和部门。2008年联合国更是成立了对穷人法律赋能委员会，正式提出了联合国的法律赋能框架和进程。
法律赋能的一种重要项目形式是以基于社区的，不具专业法律资格但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的社区法工（communitybased paralegal）项目存在的。这些项目多依靠公民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开展。但随着法律赋能理念的推广，法律赋能的项目形式逐渐发展，其所依赖的组织机构也向公民社会之外扩散。在有些国家还获得政府支持，成为政府法律援助项目的一部分，如蒙古；而法学院这一具有丰富资源的组织群体当然也为法律赋能项目的践行者所看重，尤其是本身就立足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关注穷人和弱势群体法律需求的法律诊所，更是成为法律赋能项目不可多得的、天然的盟友[3]2526。
（三） 法律赋能诊所在国内外的实践
经过上述中外法律院校的实践，法律赋能诊所这一新型诊所形式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下，这一诊所究竟是否具有发展空间，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建设、如何发展，相关的研究与总结还比较缺乏。接下来，本文将结合法律赋能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相关理论、笔者对这一领域相关实践的具体观察，以及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 法律赋能与法律诊所的关系
笔者认为，法律赋能诊所这一形式之所以得以出现，并且成为富有生命力、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的诊所模式，除了上述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两种理念共同发展、“里应外合”的历史背景之外，其重要原因还包括法律诊所与法律赋能在目的上相互接近，在气质上彼此契合，在项目内容和特点上有颇多共通之处。
首先，作为一种法律教育模式，法律诊所的初衷是给予法学院学生实践机会，在实践中深入理解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执业能力、了解法律实际运行、培养法律人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而“赋能”理念本身很早就在教育领域得到使用，意为改变学生在教育模式中的被动地位，增强学生的信心和能力，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法律诊所中师生关系更加民主和平等，教学中没有标准答案和绝对权威[4]。可以说，法律诊所也是对法学院学生的一种赋能，尤其是法律诊所中常常使用的小组讨论、案例教学、角色扮演、场景模拟等具有参与式特点的教学方法也都是赋能的常用方法。
具体到中国的语境，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相结合亦有其特定需求。第一，中国法治社会尚处于建设阶段，“无讼”、“息讼”、“耻讼”的传统观念仍影响着普通民众在纠纷解决时的路径选择，使得很多人在主张个人权利时不会选择诉讼或其他法律途径[12]。第二，中国高校一般将法律诊所设置在校园之中，在必要宣传不足的情况下，部分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民众也会因信息缺乏而无法寻求到法律诊所的帮助，从而加重法律诊所案源不足的问题[13]。第三，法律服务具有极高的专业门槛，对于从业人员有严格的要求[13]。但是，由于学制的差异，高中毕业即进入法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在学习能力、社会阅历等方面相比进入法学院之前就已至少获得学士学位的美国学生要薄弱；中国的法律诊所教师也多在诊所授课之外兼上其他课程，而非像美国法律诊所教师那样专职授课，因而中国学生获得的教师支持和辅导不够充分。这些限制了中国法律诊所在提供法律服务尤其是诉讼代理方面的有效性。上述原因都导致传统的立足高校、以诉讼为基础的法律诊所在中国的发展遭遇困境，而立足于社区、不囿于诉讼活动的法律赋能诊所就尤其值得在中国法律院校中推广。 综上，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的结合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是一种对诊所式法律教育和法律赋能项目均有裨益的创新。这种相互促进的益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法律赋能为法律诊所提供了新的思路与主题。自法律诊所为美国法学院创设以来，其主要活动一般为法律咨询、谈判、调解以及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出庭诉讼。法律诊所注意到弱势群体缺乏足够的法律资源，难以享受律师的法律服务，因此，通过法学院学生对弱势群体当事人提供个案的法律援助。法律赋能的理论进一步关注到弱势群体法律知识、法律能力的缺乏，试图通过提升弱势群体的法律知识和能力，改变其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使其获得自己争取权利的力量。引入法律赋能的概念之后，法律诊所可不局限于个案援助，还可以提供法律宣传、教育、培训和社会发展项目等形式的服务。
