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宣布“历史的终结”的弗兰西斯・傅山后来不得不承认，“民族―国家”――但他回避使用这个问题成堆的词，而代之以更为符合当今趋势的“主权国家”――依然是可以想象的唯一的可行的形式。我们经常将卡夫卡想象为对“人类状况”进行思考的德语作家，而忽略了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在欧洲反犹主义盛行而犹太人内部又分化为同化主义和复国主义（复国主义又进一步分化为文化复国主义与政治复国主义）之时，他只能以隐喻的方式――借用中国题材以及《圣经》中的巴别塔隐喻――思考一个统一的国家何以成为可能这一问题。他对统一的国家的思考与孙中山几乎同时开始的思考非常接近，只是孙中山的思考更多地是一种国家设计，而非隐喻。
“主权国家”要求一种国民对于国家的忠诚，而是否具有本国国籍就成了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以及核心部门的官员――的一个码条件。但有意思的是，在清朝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时，对于海外情形、西方制定的国际法的无知以及对外交礼仪的顾虑，使它最
初大量聘用“客卿”，这种聘用“客卿”的惯例一直持续到民国。不过，既为“客卿”，其身份就分化两种不同的忠诚，尤其是当他的国家和聘用他的国家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他对聘任他的国家的忠诚就会大打折扣。如今我们难以设想会让一个外国人来充当本国的外交使节，来出使他的国家，或让一个外国人来担任事关外交事宜、国家财政或军政大权的职位，但这在清末和民国却是一直存在的事实。这只能说明――就像胡适所说的――当时的中国“不成其为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