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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德、穆勒、斯宾塞、马赫等人为其代表的实证主义开始，经历了作为前者的继承与发展的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再到波普尔和拉卡托斯为代表的证伪主义，然后是科恩为其代表的社会历史主义。便是简略的科学哲学的历史踪迹。
一、 引言：还得从康德说起
康德在1783年发表了《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单从题目来看，它旨在强调形而上学发展的可能具有的科学内涵或者说科学方法。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它是对这部著作的总结和说明。从而可以看出《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巨著中浓浓的科学味。这篇序是我们能够理解该巨著的极其重要的辅料。它从理性批判应遵循的基本原理上指出了对理性批判的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对它进行批判。
它从数学、自然科学如何成为科学的这一叙述点的切入，指出哲学即形而上学应效仿自然科学。《纯粹理性批判》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使陷入困境的形而上学实现一次革命。如何实现呢?革命的路标在何处?经过对历史上成为“科学的”的学问反思和追寻，康德首先把逻辑学排除在外(尽管逻辑学最先成为了“科学的”)。最后得出结论“必须到那些所谓真正的、客观的科学里去找” ①便是数学和物理学。
第一个论证等边三角形的关系的人的作图引来了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他巧妙地抽掉了它的内容，它的意义，它的概念，它的质料等一切“非几何的”(几何外围的)因素。用索绪尔能指/所指理论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来看，它抽出了所指，只剩下了能指。
“当伽利略使一个由他自己选定重量的球体滚下斜面的时候;当托里拆利让空气拖住一个他预先设定为与他所知道的一根水柱的重量相等的重量时;、、、、、所有这些科学家心中都曾闪过了一道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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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11月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其“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观点，在普遍相信上帝造物的当时，激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知识界与教会、知识界与民众以及知识界内部的激烈争论。1871年，达尔文发表《人类的由来》，更进1步将人类本身纳入进化之列。书中，在历数了人类的罪恶之后，他颇有几分激动地写到：“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要我在猿猴类祖先和野蛮人祖先之间作1抉择的话，我宁愿认猿猴，而不愿认野蛮人。”这种态度使得进化论被广泛地讥讽为“猴子理论”而失去了大多数民众的同情，同时，其正面地与《圣经》针锋相对的姿态也导致了教会更加激烈的反对与压制。
随着民智的开启和教会势力的式微，进化论以其它任何1个学说都无法企及的广度和速度，在大众中普及开来。似乎每个人都是进化论的支持者，这足以说明这个理论的简单明了，用它来解释自然界各种生命现象时10分贴切。同时这个理论对传统的上帝造物理念冲击甚大，且与人类自身有关，使得它与其它学术理论相比，受到普通大众更多的关注。这是进化论深入人心、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重要原因。以至于《物种起源》发表整整100年后，英国伦敦皇家学院的动物学、心理学教授朱里安·赫胥黎在总结了正统科学的态度后声称，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不再是1种理论，而是1个事实。”
基因的发现，使得科学家们对进化论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许多达尔文要颇费1番口舌加以解释的现象，现在看来是那么的简单，简直是不言而喻。事情似乎是这样：达尔文作为1个天才，在150年前仅靠对生命现象仔细观察而得出的结论，得到了当今充斥着最尖端科研设备的实验室的证实。1些科学家，因而自称“比达尔文还达尔文。”如果达尔文本人能活到今天，恐怕也会对将他的学说在基因的层面上做如下的概括而深表满意：
1。生命的意义在于基因传递，与此相比，生物体存活的本身，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2。在生物体的1生中，其各种活动只有1个目的：将自己的基因最大化地遗传下去;