三、 法律赋能诊所的特点
法律赋能诊所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诊所，具有一些与传统法律诊所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产生于法律赋能理念对传统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形式上，法律赋能诊所多以社区诊所、街道法律诊所等校外诊所的形式存在，但两者之间并是天然的对等关系，不能简单地将社区法律诊所、街道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诊所混同起来。事实上，构成法律赋能诊所最重要的因素是法律赋能理念的贯穿，也即法律赋能诊所是依照法律赋能理论而建立和运行的诊所：它在价值上重视当事人法律权能的提高；在功能上强调在为当事人维护权利的同时唤醒当事人的权利和法律意识，提高他们的法律能力；在服务理念上反对传统的“为当事人服务”（lawyering for）的救世主情结，而主张“和当事人一起工作”（lawyering with）的平等精神。这些因素才是使法律赋能诊所成为一种新型诊所而与传统的校内和校外诊所区分开来的根本所在。而至于形式，并不是区分法律赋能诊所和传统诊所的唯一标准。之所以法律赋能诊所常常以社区法律诊所、街道法律诊所的形式存在，是因为这两种诊所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法律赋能诊所根植社区、亲近民众和注重公民社会力量的需要。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所有的社区法律诊所和街道法律诊所都是法律赋能诊所。反过来，只要符合法律赋能的理念，校内法律诊所也同样可以成为法律赋能诊所的形式。为了更好地理解法律赋能诊所作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诊所形式的特殊性，下文将重点介绍法律赋能诊所所呈现的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强调采用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和实现正义的多种方式。传统的法律诊所以诉讼型诊所为主，而法律赋能诊所虽不排斥诉讼活动，却注意到诉讼程序成本高、耗时长等对弱势群体当事人不利的因素，注重采用谈判、调解、仲裁等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同时法律赋能诊所不局限于个案法律援助，还注重通过社区法律教育、社区组织、意识唤醒、政策倡导等多种方式解决弱势群体的法律问题，改善他们的权利状况。总之，法律赋能诊所坚信“条条大路通正义”，强调以多种不同的方法促进弱势群体的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实现。
第二，强调以社区为基础。法律赋能诊所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以社区为基础。所谓社区，是指享有共同习俗、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或居住于共同地域的社会群体。法律赋能诊所扎根或关注的社区主要是弱势和边缘化的社区，包括农村居民、城市贫民、农民工、身心障碍者、妇女、老人、儿童、少数民族等。法律赋能诊所之所以强调以社区为基础是因为社区成员往往面临着共同的法律问题。根植社区，有助于发现和一揽子解决社区的普遍性法律问题。同时法律赋能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唯有长期扎根社区，才能实现对社区的动员和组织，培养社区成员对诊所成员的信任，使社区成员有足够的时间获取足够的知识、技能、信心，形成组织力量，为自己的利益发出声音、争取救济。此外，从诊所的教育需求上讲，“社区环境具有立体性，纵向的历史沉淀和现存的法治运作都比较完整，这种情境创设更为科学，而且社区诊所可以共享社区和大学的各种资源” [14]170。以社区为基础的法律赋能诊所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诉讼代理、法律宣传与培训等多种服务，其内容可以涵盖婚姻家庭、合同、侵权等多种议题[13]，在为社区提供最大化便利的同时，丰富诊所学生的实践机会。
