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来，列强自海上骎骎东来，面对古老中国紧闭的国门，屡屡叩关寻衅。昔日不设防之万里海疆，成外敌疯狂入侵之坦途。面对日益严峻的海上威胁，海防迅速成为晚清国家防务的重要组成部分。18741875年的同光之际，围绕如何加强海防建设，清政府的军政要员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历来为学界所重视，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以前的研究，绝大多数没有突破海防、疆防、国防的研究范畴，从工业化视角展开的研究则十分薄弱。缘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工业化视野对同光之际海防筹议作一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力图揭示此次海防筹议在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一、同光之际海防筹议的背景与组织实施
自18世纪中叶以来，工业化便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主题。所谓工业化，最本质的特征，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机器劳动取代手工劳动。与之相伴随，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各层级生产组织和各层次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变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不应孤立割裂，而应相辅相成。作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社会化大生产将取代单个的或简单协作的小生产。
同光之际的海防筹议正值人类工业化狂飙突进之时。19世纪50、6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风生水起，科技发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技术发明，转炉、平炉技术使人类全面步入钢铁时代，大功率发电机实现了机械能向电能的转化，人类开始进入电气化时代。与此同时，继英法等工业化先行国家率先建立较为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后，随着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启动和1871年德国统一，世界性大国工业化的主要体制障碍被陆续破除，工业化开始以加速度推进。适应工业化发展需求，电报、铁路和轮船引发了一场交通通讯技术革命。1869年，从伦敦经欧洲大陆到印度卡里卡特、全长1万海里的电缆建成 ;苏伊士运河使东西方航线缩短5 000多公里，极大地便捷了东西方之间的交往 ;1870年，英国铁路网建设率先完成。从19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逐步向垄断阶段过渡，欧美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化大生产开始跨越国界、洲界，将亚非拉落后国家和地区强行拖进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
二、同光之际海防筹议中出现的新认识
众所周知，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工业化开启的标志。同光之际的海防筹议是在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实施效果遭到普遍质疑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它必然关注此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路径问题。在这场讨论中，中国该采取何种措施以有效应对前所未见而又迫在眉睫的内外挑战，这成为中国保守和革新政治势力都不得不直面的核心问题。所以，此次讨论实际上也是他们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次全面交锋。同1874年前中国工业化活动的实践相比，此次海防筹议中，朝臣出现的几点新认识值得关注 ：
第一，开始普遍认识到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局时代。
近代中国社会关于变局的言论虽早已出现，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受华夷秩序观念束缚，多数官员将近代列强侵华活动视为古代中国边患的延续，导致在危机的应对方法上不免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但在同光之际海防筹议中，大多数高层官员已经意识到，当时中国所处的政治经济形势已与传统中国大不一样，而是一个亘古未见的大变局时代。
第二，开始重视国家防务背后的经济因素。
经济实力是国防军备的物质基础，为国防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缺乏经济实力做基础，国防建设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874年前，清政府的海防建设只将关注重点放在军器制造方面，有头疼医疼，脚疼医脚之弊。同光之际的海防筹议开始关注军工生产背后的经济支撑因素。如在设定议题时，奕䜣就称：开办海防以筹饷为第一要事，实以筹饷为第一难事。丁日昌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水师与制造相为表里，偏废则不能精，主张南、北、东三洋各设一大制造局，其下各设三厂，一造轮船，一造枪炮，一造耕织机器。
三、同光之际海防筹议的结果和意义
同光之际海防筹议的经济改革主张涉及诸多领域，然而，这些主张并未成为政府共识，特别是在保守势力最集中的中央政府，反对者大有人在。多数在京官员仍然高唱道义，以义理、民心、民气相邀，认为防夷、制夷的根本方法在于固民心、修主德 ：防夷之法，不厌其精，而制夷之方，贵权其要。夷人畏百姓，当固结乎民心。夷人畏天威，宜劝修乎主德，以崇尚节俭为裕国之原，以知人善任为储才之本。外思所以御侮，内思有以自强，将见圣人在上，海不扬波。
就连颇被地方督抚认可的开矿主张，中央的反对声浪也很大。世铎领衔的联名奏折称 ：各省所议，如增盐厘、借洋款、开矿厂等事，深恐流弊，易滋诸多窒碍，此议之不可行者。奕 称：筹饷一事，开矿挖煤，议者有之，驳者亦有之。虽聚众难散之弊，李鸿章斥为不经之谈，以臣之愚，终难深信无疑。或仅试办于一省一地，可则行，不可则止，果有十分成效，以渐推广，尚无不宜。若遽聘洋人照洋法，各省一律举办，实非计之得也。
同光之际海防筹议虽有显著的积极意义，但其局限性亦显而易见，主要表现为 ：
其一，改革意见远未成为共识。对于如何全
面推进中国改革进程，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异见纷呈，远未达成共识。思想守旧官员反对改革，自不待言。即令思想相对开明的地方督抚，亦是同心少，异见多。如李宗羲对开矿不以为然，认为 ：中国开采煤铁，地气不厚，精华易竭。所费甚多，所得有限。未敢遽信以为大利耳。对丁日昌精设机器局、南北东三洋各设三大厂的主张，左宗棠以经费难筹、人才难得、善地难觅否定其意见。在19世纪70年代，像李鸿章、丁日昌一样主张大刀阔斧变革的官员尚属凤毛麟角，其推行的改革事业也必定面临巨大阻力。
第二，改革诉求缺乏制度支持。一套健全而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同先前一样，同光之际海防筹议后，清政府的洋务事业同样没有必要的制度去保驾护航。如清廷允准兴办新式矿业，只是同意李鸿章、沈葆桢在直隶和台湾试办，并未出台鼓励发展近代矿业的政策法规。对李鸿章、丁日昌的改革主张，也是通过人事安排的方式予以间接支持，同样没有明确的制度条文。因缺乏制度保障，此后中国的工业化事业依然依赖于政治精英的个人影响力，这使得改革充满了变数。如台湾修建铁路的计划，因丁日昌的因病离任而中辍，迟至10年后刘铭传接任台湾巡抚才重新启动。
晚清中国，落后保守的思想(即潜在的制度约束)是阻碍工业化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它直接阻滞技术移植和制度创新。正如李鸿章所言，救时之要，病在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从同光之际海防筹议所反映的情况看，推动政府确立现代化价值目标依然是此后中国发展所急需达成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