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萧红作品及其品读，由于那个特殊年代的革命激情，以及鲁迅，胡风等的解读，我们一直理所当然得将萧红视作左翼作家的一员，她的作品自然也汇入那个年代民族抗争的呐喊声中。然而笔者不这样认为，在本文的解读中，萧红是女性自我认知的写作，她的作品充斥的是个体灵魂的孤独自语和对生活凄凉的无奈。
[关键词]女性；孤独；民族；自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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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自新文学发端以来，所谓的“女性文学”开始了漫漫的自我认知之路。几千年来，女性在这个男权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更多通过被动的摆置和观赏中实现。女性对于自我的认知之路往往框定在男权的规范中，通过社会性问题的关心、思考进而深入女性的自我理想追求和自我价值设定，一旦女性开始关涉自我性别意识强烈苏醒，作品就会转入自我严密的小天地，这不仅不会使其作品变得狭隘，反而视野因其纵深而更加成熟和独到。这几乎是“女性文学”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多从社会问题转向女性自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转”现象，虽然每个时期女作家都是和男作家在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上起步的，但是最能代表她们的创作成就和特点的却是那些与男作家不同的，被社会的文学观念批评为狭隘，偏激的作品每当一个阶段的文学创作渐趋成熟，而愈来愈向纵深发展时，女作家往往会在文学的大潮中固执地滑向自己的轨道女性文学在对自己的认知上总是先得到社会的认同，再在逐步成熟以后转向自我内部，转向对自我的认知、体验，而最代表其成熟的，却是女性自我的张扬。
在女性作家的自我认知之旅中，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往往不是故事，或者故事背后涵义深沉的立意、警世等政治性、男权性文学惯性，而是女性写作所独有的语言特色。比如张爱玲的世故、狡黠，冰心的温婉怡人，王安忆的内省、克制，迟子建的温暖、亲切，残雪的锐利、神经质等等无一不首先是文字的性格扑面而来。萧红自然也不例外，其文字的纤弱，作品语言透露出来的孤独、茫然、惶惑表现出了一个女性作家首先是对生命本身的体验，而后才是社会性的人生体味。
萧红得以立名的作品恐怕就是《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了。而在这二者中，笔者认为更代表萧红其人的无疑是《呼兰河传》，在这部作品中，女性作家的柔腻、纤弱，被萧红发挥得酣畅淋漓。她以优美纯净的文字淡淡然然地诉说着琐细的生活。然而其流畅清丽的语言却内蕴涵着一丝淡淡的哀伤。诗一样透明的语言本体，融进了一个孩子“我”纤巧、细腻的感情，单是文字就足以攫住读者，更何况那其中淡淡铺排开来的忧伤孤独的情绪。作品几乎是个无故事的叙述，波澜不惊地讲了孩子“我”忧伤寂寞的童年，讲了“我”在成长过程中对他人、社会的指认，从而展开了一幅关于呼兰河淳朴风情的民俗画卷。
作品开首就说到了“我”童年似乎快乐无穷的后花园生活。作者以清丽、晓畅的语言模拟了一个孩子的视角天真地讲述了“我”如何在祖父的屁股后面颠儿颠儿地拔草、浇花，如何采了一大把月季花插在祖父的帽子上，如何躺在草丛里沾了一身泥土，如何顶了一个坛子隔开雨天与“我”的小小世界的联系在几乎是自足的语调中，萧红描绘出了一副多么优美的田园诗般美丽的风景。然而在快乐的自足中，诗一样的叹息却分明在申述着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又是多么的孤独啊。没有玩伴，陪伴“我”的只有已老的祖父和这片大大的花园。而那片大大的花园又是何等苍凉！
萧红一遍一遍申述：
“我家是悲凉的”（第四章第三节）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第四章第三节）
“我家是荒凉的”（第四章第五节）
在这个悲凉的家，荒凉的院子了，孩子的“我”蹒跚而行，从花园的这头走到花园的那一头，没有人物出现，没有故事发生，孩子的“我”自己陪伴着自己，表演着自己，没有观众，没有掌声，自说自话，自哭自笑，清丽优美的叙事表层下，隐蕴了多么深重的忧伤和无奈。