3。生物体的基因以1定的几率发生突变，造成结构和功能上发生1些细微的变化，这种“未经事先设计的变化”如果碰巧有利于生物体的生存，其变异就会保留下来。否则，则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4。进化是1个循序渐进而又历时长久的过程，基因不断突变造成的细微变化，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就会导致新物种的出现;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只要把握住“将自己的基因最大化地遗传下去”这1生命的真谛，就不难理解各种生物的生存和繁殖策略。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必再将选择力量分为自然选择(对应个体的生存)和性选择(对应繁殖)。这其实是1枚硬币的两面。拿1群鹿来举例：为了逃避狮子的追捕。鹿能跑得很快、有很高的警惕性和敏锐的感官等等。至于公鹿为何每年要长出很大的鹿角，既浪费许多能量，又使自己行动不便且易于被猎食者发现，则是因为公鹿要以此为武器，在每年的繁殖季节与其它公鹿争斗以获取交配权。得不到交配权、自己的基因无法传递，那么跑得再快、藏得再好也就没有任何意义。通过争斗选出1只最强壮的公鹿与整个鹿群中的母鹿交配，从而保证只有最好的基因才能得到遗传。同时，1只在1个繁殖季节中取得优胜的公鹿，在任务完成后，往往因“房事过度”而发生“跛足现象”，这使得这只种鹿在繁殖期后的第1次被追捕中成为牺牲品。如此便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好处：
使某1只公鹿多年“连任”的情况成为不可能，从而保证其它公鹿的机会和整个鹿群基因的多样性。
二、 哲学的科学视角：孔德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哲学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孔德、穆勒、斯宾塞、马赫等。主张把实证科学作为知识的范本。
在孔德看来，人类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据此他在哲学著作《论实证精神》中提出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
神学阶段是一个面对着科学最基本但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只能寄托于超自然的即神的力量的阶段。是人类发展的最低级阶段。而形而上学在试图解释着宇宙及人的本质，存在与意识，精神与物质的以及神秘的等“物自体”现象。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阶段。因此孔德说道，“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状态视作一种慢性病，那是我们个体或集体从童年至成年的精神演变过程中自然存在的。”它与实证阶段的区别在于它凭借的是一种纯粹的思辨与想象，而非以观察为手段，进行推理式的思考方式。
另外，孔德还十分强调实证精神所带有的人文性。他认为纯粹的科学是不可能认识和把握真实世界的。人自身由于其视域与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导致着人必定要以人本身为根本出发点，即：一切以人为中心，向着宇宙辐散开。这就是科学哲学这门新生代的学问它区别于真正意义上的science(而非wissenschaft)的根本之处。因此，科学哲学本质上还是归属于人文科学范畴。它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证哲学。那么何为实证哲学呢?它到底新在何处?这就要从实证一词本身的含义或是特性说起。
实证一词的特性，概括为五个词：真实性(与虚幻相对)、肯定性(与否定相对)、有用性、精确性、相对性。
如果一定要对着这五个特性进行综合内的分离界定。那么不妨设想出这样一个比喻。科学哲学是一个重组家庭。由于后者因为背叛，胸前烙有“红字”，因而应是母亲。而前者的侵占的本性似乎决定出应为父亲。有用性、精确性、相对性这三个孩子应分属于父亲旗下。而真实性和肯定性则是两个跟随母亲一起背叛投奔而来的孩子。
真实性所带来的对传统哲学的反叛，在于彻底抛开了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孔德强调我们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追求真实的、实在的知识。作为真实性的孪生兄弟，肯定性的反叛不在于批判，而是隔离，类似于胡塞尔在现象学中采用的一种方法：对以前所有哲学以及认识自然视角的隔离。所谓隔离，即避而不谈。不愿去趟那趟浑水。创立一种新的方法或路径。真实性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康德三大批判，洛克、休谟等经验哲学的怀疑以及笛卡尔式的怀疑等即采用了上面所说的隔离。它旨在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关于有用性这一点，自然科学要比人文科学明确的多，这是毋庸质疑的。小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大到工业革命，无不印证着这一点。精确性似乎更能体现科学的特性了。无论是科学理论还是科学实验无不在严格的恪守着这一原则。绝不容许有一丝模糊的东西存在。拿实验来说，它的其中一个原则：单一控制变量原则。这种排除一切模糊地，可怀疑的因素干扰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而相对性，科学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只存在限制下的即相对真理。从牛顿力和运动中的参照系的选取问题，到爱因斯坦相对论。这两个人似乎代言了整个物理学界。因而他们的观点足以说明相对性对于科学而言的分量。
孔德实证主义还力图在存在观念和运动观念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秩序。我们知道，哲学是以存在观念作为其出发点，物理学则是一门建立在运动上的科学。因此，这就是说，实证主义在试图调合着哲学和物理学。更一般性的说，它在试图建立起科学与哲学的和谐。
三、 维也纳学派：实证思潮的继承与发展。
