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19世纪90年代中叶，经过明治维新刚刚踏上近代化强大起来的日本对近代中国的一场侵略战争。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际，东亚的政治。经济舞台的主宰却依然如故。因此，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一、袁世凯其驻朝期间表现出的才能及贡献
1882年(壬午)朝鲜发生兵变。袁世凯以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得以同知分发省份，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在1884年(甲申)的变乱中表现不凡。此后十年间，袁世凯在朝鲜实质上成为代表清政府执行任务的最高代表。清政府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政策，通过袁世凯在朝鲜具体实施。
二、腐败使清王朝在朝鲜失去了人心
当时清王朝加强对朝鲜控制的同时腐败泛滥，加速了朝鲜宫廷的离心力。据当时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墨贤理关于1885年到1889年朝鲜海关和朝鲜政治情况的记载，中国驻朝鲜人员，无论官阶大小，都利用地位作掩护，经营人参贸易，可见当时清王朝各级驻朝官员的腐败。中国驻朝官员集体在朝失去了人心。
三、清政府出兵的必然性
1894年初，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李朝准备再一次借助于宗主国的力量渡过这一难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日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国内舆论普遍认为，中日一战不可避免，并坚决主张对日一战。当时中国新败于西方列强，威信扫地，全民憋着一口气，急需一场胜利的战争来扬眉吐气。再加上当时国民普遍存在一种轻视日本。迷信天朝威力。相信中国必胜的虚骄的心理。方楼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这也是当时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初期，国民轻视日本之心膨胀到极点，国内报刊认为日本不堪一击的论调铺天盖地，下面仅仅列举几条《申报》资料:以我堂堂天朝，幅顺之广大，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尔乃不自量力，轻启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势矣。日本人短小若侏儒，从无高至四尺以上者，不似华人之身材高大体态昂藏。一经开仗，我华兵以大压小，其不致糜烂者几希，日人其奈之何哉?以堂堂中国土地之广，军铜之充，人民之众，以视日本区区一岛国，过之奚舍十倍。苟能坚持战议，虽彼战屡胜，我战屡败，然两军相见，败者固多丧失，胜者亦不能毫无损伤。相持既久，兵铜俱穷，俯首请成当出于日本。合五大洲而论，中国亦强大之国也。以五大洲中强大之国与东海区区一岛国相较，知其渺乎不足比数矣，土地之大，人民之众，物产之富，何舍十倍于楼。百倍于楼而己。上面几则《申报》资料，可以准确地反映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仍然是陶醉在天朝，美梦之中，居高临下。狂妄自大，对周围己经完全变化了的形势一无所知，仍然死抱陈腐的旧观念。尽管当时有识之士己经提出中国之地虽十倍于日本，中国之人虽数十倍于日本，而中国不见甚强，日本不见甚弱，何也之类的问题，但国内舆论仍然我行我素，根本就不把日本放在眼里，整个国民的轻日观念占据绝对主流的地位。
作为最高决策层，刚刚上台的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也蠢蠢欲动，感到强烈的兴奋。他振兴大清的机会终于来了。如果打败了日本，那就是道光末期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的第一场胜利。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在战争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干，自然会在朝野树立起巨大的威信。
作为长期主持清政府的洋务及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发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是有一些谨慎的。但李鸿章轻日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李鸿章认为:与日本相比，中国地大物博，但能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算。中国又何畏此小国，日本的行为只是夜郎自大。
四、作为清王朝驻朝官员的袁世凯请求清王朝出兵的合理性
中国全国上下过于自信，身在朝鲜的袁世凯当然也不例外，袁世凯极力鼓动中国出兵。在袁世凯看来，朝鲜是万国中最贫弱之国，这个国家发动起义的乱民，肯定不是上国天兵的对手，容易剿灭，借此机会，中国可以耀武扬威，显示宗主国权威，抚绥藩服。基于此，袁世凯加紧活动，一方面敦促朝鲜李氏王朝请求清政府出兵镇压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对向负责朝鲜事务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施加影响，敦促其出兵朝鲜，尽快解决朝鲜问题。5月上旬，袁世凯就电告李鸿章:韩全罗道泰仁县有东学党数千，聚众煽乱，现派洪启熏带兵往捕，求调防仁川之平远兵船，分载韩兵赴格浦海口登岸，聊助声势。显然希望中国尽快进入宗主国保护属国的角色。接着又迭电李鸿章，朝鲜京兵败，械被夺，韩各军皆破胆，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勘，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自为必不可却之举袁世凯认为:朝鲜政府军不是乱党的对手，为上国体面，中国应及时代属国裁乱，否则就无法体现宗主国的权威。在六月二日的电报中，袁世凯就有主张中国出兵的想法:闻昨有宵小告土，韩草寇不能自办，请华兵代剿，贻笑各国，重百姓怨，且恐楼人生事。应缓请华兵，选将再战。在此报中，袁世凯将不主张请兵于中国的朝鲜官员斥为宵小。袁世凯的主张更加坚定了李鸿章在内的上层信心，加速了战争的爆发。
袁世凯对日本一直存有仇视和蔑视的心理，这与当时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及普通民众轻日观是相吻合的。时代决定了袁世凯不可能有更多的认识，胜利弥漫着整个大地，兴奋己扼杀了人们的理性。
总之，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格局，以日本取代中国成东亚的中心但不管是袁世凯，甚至是李鸿章都无法左右中日两国关系在19世纪的大局。在中国来说，最高统治者以及全国舆论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