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符号
在原师大女附中“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上，该校文革初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副主席宋彬彬，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宋称老校长卞仲耘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她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首先须肯定：一个人到了晚年，对于年轻时犯下的过错乃至罪愆，道歉比不道歉好。
其次要等待：受害者卞仲耘老师的家人是否接受道歉？他们并没有出现在道歉会场，态度至今不得而知。
其三需思考：到目前为止，卞仲耘之死仍是一个“葫芦案”。宋博士不止一次地道歉，同时也是在切割责任（她认领的是“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把球踢到了另一些人的脚下。留下的思考题是――直接的打人真凶是哪些人？
宋彬彬之所以成为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是因为她曾与好几个“第一”沾边：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副校长成为文革中全国因武斗致死的第一位受害者；该校因而成为第一个打死老师的学校；当时宋彬彬是该校“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她在8月18日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作为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红卫兵人物，被媒体广泛报道。
当伟大领袖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时，轻松吐出三个意味深长的字――“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首次传达了毛的口谕，并宣称：“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的小将在成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在重大历史节点上的短暂亮相，给世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被权力利用过后，“宋要武”成为那个暴力年代的一个历史符号，如影随形伴随着宋彬彬的人生。
历史的问责
文革结束后，赴美留学并工作的宋彬彬，不断遭遇历史聚焦：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者王友琴博士撰文，认为宋彬彬等对卞仲耘之死负有责任；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先生，不仅保存了亡妻的血衣、遗体照片和遗物，且数十年不懈地搜集证据，他手中还握有一份在邮电医院死亡现场的《宋彬彬谈话纪要》，且一直未接受宋的道歉……
四面楚歌的宋彬彬，多年来一直在不同的场合否认参与打人，否认改名，否认自己是《光明日报》文章的作者，否认与王晶见过面……同时不断有人暗示：打死卞仲耘的主凶，比宋彬彬的家庭更有背景，她是在代人受过。刘进、叶维丽、冯敬兰、于羚等校友，自发组成了“八・五”事件调查组，将责任指向了本校高一
（3）班的少数干部子女。据叶维丽回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冯敬兰在道歉会结束后新发表的文章中说：“发起者、打人者多为住在京西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女，初中在女三中、女八中就读，1965年9月，通过中考她们进入女附中。”
道歉会通过老教师及一位受害者子女之口，表达了对宋彬彬等人的谅解，且指打人者当时是未成年人，从法定年龄上不能承担法律责任。调查组距真相一步之遥处裹足不前，却依然有所保留，不愿说出虐杀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她们早已是成年人）。时至今日未能还老副校长一个公道，令这场校友内部调查的公信力打了折扣。
共和国的同龄人有句口头禅――“青春无悔”。极少有手上沾过血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按照“法不责众”的“国民性”传统陋规，国人对于参与集体犯罪，历来缺乏道德上的反省，认为“大家一起沾血”的恶事可以免责，这也是那个时代“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政治运动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在文革祭坛上的千千万万个冤魂中，卞仲耘副校长只是其中之一，她被自己按体制设计教育出来的学生夺去了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宋彬彬打死人的直接证据。若要她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当然是一种不公；更大的不公则在于：责任更大的一些人反而得到高规格颂扬。
真相与反思
在一个互害体制下，宋彬彬等“红二代”及其家族同样没有安全感，既是体制的受益者，又随时可能成为受害者；或许后来重新成为受益者，但其精神救赎之路则漫漫其修远……
曾长期居住在以基督教文明为主、认同普世价值的国度，难免耳濡目染，接受忏悔文化。宋彬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希望通过道歉“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刘进道歉发言中的反思更为深刻：
3.阶级斗争教育强化了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将学生无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学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无视生命，侵犯人权。这种流毒延续到了今天。
4.“八・五”悲剧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国家才有安定。
以陈小鲁、宋彬彬、刘进等为代表的部分红二代，虽早已不在权力中心，但从血缘感情出发，仍希望父辈创立的红色政权长治久安，提防文革卷土重来。从不断自辩到促进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会的彻底撕裂，当然是一种最明智、成本最低的“维稳”，可惜尚未被诸多红色后代理解。
道歉与和解
道歉会的基调是“真相”“反思”“和解”，这本应是一场政府主导的行动，可惜与主旋律不同调。对历史的还原和认真反思，不时被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
有人说：“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纵观二十五史，历代君主下罪己诏或不下数百道，多数没有遭遇亡国；而不知悔悟者，却颇有亡国的先例。若出于对“亡党亡国”怀有病态的恐惧，乃至讳疾忌医，连以往的政治得失都不能检讨了，可不像是谋求千秋万代的节奏。
不久前逝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在图图大主教的提议下，于1995年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成立由独立人士组成的社会调解组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主要从事如下工作：
现代社会中负责任的政府，不会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清理历史的负资产，就国家历史上对公民造成的伤害公开道歉和赔偿，促进全社会的和解，这是执政者的道义和担当。美国政府曾就历史上对印第安人、黑人、华工、日裔公民的伤害，先后作出道歉和赔偿。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也身先垂范，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每年都会出席“二二八事件”的纪念仪式，向已平反的受难者及其家属鞠躬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