第三，强调当事人的参与，注重对当事人的赋能。法律赋能诊所尤其强调让当事人参与到诊所活动与服务当中，使他们对自己案件的处理享有更大的自主性和影响力。诊所学生不再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而是“和”当事人一起寻找问题的法律解决方案。诊所学生不仅要给当事人一个妥善的解决结果，还要向当事人解释解决方案选择的原因，使当事人能够对案件的办理过程有足够的了解，并能发表自己的观点。诊所学生在办理案件、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还要向当事人提供相关的法律信息、传授相关的法律知识、培养当事人相应的法律技能，使当事人在经历过案件办理之后，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得到提升，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得到增强，在以后的生活中愿意、敢于且有更强的能力和资源运用法律维护权利。比如他们在遭遇小的法律纠纷时能够自己查找法律、运用法律为自己的权利进行声辩；而遇到大的法律问题，也能够知道如何固定证据、寻找律师。一个直观的比喻是，当事人和法律诊所学生的关系就如遭受伤病的患者与提供第一时间救援的医护人员的关系。诊所学生也许不足以“救死”但可以“扶伤”，并且使当事人在日后遇到小伤小病时可以自我包扎、自我医治，遇到大病重伤时也有一些急救常识，不至于加重病情、耽误救治这一比喻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张万洪副教授在2013年3月19日于汕头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促进农村司法正义：规则、制度和文化变迁”研讨会上所做的发言“从赤脚医生到赤脚律师：从中国农村医疗服务看农村法律服务的未来”中提出的。。
四、 法律赋能诊所的主体内容
（一） 价值目标
法律赋能诊所的价值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具体而言，“两个中心”是指以诊所学生和诊所当事人（社区）为中心。作为一种法律教育模式，法律赋能诊所要以培养法学院学生为目标，使学生通过在诊所的实践学习法律知识、增长法律技能、锻炼法律人的思维、树立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15]。在议题、案件、活动和组织形式的选择上要围绕学生的教育需求，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比如，案件、活动（法律赋能项目）的选择应考虑其难易程度是否适当、时间周期是否适应教学、风险因素能否妥善控制、办理（执行）成本能否承担、经费是否充足、道德立场与议题是否有助于让学生解决道德困境、养成职业伦理等[16]。作为一种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的实践形式，法律赋能诊所要以保护和促进弱势群体尤其是诊所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为目标，力求以最好的师生力量为当事人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并且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法律赋能。在议题、案件和活动的选择上要以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特点为导向，考虑案件、活动（法律赋能项目）能否解决弱势群体最亟须解决的法律困境、能否产生结构性的影响、是否由诊所学生即可妥善办理或执行。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赋能诊所包括其他诊所经常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学生和当事人的利益有时会出现冲突。在法律赋能诊所组织的过程中究竟是以保障教学需求为首要目标还是以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为首要目标？笔者的观点是，在案件和活动的选择时应以教学需求为主，但是当案件已经受理、活动已经开展后则应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利益，因为这本身也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要求。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法律赋能诊所常常以社区法律诊所的形式存在，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中国一般校外诊所常常面临的教师督导不够、社会活动意义多过法律教育意义等问题。笔者认为，解决教师辅导不足的问题可通过发展校外导师和联合导师的制度来加以解决。