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祚短暂，但是它的富有程度令世人咋舌。史书中有关隋代仓库丰盈情况的记载不一而足，我们于此便可管窥隋朝之富足。《隋书 食货志》记载，开皇十二年(592)，库藏皆满，开皇十七年(597)，更是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到隋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库藏之多，前所未有。马端临称 ：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王夫之亦称 ：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以上这些记载和评说，虽不免有溢美的地方，但整体来看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吕思勉把隋朝富足的原因归功于隋文帝的节俭政治，称 ：(隋文帝)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笔者以为节俭政治固然能杜绝官吏对国家财产的贪污盗窃，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是主要的原因。隋朝快速致富的原因在于隋政府推行的经济改革。
一、均田制的继承与改革
隋朝继续推行北魏时期所创立的均田制，《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云 ：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隋朝均田令颁布后，为了调整土地占有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对田制亦进行了多次改革。开皇元年(581)，废除丁牛受田的规定，这是调节土地分配的一个重要举措。因为当时耕牛主要存在于豪强世族手中，自耕农家中鲜有耕牛，废除丁牛受田就相当于剥夺豪强世族受田的部分权利，从而使更多的田地转向农民手中。
另一方面，隋朝继承了北周创立的府兵制并对其加以改革，由原来的兵农分离变为兵农合一，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开皇十年(590)，增加了军人受田《，隋书》卷二《高祖纪》云 ：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这样府兵就和农民一样，和平时期能够从事农业生产了。军人受田相当于扩大了农民的受田面，自然也会促进国家财富的积累。
二、大索貌阅与输籍定样
为了扩大赋税征收面，隋政府采取了大索貌阅与输籍定样的措施。隋朝征收口赋，即人头税，要扩大财政收入，必须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户口隐漏情况进行全面的整顿。隋文帝于开皇三年(583)开始进行全国性的括户。史载 ：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此次括户，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和本人体貌核对，核查是否谎报年龄，诈老诈小，如有不实，地方官吏要办罪。通过核查，大量隐漏户口被查出，增加了政府控制的人口和赋税收入。
大索貌阅之后，大臣高颖又认为长吏肆情，遂上输籍之法。《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载 ：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输籍定样是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写成定簿，并根据户等高低征派赋役。由于国家规定的赋役数量低于豪强地主对佃农的剥削量，许多原来依附豪强地主的农民纷纷脱离地主，向官府申报户口，纳税服役，甘心成为国家的编户。这样既调动了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隋代的括户执行严格，进展顺利，国家户口因此大增，财政收入也随之迅速增长。这两项措施是隋朝达到国计之富最根本的原因，虽然隋代农民赋役较前代有所减轻，但是纳税人口却比前代成倍激增，隋朝经济改革对国家财政的影响由此一目了然。
三、健全仓廪制度
隋朝进一步健全完善仓廪制度，在常平仓的基础上又增置了义仓，加强了财富的积蓄。常平仓的主要作用是平抑物价，在粮价低的时候，政府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存之于仓廪，在粮价高的时候，则适当降低粮价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云 ：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少食之人，莫不丰足。常平仓不仅能够赈灾，更重要的是为了平抑物价，稳定经济秩序。
朝廷为备荒则专置义仓，隋文帝在开皇五年(585)下令在全国推行义仓制度。义仓和常平仓不同，不存在买卖关系，义仓积粟一般出于自愿，富户每家至多出一石，贫户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亦可不纳粮。无灾荒时，农民有能力负担起义仓积粟，一旦灾害来临，朝廷优先支出义仓存粮，无形中减轻了国家财政压力。
综上所述，隋朝国计之富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现象，它主要是隋政府从经济领域进行的改革所造成的有利局面。我们惊叹于隋朝空前繁荣的经济现象的同时，不能忽略隐藏在背后的起关键作用的改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