这一学派是一群聚集在维也纳大学的颇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社会学家等在此讨论与归纳科学哲学问题。其代表人物有石里克、纽拉特、魏斯曼、卡尔纳普的等。他们是一个很散漫的群体，但有着共同的目标：建立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这一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并结合了休谟的经验哲学，以及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最新的科学成就。不仅如此，作为分析哲学的主要流派，它也继承了以莱布尼茨、费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的数理逻辑研究传统。因这种结合，又被冠以“逻辑实证主义”之名。
在建立一个关于对象或概念的认识论的逻辑系统时，面对选择哪一种语言作为描述科学事实的基本语言时，学派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物理主义的形式传统和现象主义的形式传统。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旨在提出了这个对象或概念的认识论的逻辑系统，并就语言的选择做出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前者的优越性在于“它把其过程具有明显规律性的唯一的域即物理对象域作为自己的基础域。”但卡尔纳普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具有心理基础的系统。他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了建立这样的一个逻辑系统之所以选择现象主义语言作为基本语言的合理性极其非必要性。
合理性在于它符合认识过程中的基本次序。接着他提出了构筑这一特殊逻辑系统的基础的基本要素和现象主义作为基本语言之间的联系。而非必要性则在于何为基础语言并不重要，并非像学派内其他人对于基础语言选择看的那样的重。卡尔纳普一再强调，它只是一个构筑语言系统的工具。而做出的选择只是出于个人的偏见及喜好。后来在纽拉特等人的影响下，他抛弃了现象主义语言而投奔了物理主义语言。
四、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的哲学视角
“波普尔提出证伪主义学说的主要动机就是解决归纳问题和划界问题。”归纳一直是科学界——不论是数学、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归纳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手段。它是这样一种手段或方法，即从经验知识到理论知识，从个别性到普遍性，从个体到整体。
对于科学进行划界，就要区分科学和伪科学，这就需要一个区分的标准。什么才能成为此重要的标准呢?似乎从近代以来，“归纳”一直乐此不疲的扮演着这个角色。他反对这个扮演者，因此他提出应当把证伪作为判断以及衡量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提出其实更重要还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可证实性作为其意义标准，从而也成为划界标准。”一般的认为，在自然科学中，科学理论其本身地位的确立，归功于它的证明，更重要的是它在其领域内的甚至是其他领域的应用。以科学理论中非常有影响力的牛顿为例，它创立了经典力学。经典力学在物理学界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它的应用就更为广泛了，由作为经典力学的理论基础——牛顿三定律(力和运动)开始引入力矩、冲量、动量、功、能等以及动量、能量、角动量和机械能等守恒定律。这种经典力学的庞大的理论体系的建筑，以及应用的广泛性足以说明了其可证实性。但爱因斯坦为什么要跟牛顿说抱歉呢?在爱因斯坦的体系中，即光速边缘范畴中经典力学便失效了。从而导致量子力学的产生。从而牛顿的例子足以说明可证实性原则是伪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可证伪性不能不说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更有效的标准。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本质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后者的可证伪性。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哲学史，或者文学史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是再微小的角落里找到自己所支持或赞同的学说或观点。从赫拉克里特一直到德里达，你都可以拜倒于他的脚下，它没有对与错，只有认同和反对之分，但这种区别只是个人的偏好，或者说是思维与思想的偏好。从康德的观点来看，整个哲学史是一个怀疑论和独断论交替的历史。这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进步与否。它们总能尽量合理的解释现象，完全拒绝绝对理性的介入。
但在自然科学中就不是这样，现在傻子也不会信奉亚里士多德的静止说;也不可能有人去信奉地心说或者日心说。也没人相信经典力学是万能的。尽管这些学说在当时都有着极大地影响，尽管在当时作为权威统治着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另外，波普尔认为，形而上学的研究也同样是科学的一项工作。这一革新性的观念的提出，无疑不是在大胆地批驳着这个时期整个从哲学领域到科学领域，从人文科学自身到自然科学领域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庞大背景。
