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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存在论美学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观点:美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观点;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的观点;广义的美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境界的观点。下面从人类审美意识的产生发展历程,探讨美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观点。
一、“自然的人化”:自然与人之间产生和谐统一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自然界都是自在之物。绚丽的朝霞、皎洁的月光、浩瀚的大海,作为物质属性早已存在,但并非审美对象,也就无所谓美丑。那时,神秘的大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巨大的威胁。人,还不能理解风云雷电、高山大海等自然现象的神秘。在人类的早期,自然并不是作为人类审美的对象而存在,是作为人类诚惶诚恐的对象而存在的,为了生存,自然界成了人顶礼膜拜的对象。人类早期的图腾崇拜,巫术活动,都是自然膜拜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不断研究、调整与大自然的关系。在远古的时代,泛滥的洪水曾危及人类的生命和生活,“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的悲惨景象时有发生。但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改变了人与水的关系,使原来对人有害的水,受到了人的支配、利用,成为“为我”之水。水成了对人类衣食住行大为有益、不可缺少的对象。在此基础上,也就出现了如同钱塘潮被人们欣赏这样的水与人的关系。宋人潘阆的《酒泉子》写道: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在这样的条件下,钱塘潮水势越大,就越能体现出人们驾驭海潮的本领,从而使壮观的钱塘潮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与感受,正如马克思所说,完全是“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人化的自然”或“自然的人化”,包括主客体两方面的关系: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所谓“化”,就是指主体利用、改造客体,在客体中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过程。
人类社会初期的劳动生产实践,创造了人,也创造了美,创造了人的审美意识。美与审美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马克思、恩格斯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提高,并且在自然面前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由,以审美的眼光对待自然,利用自然,自然与人之间彼此对立的关系逐渐成为和谐统一的关系。“自然人化”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改变。
人类的审美意识并不满足于已有的内容和形式,它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表现为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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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文明的高度发展。随着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如今,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在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面临的主要矛盾,人为了创造一个生产性的物质世界而奋不顾身,理性主义统治着人的思维。人类始终依赖于寄居在事先预设的中心性、同一性、意义性的庇护之下,坚信一种超验的、不容置疑的本体化存在。基础、权威、统一构成了人们的信念基石。在后工业社会,物质财富迅速膨胀,自然似乎被驯服为某种“为我所用”的工具,人与人的矛盾日益突现,成为人类世界的主要矛盾,人于是致力于创造一个生活性的精神世界。理性主义传统在这一复杂艰巨的任务面前丧失了它面对相对沉默的自然界时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威力,长久以来被遮蔽的世界的间断性、差异性、多样性急促地呈现于人们眼前。
人们惊讶地发现,理性主义年代所信奉的万物皆有根据、事事确定无疑、世界井井有条等等信念全部都是未存在过的虚妄的神话。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不确定的和复杂的,就像生活本身也是复杂的一样。基于这一认识,“对于理性的限度与生存状态的非理性(即虚无)的意识,则是人类无可逃避的震撼与觉醒。一方面,世界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暴露了理性长期以来一直自我遮蔽着的局限性。人类意识到:只有当理性不仅能够认识自身,而且能够认识并充分关注非理性时,理性才能够获得新生,如果理性只能认识理性,那么总有一片盲区,最终被消解的就只能是理性自身;另一方面,世界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暴露了传统的意义预设的虚妄。人类意识到:世界的真实性实际上不但在“意义”之中,而且在“意义”之外,在意义无法到达的地方,在随意性、偶然性所操纵的那些日常事实中。
两次世界大战所制造的荒原和废墟是荒诞产生的另一土壤。二战后,人们在硝烟的余味中长久地品尝战争的苦果,反思战争之于人类的消极意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瘫痪的经济状况固然令人不快,而战争阴影所反射出的世界的不圆满、不和谐、不宁静更使战后的一代几近崩溃。向善之本性促使人呼唤正义、和平、友爱,面对人的这一呼唤,世界毫不理会,依然无序,依然厮杀。战争和暴力轻而易举地抹平了一切价值。战争的灾难就像当头棒喝,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外部世界。一时间,除了焦躁、混乱、软弱无能,似乎找不到更恰切的对人置身其中的外部世界的描述语了。
二、“比德说”:一种“美善相乐”的观点
周秦以后,人们对山川草木的欣赏,主要从“比德”的观点出发。所谓“比德”的观点,是指当时的人习惯将自然物的某些特征比附于人的道德、情操,使自然物的属性人格化,人的品格客观化,自然物的美丑,按其比附的道德情操的价值来评定,这实际是一种“美善相乐”的观点。“比德说”的关键在于从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中可以意会到对审美主体的某种品德美,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的观念,开创了儒家比德的先河。先秦儒家比德的言说方式不同于单纯的逻辑说教,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隐喻修辞,而是一种真善美圆融的思维方式。
“比德”审美观,虽有其片面性,只注重自然物外在的一般形象和特点,而忽视其内在形象、特殊形象;“比德”审美观,表现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也只是简单的结合。然而,却标志着人们对自然美的感受,已同实用感相分离,转为道德情感的满足,表现了审美意识的进步。《诗经》中以鸟兽草木比兴,《离骚》中以香草喻君子,以萧艾喻小人,都说明“比德”观对艺术创作有广泛影响。“比德”的审美观,作为中国古人有代表性的观念,一直以来,受到理论家即艺术家的普遍重视,至今仍影响人们对自然物的欣赏。
三、“畅神说”:对自然美审美意识的觉醒
“畅神”说是我国古代关于自然审美观的一种代表性观点。流行的观点认为,“畅神”说是晋宋以后产生并在自然审美观中占主导地位的审美观念。汉末社会动乱,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解体,老庄思想复兴。人们的精神从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道德追求上解脱出来,更多地追求个体人格及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也标志着审美意识的觉醒。
晋宋以后盛行的对自然物“畅神”的审美观,同“比德”不同,“畅神”强调的是自然美的欣赏,使欣赏着的情感得到抒发,得到满足,精神为之一畅。它所尊重的,已不是自然物身上被人外加的道德伦理价值,而是它自身足以令人舒畅怡悦的审美价值。这种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对自然美审美意识的觉醒。南朝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这样说: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诚能妙写,亦诚尽矣。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业,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可以看出,“畅神”审美观,注重的是自然物内在的特点、内在形象,流动着生命性。表现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情来神会”、“心会神融”、“物我俱化”的艺术境界。
在人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审美意识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进步,审美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狭窄到广阔,从肤浅到细致深入,从原始人对待自然界只能像奴隶一样服从它的威力,到“比德说”的“美善相乐”的观点,先秦孔子关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以及“畅神说”对自然美审美意识的觉醒,人类的审美意识是曲折发展的漫长过程。包括在狩猎巫术中出现的原始绘画、歌舞、断发纹身、图腾崇拜,作为人类艺术的雏形,也同样标志着人类审美意识的又一进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美,包括审美主体、审美意识、审美关系都是产生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并非历来就存在的。而且,只要人类和人类文明还在,这种审美活动和美就会继续、永远生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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