孩子“我”就这样一点一点长大，也许，这种生活中形式层面的“寂寞”还是可以忍受的，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快乐完美的童年。那么那个成人的社会又给了“我”怎样的暗示，展现了它怎样的内质呢？
作品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讲述呼兰河镇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在那里，人们毫无目标的吃、睡、劳作，淳朴善良互相帮助，却又相互偷窥斤斤计较，人与人之间除了功利上不相互亲近，思想甚至语言表情的沟通已经全然受阻。孩子的“我”也许还没有深刻体味有关生命的归宿悲剧，然而孩子的“我”一遍遍重复小团圆媳妇的“笑”――让邻里仇视诅咒不满的笑，一遍遍思索小团圆媳妇“没有人和她玩，她不孤独吗”孩子气的关怀下，透露出的却是已成人的作者对于生命本色的快乐、幸福的渴求，对不可摆脱的孤独的深刻体验。质朴善良，见人先露一脸阳光般灿烂笑容的小团圆媳妇终于死在“为了她好”的人们手中，这出生命的悲剧给孩子的“我”演示了多少对于孤独绝望的体悟。生命，甚至连“笑”都无法沟通，还有什么能安慰寂寞的灵魂呢？
“欢乐只是一顶花轿，伴送你到新房门口，便转身回去了。”
快乐是暂时的，这暂时的快乐反衬得生命本身更加得荒凉。当呼兰河镇的人们围拢起来，指点着掉在大坑里的马车，快活地说笑嬉骂时，我们从这短暂潜伏的笑声里体会的不更是社会本身没滋没味的寂寞吗？人们难得的热闹竞只能以人物滑稽戏一般陷入泥坑得以支撑，这其中又有多少无奈和在对社会的指认过程中的失望、孤寂的表述。再回到个人，冯歪嘴一夜一夜地敲打着梆子，急促的绑音就像狂躁却无处宣泄的情绪，在每个寂静的夜里愈显其孤独。作者没有直接说冯歪嘴有多么不幸的人生，有多少伤感的事，也许这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夜夜急促的梆子在呼兰河，在萧红童年的视界中，在读者脑海中不停歇地敲下去敲下去，重要的只是这种无处可以诉说无处可以吁求的孤独情绪如此深重地打动了我。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往往以“民族大义”的凛然程度，“民族觉醒”的清醒程度来褒扬和批评萧红：一方面，萧红作为那个时代，封建大家庭中礼教桎梏的牺牲品，有勇气去抗争、反抗命运，在动荡的社会中企望保持个人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本就难能可贵；而且萧红更进一步，比当时许多陈腐的、一味沉溺怨艾和惶惑的知识分子们更积极地表现出对农工贫苦大众生活的关注，表现出对民族兴亡的痛切体验，表现出民族自由抗争的自觉性，这似乎是萧红赢得一夜成名文学名声的最恳切的评判标准；但另一方面，评论家们似乎又认为，萧红在表现出了最初的社会性抗争和民族大义之后，就没有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深远，而是再次沉溺于自我的忧闷、苦楚中去了，这是其沉寂下来的重要原因。他们首先将萧红定性为一名民族自由抗争的斗士，然后才是一个性别模糊的个体作家，这无疑让40年代的评论家们生出很多遗憾，认为萧红本应该取得更大成就的。
萧红首先是一个人，女人，在孤独中辗转流离的女人，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民族作家，战争时代的民族作家。在写于1936年的一篇短文《失眠之夜》中，萧红对于沦陷中的东北故乡表现出了暖昧不清甚至疑虑重重的迷茫：“而我呢？”她问道，“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们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在那块土地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已经没有了。”“一个女性注定由于它的性别截记而永遭放逐，他无法将‘家’等同于某个特定的地方。”尤其是萧红，在经历了家庭婚姻的重重苦难后，在一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她来不及为祖国、民族燃烧热血就已经在私己深重的苦难和不幸中枯竭了生命和青春，也正因为如此，她注定一生无望的孤独的漂泊。