五、 库恩的历史主义观：科学革命结构以及科学理论
这时科学哲学走到这里时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而这个转折的关键点就在于科恩的历史主义科学观。我们知道，科学哲学在实证主义阶段以及逻辑实证主义阶段主要是在对科学之成为新的科学——科学哲学的重新建构。他们旨在建筑起一栋类似于形而上学的科学哲学大厦。但走到了库恩这里，它的野心以及空洞性就明显的暴露出了。因而科恩把它转向了科学史。
科学愈来愈成为一项集体事业，基于对这一现象的认识，科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这样的科学集体在一套共同接受的信念的支配和指导下从事某一方面的科学研究。”科学共同体的提出表现了他的历史主义科学观，主张把科学放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中，当做一种史来研究。从而发现其革命发生的规律，更重要的找到这样一种科学研究所接受的“信念”，即他所提出的另一概念——“范式”。 “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的提出实际上是在为分析和研究科学革命的结构打下基础。
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
这一科学发展和进步的模式的提出，是库恩历史主义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在其著作《必要的张力》中，库恩这样描述：“常规科学是指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科学成果所做出的研究。某一科学共同体承认这些研究就是一定时期内进一步开展活动的基础。”他们有着共同的研究信仰，共同的思维指向。这种范式可能会统治着很长一段时间，像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哥白尼的“日心说”等等这种统治力很强的范式，它会给科学界带来一片安宁与祥和的景象。但一旦遇到来自科学内部的矛盾与分歧时，这种范式便摇摇欲坠，不再具有权威，因而丧失了它的统治力。于是发散性思维就会顺势膨胀，一旦这种思维方式由于它本身潜藏着的无限的张力的释放，从而达到了足以压倒常规科学所依赖的收敛性思维的程度时，科学在原有常规的基础上便承受不了来自于自身的这种巨大的膨胀，于是科学革命便发生了。
科学革命实际上是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即f(x)→F(x);而并非是兼容并包的原则，即f(x)→F(x)，其中F(x)=g(f(x));这种用数学中的函数对应法则来表达范式概念，可能是从数学角度理解范式的一种新的手段。因为科恩从未给范式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范式概念的模糊性让我们不得不试图从一切领域去寻找手段。
当新的范式可以暂时满足其共同体内的信念需求时，它便代替旧的范式占据了主要统治地位。从而发散性思维因过度的消耗能力，处于冷寂状态，它在储蓄着能量准备着下一次的膨胀。收敛性思维便重新回到了科学的研究中，于是一个新的常规科学便站稳了位置。它又重新会给科学界带来一片安宁与祥和的景象。
六、 拉卡托斯：波普尔证伪主义和库恩历史主义的综合
拉卡托斯综合了波普尔证伪主义和库恩历史主义，但他更倾向于波普尔证伪主义，尽管他也像库恩历史主义一样以研究科学方法为主要目的。因此，基于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改造，称之为精致的证伪主义。
它和波普尔证伪主义，即被拉卡托斯称之为的朴素的证伪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精致证伪主义认为只存在一个新的理论的出现超越了前一个理论是看接受的。而前者则认为只要是可证伪的便是真的，可以接受的。
吸取了库恩历史主义的经验，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身后出版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便是对这一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阐释。
七、 结语：还应回到康德
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的动机就在于他认识到了形而上学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即理性的本性总是妄图对其自身提出问题。因此他试图重新科学的合理地建起形而上学大厦。最后还是被后辈直到尼采把它彻底推垮了。科学哲学这个新秀是否也会得到这种特殊的命运的青睐呢?
简单回顾一下科学哲学走过的路程，我们发现，当其走到了库恩那一关键点时，它自身的缺陷——空洞性就暴露出了，这恰好印证了康德的那句话的前半句“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而库恩的历史主义似乎又在印证着其后半句“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尽管他并没有忽视科学哲学本身。因而整个科学哲学似乎就是踏着康德那句话的印迹兴奋地走过来的。而拉卡托斯做出的努力即综合了波普尔证伪主义和库恩历史主义，是否就能挽救科学哲学的前途，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也许还仍旧是在沿着康德的预言悲剧性的狂妄的走下去,只是更加冠冕堂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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