在校外法律赋能诊所中聘请当地社区的资深法律人，比如律师、法官、检察官、民间法律服务组织的负责人作为校外导师，对诊所学生在驻扎社区期间的法律服务提供指导、进行监督，以补充校内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并且可以通过定期的导师联席会议，沟通、商议对诊所学生的教学计划及指导、评估等事宜。对于“社会活动意义多过法律教育意义”这一担忧，笔者认为，从法律诊所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法律教育从来都不是法律诊所的唯一价值和功能。法律诊所的最初设立就是源自法学院师生对贫困人群难以获得法律服务这一社会问题的回应和担当。虽然法律诊所在兴盛和扩展时期主要是以一种实践法律教育的形式而为法学院所接受，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社会正义”的功能逐渐被重视。因此，即使说社会活动的意义超过了法律教育的意义，法律赋能诊所仍不失为一种值得接受和推广的模式。因为它不应仅被视为法科学生进行实践学习的一种模式，更应是法科学生回报社会、创造价值的一种平台。另外，正如前文所说，诊所学生和社区当事人构成了法律赋能诊所的“两个中心”，这两个中心是可以达到一种相互促进的平衡的。法律赋能诊所的实践性决定了其社会功能越大，对诊所学生的教育意义也越大。诊所学生为社区当事人提供的服务越多，在法律赋能活动中的参与程度越深，他们在技能和伦理上获得的教育也就越多。因此，我们不应仅考虑社会活动意义和法律教育意义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应更多地看到两者统一和平衡之处。
（二） 主要活动
如前所述，法律赋能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法律赋能诊所可以开展的活动同样不一而足。因各地、各校的情况不同，随着对法律赋能诊所实践探索的深入，法律赋能诊所的活动形式难以尽述。根据笔者的经验，赋能法律诊所的主要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个案法律援助。虽然法律赋能诊所不局限于个案法律援助，但个案法律援助仍将是法律赋能诊所一种重要的活动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赋能诊所的个案援助可能呈现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强调选择具有影响力、代表性的案件，进行“结构性法律援助”、“影响性公益诉讼”，以个案推动政策和制度的变革或者公众态度的转变，从根本上消除当事人社区整体的法律困境。其次，强调以谈判、调解等替代性冲突解决方式解决法律问题，不局限于诉讼这一种途径。最后，强调当事人的参与，通过案件办理对当事人传授法律知识和技能，对当事人进行后续的跟踪、回访，提供持续的支持。
（2）社区法律教育。法律赋能诊所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对目标社区开展法律教育。与传统的“普法”不同，社区法律教育扎根于社区，注重在特定地域和人群中持续、连贯、逐步递进地进行法律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及法律意识的培养。它应采用参与式的培训方法，使社区成员更平等、主动地参与法律知识与技能的学习，通过培养社区成员的自主性提高他们的信心和自我效能。
（3）社区法工培训。法律赋能诊所能够提供的法律援助和法律教育相对有限，应调动更多的力量，通过“帮助帮助他人的人”发挥更大的辐射作用来使更多的人获益。对特定社区而言，法律诊所往往并非唯一的支持力量。社区往往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准官方组织、官方组织的法律支持性力量，比如司法所的法律工作者、妇联和残联的工作人员、草根NGO的工作人员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发挥着社区法工的作用。法律赋能诊所开展对这些法工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有利于他们向社区提供更优质的法律服务，在解决纠纷时更加符合法律的规定，最终使社区成员获益。
（4）社区法律调研。法律赋能诊所还可以通过对社区的法律问题、权利状况等开展实证研究，来为法律赋能策略提供指导。法律赋能诊所可以通过问卷、访谈、入户调查、小组座谈、案例研究等量性和质性研究方法开展调研活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法律赋能诊所的调研也应尽量采用参与式研究、行动研究，重视研究过程的协同合作、研究结果的即时运用，使社区成员也能得到一定的成长。
（5）法律政策倡导。法律赋能诊所在个案援助、社区调研的基础上，还可以利用这些实践和研究积累的素材与结论单独或和社区一起进行政策倡导，从法律制度和社区态度层面上改变社区的境遇。尤其是诊所支持社区组织或社区成员自主地参与政策倡导和民主程序，是对社区进行法律赋能的一种高级形式。
无论是在开展上述活动还是其他活动的过程中，法律赋能诊所都可以采用、贯彻下列几项原则，以增进法律赋能的效果。
