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与革命是社会变革的两种不同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选择实现社会变革的方式和路径，是社会各界和各种政治力量争论和较量的焦点，往往也是学术研究的重点。目前，在所谓告别革命的呼声中，一些文章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进行彻底批判，与此同时，过分拔高历史上的改良思想和实践。对辛亥革命和晚清立宪运动的评价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否定革命的过程中，出于不同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立场，有人提出辛亥革命窒息了清末立宪运动通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道路，这是不顾具体历史条件的一厢情愿的假设。
一、清末在内外交困中形成变革共识
从鸦片战争开始，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爱国志士和人民不断探索挽救危亡的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都是中国各个阶层和民众救亡图存的实践探索，某种程度上打击了清王朝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促进了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历次的对外战争中，清政府签订了诸多的卖国条约，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进一步显示了清政府卖国求荣、对外软弱、无法保障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政治形象。与此同时，清政府对内却实行残酷的反动统治，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也激起了革命派的斗争意志，国内矛盾异常尖锐。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打碎了国人的自信，洋务运动中组建的新式海陆军在战争中很快崩溃，中国居然败给了东方小国日本。许多人在惨痛的事实面前警醒过来，觉得放在面前的问题已不是一般地谈论什么自强、求富，而需要直截了当地起来救亡。救亡成为一切爱国者心中最响亮、最有吸引力的口号。
特别是日俄战争更强烈地刺激着国人的神经。日俄为争夺朝鲜以及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严重冲突，最终却在中国土地上爆发战争，交战国虽为日俄，但饱受战争之苦的是中国的民众。清政府无力制止日俄在中国国土上交战，反而宣布保持中立。最终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小国战胜了专制政体的俄罗斯大帝国。在这样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国人不断反思制度之优劣对于国力强大的影响，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应该走向何处、实现什么制度变革。当时立宪派认为日俄战争不是军队之间的竞争，而是专制政体和立宪政体之间的竞争。连许多守旧人士也转而鄙弃专制，投入立宪运动的洪流。
总之，民族危亡之际，有识之士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必须要进行社会变革，才能彻底解救中国。其差别在于，革命派主张以武力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立宪派认为革命的起因和动机是完全合理的、正当的，因而反对镇压革命，但他们不同意采取革命的手段，认为革命虽然可以铲除专制毒瘤，但外患太严重，国家有被瓜分的危险。
二、清末立宪运动不是走向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
清末立宪运动不同于资本主义立宪政治，不能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也不能实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目的。
清政府从洋务运动开始进行社会改良的探索，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改良举措在政治实践中的重挫，而本身也充满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戊戌变法之时，对抗外辱是国内最大的共识，统治集团与普通民众的阶级矛盾可控，各阶层政治主张差别不大，清政府尚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威和统治基础，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响，慈禧太后不愿放权，最终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事实上，戊戌变法的失败也使清政府失去了走改良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机和可能。
三、清末缺乏完成立宪民主的条件，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大任
清政府缺乏实施立宪民主的国际条件。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国际背景与日本明治维新截然不同。20世纪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不希望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也不愿意将中国扶持为战略盟友完成在东亚的扩张。在对中国的侵略遇到困难时，西方列强选择以华治华，清政府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西方列强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它们却在中国扶持最落后、最反动的封建专制势力，而不是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原因就在于西方列强就是要把中国变为最落后的国家，压制中国的民族独立，便于他们侵略。如果中国这个大国独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变强大了，就不利于西方列强的掠夺。清政府本身缺乏抵抗外辱的能力，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甚至于日俄战争都暴露出清政府对外软弱献媚、丧权辱国，对内残酷镇压的反动统治。可见，立宪举措不能完成外患渐轻的目的。
