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的变奏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大的差异，表现在新文化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联性这个问题上，而且，这里的差异无疑还是双重的 ：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就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新的主体及其意识而言，在李泽厚那里是被归因于人道主义启蒙的自由主体和民主意识，在毛泽东那里则是被归因于无产阶级觉悟的革命主体和党性意识。
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新文化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关联呢？
在毛泽东那里，是将新文化运动放在中国文化革命的整体脉络中加以理解的。根据《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文化革命理论，新文化运动也是以五四运动为界限而分为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可以看出，关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联，毛泽东在此重视的是从前者到后者所发生的更为彻底的思想转进和政治觉悟。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理解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启蒙谋划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联的要点所在。质言之，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述中，新文化运动作为启蒙运动的意义在于，启蒙越是激进、越是彻底，就越有助于无产阶级意识的产生，从而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达到民主建国的目的，并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
如果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与民主建国的革命目的无论在当时的思想界还是在后来的思想史论述中都是最大的政治共识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为独特，从而也最易引起争议的正在于他的核心论点，即，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正式登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
这个论点面临的质疑首先从以下两个问题中直接表现出来。第一个问题是 ：以马克思主义基于西方经验提出的阶级分析法理解中国社会是否合适？当时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不能把中国社会刻画为一个阶级社会，比如梁漱溟，他将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刻画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并将其组织精神追溯至周孔之教，而区别于西方基于基督教传统组织起来的重视集团生活的阶级社会。第二个问题相比于第一个问题看起来是退了一步，但也很尖锐 ：即使承认中国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但是，中国社会有无产阶级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而中国社会并未经历与工业化时代相随而来的资本主义，产业工人远远比农民少，这样看来，说无产阶级作为一种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岂不是神话？
在此我们先不谈毛泽东及其同道们会如何回应这两个问题，而是转向梁漱溟。正是梁漱溟，这个反对以阶级理论刻画中国社会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一九五零至一九五一年间写作的《中国建国之路》中，以一种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的理解，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建国上的三大贡献，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建国上的历史功绩。
梁漱溟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建国的第一个伟大贡献是全国统一、国权树立。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虽然观点上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有很大的不同，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民主与科学则是完全赞成的。根据梁漱溟的自述，大约从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一年前后，他逐渐意识到民主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崇拜（democracy cult）的天真性和激进性的洞见对梁漱溟非常重要，成为他乡村建设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论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前提是对当时中国社会陷入崩溃状况的诊断。而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恰恰是，中国社会的崩溃与国家不能统一、国家权力不能树立有很大关系，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秩序与国家二者几乎是不可分离的。自今以前，人类社会所有的秩序，没有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的，而所有国家没有不是武力的统治。
国权不立的诊断关联于梁漱溟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梁漱溟把辛亥革命看作一场不像革命的革命 ：以君主制度为核心的旧秩序被辛亥革命所废除，就此而言，这自然是一场革命 ；但人们所预期的新秩序民主制度并未很好地建立起来，就此而言，辛亥革命又算不上是一场革命。因此他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真实情况是，新轨之不得安立，实与旧辙之不能返归，同其困难。与此政治困境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军阀的存在，质言之，军阀是新秩序建立的最大障碍，因为任何秩序乃均因它之 存在而失效，而不得安立。而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建国，正在于它解决了军阀问题，树立了统一的国家权力，原因在于它找到了民主建国所必需的武力主体。
人心也是梁漱溟的特殊用词。这个概念在梁漱溟那里指向的是中国文化的特质，更具体来说就是周孔之教的特质。所谓透出了人心，是说中国共产党提倡的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精神若合符节，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心理基础。关联于他的世界历史观念，这意味着梁漱溟不仅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来肯定中国共产党提倡的社会主义，而且他将中国共产党看作人类历史从文化的第一路向（西方）转向第二路向（中国）的实际担当者。
