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回顾了龙兆佛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首任馆长期间的工作经历，肯定了他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成长和发展的艰难时期做出的卓越贡献。
[关键词]龙兆佛；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259.29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1-0051-02
1952年末，广西省人民政府决定重建广西省立南宁图书馆（1954年更名为“广西省第二图书馆”，1980年更为现名“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1953年，在现南宁市人民公园内（当时尚未建人民公园）新建馆舍，任命原广西省第一图书馆馆长唐现之为馆长，龙兆佛为副馆长。由于唐现之未到任，由龙兆佛全面负责和主持工作，因此龙兆佛实际上是广西省立南宁图书馆的首任馆长。
龙兆佛（1902―1975），别号承之，湖南常德人。1924年至1926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192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学院。新中国成立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先后在贺县女子师范讲习所，广西省立第二、第三师范学校，广西省第二中学，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常德隽新私立中学任教。曾创办桂林松坡中学（私立）并任首届校长。1935年任广西省政府咨询。1937年至1944年间，任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馆长。1945年任广西私立松坡中学校长。1948年7月至1949年10月在广西大学任副教授兼松坡中学教员。
除了教育领域，龙兆佛对图书、档案管理工作也是颇有研究的。他曾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主任，广西省政府图书馆主任兼档案室主任及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馆长等职。1940年，他编著的《档案管理法》一书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龙兆佛1949年11月至1951年2月仍任桂林松坡中学校长及桂林师范学校教员，1951年3月至1953年2月任桂林广西美术专科学校总务主任。1953年3月，广西省人民政府决定重建广西省立南宁图书馆后，任命龙兆佛为该馆副馆长（1953年6月至1957年）。
龙兆佛到南宁任职后，于1956年加入民主党派“广西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成为一般会员。在1957年“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受到降级降职处分。1961年宣布被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3月政策落实，其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
龙兆佛1971年退休，1975年病逝。生前除出版《档案管理法》外，编著了《广西地理沿革简编》，参与编辑了《广西历代农业史料》《广西历代郡县沿革简编》。所发表的文章，目前能找到的仅有《建设研究》1941年9月出版的第六卷所刊《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概况》一文。
龙兆佛在省立南宁图书馆任职期间受到了错误的、沉重的处理，但他在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任馆长时间较长，共7年（1937―1944）。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桂林人口激增，1936年该馆《广西省立第一图书馆章程》公布后，龙兆佛除加强馆内借阅活动外，把原来的“巡回文库”改为“活动文库”，分东、南、西、北、中五路，定期、定员、定线向馆外借阅，从而方便了读者，使日均读者借阅人次由起初100人左右增至400人有余。龙兆佛还明确提出“藏与用的关系并重”，在“用”字上下工夫的借阅方针，推行日开放13小时，全年（包括节假日）全部开放的管理制度（如此长的开馆时间，当时全国图书馆还少有），并辅导各中学和省立图书馆开展借阅活动。1941年，龙兆佛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和避免日寇空袭，又在风景优美、便于隐蔽的七星岩栖霞寺组织建立了栖霞分馆，将移藏在农村和岩洞里的图书取出来置于该分馆，提供借阅服务，读者日均达600余人次。与此同时，桂林图书馆开始办理押金借书和铺保借书，凭借书证每次限借两册，日均外借图书200余册次，年外借72000多册次。为了宣传抗日，该馆还将抗战教育展览室扩充为抗日通俗阅览室，并增加陈列部分抗日通俗书报，这样，一般粗识文字的抗日民众也能来馆阅读了。
龙兆佛在广西省立南宁图书馆任副馆长、全面主持工作期间，工作如何，有何业绩，可惜那个时期的员工至今尚存者已难找到，无从了解。笔者仅从《广西图书馆史料辑略》中找到《广西省第二图书馆1955年度工作总结》《1956年工作计划纲要》《195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等有文字记载的原始材料，从中可窥见一斑。
1955年，广西省第二图书馆图书流通总数为255 737册次，读者210 389人次，经常流通新书约4万余册，平均每本书流通率约6次，发借书证2 726个，发展借书小组304个，建立流通站16个，举办读书报告会6次，读者座谈会3次，图书、图片展览33次，编印资料索引20种，解答读者咨询419次，整理新书8 410种、19 279册，整理旧书8 507种、17 575册。行政方面，扩大了围墙，修理了馆舍并在北宁街建筑了阅览室楼房、平房各一座，在市中心区专设阅览室，大大方便了读者来馆阅读。1956年，龙兆佛提出要简化机构（设采编、保管、阅览、推广四组），加强领导、加强思想改造和业务学习，确定采购图书原则，健全采访方法，改进图书登记工作，编印新书简报，充实阅览室藏书，取消附卡借书制，增加工厂工地和农村流动图书站，加强农村图书室业务辅导，等等。正如195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所显示，半年来该馆加强了阅览工作，在北宁街阅览室开放后，设座位320个，平均每天阅览读者在1 000人次以上，举办了报告会、故事会7次，图书展览14次，新书陈列展出图书3 113册、图片941张，解答读者咨询247件，等等。
从这些工作总结、工作计划及半年工作总结可见，图书馆各项工作是有成绩的，是在不断发展的。这当然是在文化局的正确领导和全馆职工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与龙兆佛亲自主持是分不开的，也与他在桂林图书馆主政时主张“藏用并重，在用字上下工夫”的借阅方针是一脉相承的。
上文提到，龙兆佛1940年曾出版了《档案管理法》一书，可惜广西图书馆与桂林图书馆均未收藏、难以评介。1983年8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龙兆佛与莫凤欣合编的《广西地理沿革简编》，全书约20万字。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沿革和广西各市、县地名沿革为莫凤欣编写，广西各市、县沿革表及广西古今地名索引为龙兆佛编写。沿革表按南宁、桂林、柳州、梧州四市和邕宁等83个县（市）分别列出从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14个时期各地名的沿革。比如，笔者要找老家兴业县，在六画第239页很快查到“兴业县，唐置，治所在今玉林县”的记述，查检十分便捷。正如广西诗人、历史学家莫乃群（1911―1990）在该书题词所言：“我国历史悠久，地名和行政区域，历代各有沿革，故须借助于地名词典和历史地图才能明了。本书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县分别考查其地名的沿袭或变革加以说明，便于读者阅览，是一本有益的工具书。”
龙兆佛被错划为“右派”后被降了职，不再主持全馆工作，但其花了不少心血编成《广西各市、县沿革表》，为后人留下了“一本有益的工具书”，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