而对于《生死场》，在以往的阅读中，我们对于这位才情飞扬的女作家的解读似乎是一个误区。自鲁迅与胡风，我们一直试图以“民族寓言”来解释萧红作品的基调。好像和那个年代的所有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一样，萧红也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民族觉醒抗争的旗帜下，高扬民族主义大旗，为革命战斗添柴加炭。其评价只关注了萧红作品中民族、抗争的故事框架和背景，阅读者们首先看到的是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普通村民最后站在抗战的旗帜之下，阅读者们也看到了纷乱的社会、频繁的战乱、外敌的野蛮侵略给无辜的乡村百姓带来的灭顶之灾，并由此断定，萧红是爱国抗战的群体代表。但我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在这样一部以民族觉醒、抗战为归宿的作品中，更多的故事细节里，她关注的不是国家存亡的政治命题，而是一个个受到伤害、创伤的个体深切的体悟。事实上，萧红的作品从始至终首先是个人对生活的体验，然后才是集体、民族的认知。所以萧红的《生死场》与其说是民族抗争下的言说，毋宁说是一种女性对于生活的经验。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尤其是萧红这样生路坎坷，感情屡次受伤害的女性作家，她在提笔言说时，涌向笔端得往往首先是个体的体验，然后才把这个体验渐融于社会。
《生死场》中，人们在生的希求下挣扎，为一头羊一条鱼斤斤计较着，却眼睁睁看着死亡一点一点吞噬掉鲜活美丽的生命而无能为力。在萧红不断切换的镜头下，向着死地而生的人们乱七八糟得活着，生存的困境与挣扎几近极致，然而作者仅仅停留在对“死地”的展示，从而唤起战争唤醒民众吗？这样解读似乎与萧红不热心于政治宣传，不热心于所谓国家民族主义的事实相抵触。我们能否从另外的角度来解读这一篇文章？刘禾在其《文体批评与民族国家》中认为《生死场》展现的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表现得也许还是女性的身体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笔者认为这种解读是有道理的，也是与萧红个体经验相吻合的。但笔者还是企图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部作品，既然《呼兰河传》充溢的是一种对于孤独的荒凉体验，那这一部早期作品是否也早就流露出萧红的这一生命体验呢？
从表面来看，《生死场》是有故事的，讲了战争背景下，一群麻木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愚夫愚妇”们由最初对于生活的逆来顺受，对民族的漠不关心，到最后对日本侵略者的痛切仇视，对民族感情的重新指认，就像前人说的，是“奴隶们由顺从到反抗的离是”。仅仅是这样吗？麻面婆在丈夫的呵斥，邻里的鄙夷中抖抖索索的活着，她偷了倭瓜，这是让人鄙视的，然而她对于家庭的维护，期望让家人吃得更饱一点的心意，又有谁在意过呢？邻里甚至自己的丈夫待傻子一样待她，有谁曾有心听听她颤抖的心声呢？生存时这样艰难，艰难中的人性是如此残酷，美丽的月英狼一样嚎叫着，曾经洁白的牙齿闪着莹绿的光，蛆虫满席，冰冷的砖头都挡不住腐烂的肉体发出的阵阵臭气……人与人的相互漠视竟然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生存的界面被阻隔到如此狭小的空间。活着，在孤独中自守，又有什么意义？
爱情，这从古到今的永恒话题，在《生死场》里，却仅剩下了吃饭、穿衣、上炕、关灯的物质外壳。金枝不计后果地嫁给了那个让她痴迷让她颤抖的男人。结果呢？谁思考过这份执著爱情的分量？小金枝终于还是死在了自己亲生父亲的手下。金枝带着一身伤痕做了缝家婆，为了一个铜子出卖肉体和灵魂。当她把汗浸的铜板一枚枚放在妈妈的手中时，谁想过要安慰疲惫苍白的她？生存，在极度的物质沟通中存在，却在思想交流的阻滞中显得又痛苦又无奈，苍凉是否比抗争更多几分惨烈？
生在死的边缘，死为生铺垫，《生死场》固然启迪了抗争和希望，但生死纠缠中浓重的悲凉，绝望也是无法释怀的。
由于那个特定的年代，又由于萧红特别的坎坷历程，她对于孤独的自我体验是深切而动人的。自然我们不能从几个个案就断言女性文学的特制就在于生命体验中无法言明的孤独。但是笔者认为，作为女性文学区别于社会性文学的，至少有一点是鲜明的，即女性作家体验出的深切细腻的孤独是最动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