清政府缺乏实施立宪民主的国内条件。清末统治集团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缺乏实施立宪的主动性。统治集团内部对立宪缺乏明确认识，对立宪的作用和意义认识不足，统治集团内部认识也不统一，实权派没有真立宪开民主的意愿。尽管慈禧太后迫于形势宣布开始立宪探索，实际上也不是真热衷于改革，仅是敷衍了事，意图能安度晚年。而光绪帝虽然有尝试立宪的意图，但无实权实践改良，戊戌变法的失败也意味着他无立宪的能力。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溥仪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由于最高掌权者本身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实力，清王朝皇权的威权色彩已大打折扣。皇族内阁的建立，表明清政府的立宪是集权于皇室，预备立宪也就成了切切实实的骗局。清政府冥顽不化，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总是拒不变革；只有到时机已逝、完全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假立宪主张在统治集团中占主流，清政府没有真立宪开民主的意愿，统治集团内部没有统一的立宪意愿，也就不可能完成立宪。
四、辛亥革命是清末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清末立宪的社会后果是延缓改良、加深危机，导致武昌起义的爆发。社会变革方式的选择受制于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体现为革命与改良的赛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无法完成国家独立和民主的历史重任，主张君主立宪的知识分子和立宪派在现实中没有找到实现的路径和政治力量，最终社会变革的力量选择了革命的路径。
改良性质的立宪运动引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在立宪的名义下，地方势力崛起，地方自治趋势加强，中央权力衰弱，导致地方与中央集权的冲突，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央政权为防治地方上流过分压迫社会底层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改良中出台的新教育政策，结束了科举制度，堵死了读书人的政治上升空间，新学堂也把经济困难的学生堵在了门外，社会底层通过科举出人头地的机会没有了，社会阶层流动缩小。
改良派通常来源于士绅家庭，参与新兴工商业和立宪活动，对地方权力进行干预和争夺。在经济领域，运用谘议局影响地方官僚政权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赋税为改良提供资金，这加大了地方底层民众的不满。农民和城市贫民并没有从新政中得到好处，反而因新政所强加的经济负担而备尝痛苦。城市上层阶层愈益厉行新政，就愈使自己脱离群众。这种情势孕育出来的普遍不满，爆发为大规模反对新政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风潮。
五、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反思
1．社会变革方式的选择受客观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当一个社会或国家处于一定的历史时期，面临各种内忧外患，统治危机四伏，变革成为必然的选择。在变革共识存在的情况下，人们受制于客观上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处境、主观上不同的政治抱负和认识的影响，如何变则成为争论的焦点。
社会变革的方式依据程度强弱、统治者有无变化，大致可以分为改良和革命。革命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权等发生了迅速的、根本的、暴力的变革，往往意味着用暴力打碎旧的上层建筑。改良是一种相对平稳的实现社会变革的方式，改良能否完成社会变革的任务，往往需要更为苛刻的条件，才能保障社会变革的有效性和目的性。
2．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客观全面地评价社会历史实践
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要回归历史本身，而不能按照主观愿望和政治诉求来对待历史。20世纪初，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对社会变革方式的认识冲突非常严重，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舆论阵地，展开激烈的辩论，焦点在于是否要进行一场革命，中国的出路究竟是什么。黄兴等革命派认为，在清政府的统治下，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推翻这个卖国政府，中国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这是现实迫使他们得出的结论。梁启超等人则主张君主立宪，甚至是开明专制。事实上当年的争论结果已不言自明。
革命与改良之争由来已久，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改良的代价小于革命。但客观条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以主观意愿推断客观历史。在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中，有人提出清末立宪可以带领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其中不乏一些知识分子出于对改良的善意期盼，但历史事实和现实的社会力量对抗远不是如此地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具备改良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改良无疑在社会变革中的代价是小于革命的，但往往主观的意愿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只能成为善良的愿望，而不会成为事实。不能以主观的意愿而妄想客观的现实。这种思想产生的认识根源是在认识主体上坚持唯心主义，混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混淆思想与实际的差距；在认识客体上缺乏科学的态度，对历史资料的占有不足，辨伪能力缺乏，存在以偏概全、以片面否定整体的倾向。
当前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如对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的评价，要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它的反历史、反科学的研究方法，表现出它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它违背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违背全面的、客观的历史研究方法，否认和反对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虚无主义是按照其主观愿望和政治诉求来对待历史，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和再版。少数人肯定清末立宪、否定辛亥革命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妄图以否定辛亥革命为突破口，否定革命的进步性，进而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虚无中国近现代历史。对于这种思潮我们要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