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隐逸文化是相对于传统社会中主流仕宦文化而言的边缘文化，也是我国古代文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我国隐逸文化源远流长，涌现出了众多著名的隐士，且隐逸传统非常之强大，这从传统正史对隐士的记载可见一斑。经笔者考证，在我国正史二十六史中，有二十一种都设有专门的隐士传，记载隐士们的生活经历，歌颂他们的价值追求。殊不知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最早却是虚假文献的功劳。人为编造的虚假文献也自有其存在价值。如果虚假文献被经典化、历史化了，那么就会由伪成真，由子虚乌有变为历史真实，从而混淆视听，改造历史，其对后代的影响力更是不容忽视。《庄子》一书中记载隐士事迹的书面文献材料，绝大部分都可以确定是虚构的寓言故事，本是文学家的想象之作，应该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但是后来经过司马迁《史记》的转载，尤其是皇甫谧《高士传》的经典化，虚构的故事已基本上变成了历史。同时历代封建统治者、正史隐士传对这些故事津津乐道，竞相引用，一般人已经很难分辨真假了。下面结合古籍文献，详细阐述之。
一、不经的《庄子》隐士文献
《庄子》一书，其文学成就极高，号称先秦诸子之冠，得到了后人的一致推崇。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莫能先也。 但是文学成就越高，作为信史资料，其可靠性越值得怀疑。鲁迅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庄子也早就明确告诉我们，他的创作方式乃是三言: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危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关于庄子三言，清林云铭解释道:寓言者，本无此人此事，从空蓦撰出来;重言者，本非古人之事与言，而以其事与言属之;危言者，随口而出，不论是非也。作者本如镜花水月，种种幻相，若认为典实，加以褒讥，何营说梦!;可见庄子所描绘的故事，引用的话语，大都是文学家的想象之作，是不可采信的，如果以历史事实待之，那就是痴人说梦了。关于此点，号称我国史圣的司马迁也清楚地指出，《庄子》一书中的人事皆空语无事实: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月去筐》，以低就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虽然司马迁皆空语无事实的断语并非就《庄子》全书而言，但是以之评价《庄子》一书关于隐士的文献材料，还是相当准确的;即使拿来评价《庄子》全书，也是很有道理的。
二、司马迁《史记》的转载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在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其不朽巨著《史记》对后代两千年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有良知的史官，司马迁为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而作《史记》，虽拥有不少资料，仍深感史料的严重h乏而感叹: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司马迁虽非常清楚《庄子》皆空语无事实，所以才做了上述评价，但是又不得不采用了其中一些材料，这其中尤以《伯夷列传》体现得最为典型，下面对此稍做分析。
三、皇甫谧《高士传》的经典化
皇甫谧是魏晋时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著名的隐士，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皇甫谧虽然终生没有出仕，但也没有逃避现实社会、固步自封，而是密切关注着当时的社会政治时局，对社会现实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并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的《高士传》一书: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始终，自尧至魏，凡九十余人。该书塑造了众多高人隐士的感人形象，这些隐士的言行尤其是他们对于政治、官场以及名利的态度，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作者皇甫谧特殊的政治宣言。皇甫谧以古讽今，借古代隐士的杯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曲折地展现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高新民撰文指出:皇甫谧对司马氏的篡权图谋及滥杀名士的不满情绪，不仅表现在他与司马氏集团势不两立，终生不仕，而且也体现在他在这一时期所著的不朽之著当中。《高士传》就是其中之一。撰成以后，很快就流传开来，并传于后世，是我国现存古代隐士传记类文献资料之中，最具有代表性与开创性的著作，也是流传至今唯一尚为完整的著作。《高士传》一书，对我国隐逸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正史隐士传的引用与当代学者的接受
《庄子》一书关于隐士的虚假文献，经过司马迁《史记》的转载，皇甫谧《高士传》的经典化，几乎已成为了历史文献，并被后人不断引用。尤其正史隐士传的引用，更是直接对隐逸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南朝宋范哗《后汉书逸民列传》序文，就从《周易》隐逸话语说起，接着提到了许由、伯夷、叔齐之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颖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南朝梁沈约《宋书隐逸列传》也提到许由、巢父的典故，若此人者，岂肯洗耳颖滨，至于巢父之名，即是见称之号。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高逸列传》和唐李延寿《南史隐逸列传》，均认为尧时已有让王的高士，尧封有非圣之人。尤其《南齐书高逸列传》还记载，南齐隐士宗测曾续皇甫谧《高士传》三卷，这更是对《高士传》的自觉认同。唐姚思廉《梁书处士列传》云:古之隐者，或耻闻禅代，高让帝王，以万乘为垢辱，之死亡而无悔。此则轻生重道，希世间出，隐之上者也。是从尧、舜时代的隐士，说到了商汤时的卞随、务光。又云:虽唐尧不屈巢、许，周武不降夷、齐;以汉高肆慢而长揖黄、绮，光武按法而折意严、周;自兹以来，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继绍风酞。叙述了简明的隐士发展史，既是对《高士传》的总结，更可以看作是正史对皇甫谧《高士传》的认可。唐魏微等《隋书隐逸列传》和唐李延寿《北史隐逸列传》有一句相同的话: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风，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汉日，魏、晋以降，其流逾广。其大者则轻天下，细万物，其小者则安苦节，甘贱贫。则是把《高士传》序文和正文内容，融合在一起对隐士发展史所作的概括。后晋刘响等《旧唐书隐逸列传》道:故蒙雯矫《让王》之篇，玄晏立高人之传，箕、颖之迹，粟然可观。恰好手酬庄子》和《高士传》组合在一起，甚至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关于许由、巢父等隐士的事迹，是显著明白的，是值得相信的。元脱脱等《宋史隐逸列传》更是下了判断:然则隐德之高于当世，其来也远矣。巢、由虽不见于经，其可诬哉。认为许由、巢父等高士虽不见于儒家经典，却是真实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