对新文化运动，我们应当基于民主建国的事业而予以肯定，前提则是必须对天真盲目的民主崇拜与科学崇拜进行彻底的清算。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不能说这样就完全划好了评价新文化运动的恰当界限。原因在于，虽然民主建国是最大的共识，但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实际上是目前思想界关于中国道路的一个最大的争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在梁启超的语境里，国体概念是指政治架构的基本特征，差别主要在君主制还是民主制。毛泽东则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运用于对国体概念的理解，认为国体问题主要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于是，在民主制原则之下国体的差别就表现在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上了。因此，既然民主已然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共识，那么，关于国家的基本性质的争议就落实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上了。
毛泽东当然认为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他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来看待的。如果说文革期间的梁漱溟在写作《中国理性之国》时与毛泽东的观点和理论最为接近的话，那么，在建国初期写作《中国建国之路》时他并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基于共产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来肯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尽管在具体的理解上已经有了可能的接榫点。值得重视的是，在梁漱溟的启发下，沟口雄三比较了中国与日本走向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从内在理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沟口雄三认为，十七世纪以降中国与日本在社会体制上的根本差异，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而日本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对照于日本社会，沟口雄三概括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体制的五个根本特征 ：政治层面的科举官僚制、社会层面的宗族制以及延伸出来的相互扶助的社团制、家庭层面的均分财产制、对工的轻视以及由儒教万物一体之仁发展而来的否定专利的思想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顺此他指出 ：正是在中国强有力伸展着的相互扶助的社会网络、生活伦理以及政治理念，才是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就是说，社会主义机制对于中国来讲，它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而是土生土长之物 ；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在使这些土生土长之物得以理论化的过程中，或在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进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起了极大刺激作用的媒介而已。
毛泽东自述自己一生中干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建国与发动文革。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在毛泽东那里，文革与新文化运动的确有密切的关联。关于这一点，显而易见的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崇拜与科学崇拜在毛泽东那里表现为对大民主的提倡与对彻底的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笃信。而不必详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前者的问题在于有可能危及国家，后者的问题则在于未能看到无论何种版本的科学主义并不能承担教化的功能。从毛泽东的阶级理论来看，在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是作为一个否定性的普遍阶级而获得其领导地位的。在革命成功后，国家建设客观上要求取得专政地位的无产阶级要从原来的否定性的普遍阶级转变为肯定性的普遍阶级。而无论是古代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还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现代官僚阶层分别作为古今社会中肯定性的普遍阶级其私人利益在各自的思想脉络里都是被充分承认和尊重的，而且，普遍阶级不同于其他特殊阶级的一个要点在于，普遍阶级并不是按照经济地位划分，而是按照政治地位和文化教养来确定的。因此，教化的复兴不仅重要，而且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
然而，如果是被由民主崇拜和科学崇拜所导致的乌托邦理念所鼓动，把建设理解为不断革命的过程，那么，无产阶级在专政以后就必须不仅仅是为了对抗可能的腐化继续作为一个否定性的普遍阶级而存在了。这也意味着，无产阶级在其觉悟中必须要求自身不能有任何一点私人利益的考虑。因此，不难理解，何以在文革中以大公无私为核心思想的老三篇会成为党员干部的道德要求。在这样一个思路里，文化革命的逻辑就是必然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了。文革中的梁漱溟为了论证中国能够取代走向修正主义的苏联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引领者，更是将文化革命的逻辑在理论上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看来，无产阶级革命既然承担的是人类从身的文化发展到心的文化的历史使命，而理解心的文化的基点在于精神而非物质，那么，文化革命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由之路，而且自始至终都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逻辑。于是，他不仅鼓吹无产阶级的高度觉悟，而且大谈元首出现的世界历史意义列宁、毛泽东出现的世界历史意义。可以说，这是梁漱溟从其一贯的唯心论立场而对毛泽东彻底的唯物论立场以及相关的科学社会主义信念所达到的最大肯定。既然我们已经指出，相对于以胡适和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的启蒙谋划，梁漱溟在新文化运动中属于第三派，这一派的核心主张可以说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启蒙思潮，那么，由此或许也可以窥见，这种相对温和的启蒙思潮在一些根本点上也存在致命的缺陷。至于时下的有些左翼学者，对毛泽东晚年的作为给予最大程度的同情理解，甚至隐秘地认为毛泽东的建国功业都比不上其发动文革，并在这个思想基础上肯定新文化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所创造的就是一个永远作为否定性的普遍阶级的政治主体，从而执意回护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崇拜和科学崇拜，这是特别有必要揭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