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战略恐怖主义，还是天下主义？ 新帝国主义，战略恐怖主义，还是天下主义？ 新帝国主义，战略恐怖主义，还是天下主义？
一、 新帝国：战国逻辑的一个结果
显然，与无核世界相比，核恐怖均衡是一种不合作均衡。我曾提出，在存在着武器竞赛的情况下，不合作均衡也是不稳定的，因为会有一种"不合作升级"现象，或叫作"不合作非均衡"（盛洪，1999，第188页）。即当其中一方在武器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后，就打破了原有的军备均衡，获得不合作升级带来的好处（见图一）。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又类似于经济学描述的双寡头垄断。一般而言，当有两个竞争者时，竞争往往是恶性的，即一方要将另一方淘汰出局，才善罢甘休。尽管不合作升级对整个世界没有好处，由于会给其中一方带来暂时利益，所以变得似乎不可遏制。因此，核恐怖均衡是不稳定的。
事实上，虽然没有爆发核战争，双方都在"暗中较劲"。其目的是改变力量对比，在竞争中胜出。直接来看，尽管双方签署了一系列保持战略武器平衡的条约，但任何一方从来没有放弃过改进武器的努力，或者钻条约规定的空子，或者开发没有条约约束的、但更为"先进"即更为可怕的武器。而其战略，包括改变结盟关系（如从苏中结盟到美中结盟），也包括经济发展的竞赛，因为军事实力背后一定是经济实力。更长远地看，即使两大国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它国家的发展也会打破现有均衡。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在核俱乐部中达成一致也就越来越困难。苏联的解体证明了这种两国体系的不稳定性，而冷战后新的核国家的出现，使核恐怖均衡体系变得更加复杂了。
冷战的结束，实际上就是这场双寡头竞争的一个结局。尽管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是一个军事大国，但其经济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了。这意味着两大国体系将要终结。充分意识到自己优势的美国显然要面临选择：或者继续维系这种均衡；或者摆脱它，走向单极世界，即本文所说?quot;新帝国"。与一个其实力与自己相差甚多的国家维系一种均衡，意味着美国要压抑自己的发展潜力，同时要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放弃假如在单极世界中无需放弃的利益。而如果摆脱旧有均衡的束缚，走向新帝国，尽管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建立战略导弹防御体系有某种增大核战争的危险，由于对手俄罗斯的衰落，这种危险已经不如原先那样大了。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美国实力上升，俄国实力下降的阶段，把握时机扩大优势、拉开距离，则可以一举成为没有竞争对手的超超级大国。其对美国的好处自不必说。对世界而言，从短期看，一个新帝国支配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比双寡头的情形似乎更具稳定性。 因此，不管是否小布什上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规则下，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短期内的理性选择，就是要成为一个新帝国。原来保证核恐怖均衡的条约体系，现在在美国看来都是要摆脱的"过时的"束缚。美国参院否决批准、继而小布什不再要求国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使美国实际上退出了该条约；为推出战略导弹防御体系，美国公然退出《反弹道导致条约》；一直秘密研制生化武器，在被披露后又声称"为了防卫"，干脆把《禁止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视为一纸空文；我们更不惊讶，当美国宣布要研制太空轰炸机时，也不认为还存在《外空条约》了；更不用说美国还在加紧研制暂时没有条约束缚的基因武器。进行新的一轮武器升级和扩军备战，加上海湾战争，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就是美国走向新帝国的足迹。问题是，新帝国是可能的吗？它将给世界带来什么？
二、新帝国的经济逻辑
应该承认，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中，美国作为一种稳定的力量维持着国际秩序，从而相当于提供一些国际的"公共物品"。然而美国并不能向世界征税，更不能直接掠夺；尽管它经济实力很强，也不能对内增加赋税，因为这样做会削弱自由企业的动力。因此，新帝国的财政逻辑必是在直接掠夺世界和增加本国赋税之外存在着。应该指出，虽然没有直接的掠夺形式，在现代世界上，真正起支配作用的规则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即武器先进者或军事实力强者胜。只是这种规则采取了新形式，美国也通过新的形式获得了维持新帝国的回报。
军事优势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吗？我们想象一个具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国家。一旦它与别国发生军事冲突，获胜的概率非常高，最差也会打个平手。换句话说，它不会失败。首先要考虑，这种绝对的军事优势与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有关。作为新帝国，它的军费开支的一大部分是用于军事技术开发和军火订货的。由于政府的额外支持，军工企业可以进行按市场判断看来过于冒险的研发投资，从而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从武器角度看，"较先进"和"较落后"的市场价值之差要远远大于一般商品。因为在"较先进"的武器面前，"较落后"的武器就接近于一堆废铁。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就存在着对新帝国的武器的巨大需求。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商。2000年，美国军火出口额为186亿美元，占世界军火贸易的50.4%。在另一方面，美国的军火企业又多同时生产民品（如波音公司），领先的军事技术通常可以转变为民用技术，使这些企业在民用产品上拥有技术优势，间接地弥补额外的军事开支。