其一，为当事人提供全面、具体的支持。法律赋能的重要特点是将赋能对象作为赋能过程的主体，赋能的议题、路径、方式等都应引入赋能对象一起参与，共同商讨决定。这和身心障碍者权利领域所提倡的“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要做出与我们相关的决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道理相同。法律赋能诊所开展的活动、提供的服务是要给当事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做出自主的决定，增强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力和对支配自己生活的政策、制度的影响力。
其二，向当事人分享有效、简明的信息。法律赋能诊所向当事人提供的支持、传授的知识和技能在本质上有相当部分都是信息。在现代社会，信息本身就构成了一大权力，拥有信息的过程也是赋能培力的过程。在开展诊所活动的过程中，将对当事人有用的法律信息（比如法律规定、权利清单、有关部门的联系方式等等），以及如何查找、搜集这些信息的信息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分享给当事人，使当事人知道他们有什么权利，如何行使和保障他们的权利，找谁来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权利，也是对他们进行法律赋能的重要方式。
其三，帮当事人组织持久、紧密的网络。无论是对社区成员，还是社区法工，建立同辈网络都是进行法律赋能的有效手段。因为这种境遇相同、经验类似的同辈群体通过集体意识的唤醒与资源的分享可以有效地降低他们的无权感[17]。其中社区法工培训中同辈教育的效果尤为明显。以武汉大学公益法中心开展的法律赋能项目为例，其通过对湖北地区关注农民工权利的法律工作者进行持续培训、建立网络在线（如qq组群）、线下（如手机、工作坊）联系网络，成功帮助他们组成了一个同辈群体。在项目开展的数年间，参与项目的法律工作者定期会面、共同培训、持续沟通，相互支持，共同成长，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相关信息可参见武汉大学公益法中心网站相关报道，http：//www.pidli.cn。。
五、 法律赋能诊所的评估
对法律赋能诊所进行评估主要包括对诊所组织管理、教学质量和赋能效果的评估。评估对法律赋能诊所的意义不仅在于总结法律诊所内部组织的经验和教训、保障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质量，还在于总结、展示法律赋能服务和项目的效果，为未来的法律赋能诊所活动设计、开发提供思路，争取资金。
对法律赋能诊所的组织管理和教学质量而言，评估既针对学生也针对老师。学生方面可通过考察学生上课出勤率、诊所值班（服务）出勤率、提供服务（参与项目）数量等进行量性评估[16]，通过考察学生法律赋能项目设计、法律赋能项目执行、法律赋能服务提供、法律赋能理论知识获取、法律赋能技能（如参与式方法）习得、团队合作能力养成[18]等质量和情况进行质性评估。对老师而言，可通过考察老师上课课时、辅导时间、指导案件、活动数量等进行量性评估，通过考察老师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教学材料、指导意见等情况进行质性评估。评估方法上，可以首先撰写诊所服务指导手册和评估手册，设立评估标准和方法守则，为诊所师生提供参考指引，以确立评估指标和流程；然后建立档案，追溯、监管诊所办理的案件和组织的活动的情况；每学期进行期末内部评估，包括学生自评和教师评估等；最后还可每隔数年以问卷、访谈、对照组等方法对诊所的教学情况成果的评估进行反思和整理，如考察诊所学生是否在之后更加愿意参与公益法活动、诊所学生法律知识和技能是否得到提升等。
对法律赋能效果而言，法律赋能诊所可以通过考察当事人法律意识、法律知识、法律技能、法律地位、态度、行为、资源等评估诊所对当事人个人和社区群体的影响[19]；可通过考察与社区相关的政策变化、政策和法律制定、法律执行等评估诊所对制度和政府的影响。评估方法上，可以通过对诊所服务对象进行前测/后测问卷、控制组/实验组比照、诊所档案记录审议等方法进行量性评估；也可通过对诊所服务对象/师生进行访谈、小组座谈、活动观察、案例研究等方式进行质性评估[19]。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各校法律赋能诊所形态各异、情况不同，可采取的评估方式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法律赋能诊所所能产生的影响和贡献既有显见的也有潜在的，既有立竿见影的也有深刻长远的，不能简单地以数字进行描述与总结，而必须综合量性和质性方法方能对法律赋能诊所的成果进行全面、中肯的评估。总之，法律赋能诊所目前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随着我们对这一诊所形式的探索、实践和反思的深入，法律赋能诊所的活动内容、组织形式、评估方法也都将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