三、新帝国的政治性质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帝国能给世界带来好处吗？它能像一个公正超脱的国际立法者和执法者为世界带来公共福利的增量吗？这取决于新帝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运作规则，以及它本身的政治文化性质。 事实是，美国作为新帝国在世界上的行为，依赖于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政治决策机制。尽管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这个决策机制的基本规则仍是民主投票程序，因为总统究竟是选举产生的。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制订出符合世界利益的对外政策来吗？答曰，不能。这是因为，民主之所以在政治上公正、在经济上有效率，是因为它符合一致同意原则。即任何一个被决策所影响的人都应参加这一决策；而所有相关人都同意的决策，才是一个最佳的决策。否则就存在公共决策中的外部性问题（布坎南，2000，第208~218页）。而一旦涉及对外政策，这一决策所影响的外国人并不会参预投票。这样的决策程序就缺少民主之所以有效的基本要素。因而我们不能保证，一国人民投票决定的对外政策，会符合世界的利益。由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投票合成的对外政策，往往反映了对该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这种追求有可能是以损害别国利益或世界福利为代价的 。尤其当一个国家具有武力上的优势时，其国民更有可能倾向于用军事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解决与外国的冲突。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即一国的军事实力与他国势均力敌，理性的国民才会从长远考虑，选择其结果会对世界各国有利的对外政策。 由于存在决策成本，少数服从多数退而求其次地成为实际的民主规则，这同时又成为民主制度的致命问题。具体到美国，由于实行代议制，由于院外压力集团的合法存在，又由于新帝国在根本上依赖于军事优势，军事工业集团会在对外政策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尽管这个利益集团人数较少，但正如曼瑟·奥尔森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利益较大、而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恰恰更能形成集体行动，具有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能量（奥尔森，1995）。这一集团的利益决定了，它喜欢战争而不喜欢和平。因而通过院外活动，它会使民主程序决定的对外政策偏向于美国对外的军事干预，偏向于制造紧张局势，偏向于采取战争手段 。除了通过游说直接影响议会外，它还通过对传媒的控制间接地影响民意。事实上，美国许多大的传媒系统都与军事工业集团存在着各种联系。这样的政治过程不仅可能作出不利于世界的决策，也有可能作出不利于美国、而只有利于这一利益集团的决策。因为根据奥尔森教授的理论，如果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只占美国利益的1%，根据理性计算，它就有可能为了自己的一份利益，不惜牺牲百倍于此的美国利益（Olson, 1993）。
除了国内政治过程，美国的道义资源和经济理念也似乎不能保证美国作出有利于世界福利的决策。道义的第一个资源是民主。但是在国际政治中?quot;民主"似乎只是美国证明自己国际行为合法性的招牌，而美国并不想在国际政治中实行民主。一方面，为了"国家利益"美国经常与反民主的政权站在一起；另一方面，打着民主的旗号对他国的干涉又经常会损害民主的道义形象。由于国际政治中的民主，无论是一人一票还是一国一票，都会贬抑美国军事优势的价值，因而从理性人的角度看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在现实中，美国新帝国的国际合法性，甚至还达不到中国春秋五霸的水平。春秋五霸第一要打着周天子和仁义的大旗，第二要通过诸侯会盟来获得称霸的地位，从而具有较高的合法性；而美国经常把联合国、甚至盟国抛在一边单独行动，则缺少民主保证的国际合法性。 第二个道义资源是自由，它同时也是美国人的经济理念。在一国之内行之有效的经济自由，一旦进入国际领域，就有两个修正条件。第一是没有政府；第二是不能自由迁徙。由于处于无政府状态，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往往依赖于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较难获得公正的裁决。即使假定自由贸易的规则是公平的，由于不同国家的自然禀赋、文化背景和技术水平的差异，有些国家可能会持续地承受贸易逆差和资本外流，从而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走向边缘。但由于没有人口在国际的自由迁徙作为补偿（像国内那样），国际自由贸易并不会导致全球皆大欢喜的结局。更何况，作为自由贸易的鼓吹者，美国人在现实中并非对之盲目崇拜。在立国以后的近二百年间，美国一直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走向自由贸易。因而美国本身也不能成为自由贸易的道德楷模。因此，即使我们考虑到WTO对国际贸易无政府状态的改进，对自由贸易的简单鼓吹和强力推进，在没有自由迁徙作为补充的情况下，仍不是符合世界利益的。
当然，在美国多元而丰富的文化中，也有一些主张宗教宽容、种族平等、普世人权、反对战争的传统；在美国政府的外交传统中，也有追求道德理想的威尔逊主义（基辛格，1998）；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上述倾向。然而无论怎样，新帝国的政治性质，最终还要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基本规则，即军事力量强者胜的规则。为了维护新帝国的单极统治，美国必须不断地开发更为"先进"、从而更为可怕的武器。这一规则本身就违背了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即世界的和平。静态地看，这一规则将本可以和平利用的资源耗费在开发和制造武器上；动态地看，它鼓励所有的国家参加这场实则野蛮的竞争。为了维护新帝国的优势地位，美国也必然采取削弱它的潜在对手的国际战略。如果哪个国家在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下出现经济上的崛起，从而有可能在较大程度改变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甚至有朝一日会超过美国，维护新帝国地位的美国人就宁肯不遵循这一经济规则，进而会采取各种压抑潜在对手发展的措施，甚至可能动用武力 。美国就有可能从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变为国际公共灾祸的提供者。
因此，尽管新帝国在中短期内能给世界带来相对的稳定，非殖民化的世界大势和美国的理想主义约束着美国比以往传统的帝国更为收敛，但由于缺少外在的制约力量和内在的自律精神，如同一个在双寡头竞争中战胜对手的垄断者，美国在更多的时候会以损害别国和世界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捞取好处。反过来又会引起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反感和抗拒，这又增大了美国作为新帝国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帝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可能越来越多，维系帝国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这可能成为新帝国没落的原因。而由于新帝国基本规则的支配，它主要依赖于对武器的技术改进来对付每一个新的危机。尽管从获取财富的形式上看，新帝国比以往直接掠夺的传统帝国更?quot;文明"，但从它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深层规则（即武器先进者胜）来看，它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