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玄学的缘起
魏晋玄学的缘起，实际上在礼崩乐坏的东汉末年已初见端倪。那时，社会混乱，战乱不断，导致俊雅之士厌弃世俗，为摆脱肮脏的政治泥潭，纷纷弃世独行。因为，面对无可救药的混乱的政治和社会，那些看破红尘的士人并没有力挽狂澜于当下的魄力和拯救百姓于水火的壮志，而是积极寻求避世的途径，以文人的嘲讽躲在暗处审视一切。他们放浪形骸的个性与冠冕堂皇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是对正统儒学的大胆叛逆。再者汉末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军阀混战的动态，支离蔓延而穿凿附会的繁杂解说最终导致经学沉沦。就是在这种环境和风气下，老庄哲学的处事原则得到迅速的发展并流行。他们将满腔的苦闷与牢骚抑制在放任荒诞的行动中，从老庄的哲学中寻找自得其乐的处事原则。老庄哲学本来就是乱世之中的产物，人生的苦痛让沉溺其中的士人开始反思生命的真谛。汉魏之际的社会迫切需要出现一种新的哲学理论，魏晋玄学就是上族阶层用以替代儒家思想的精神家园。
二、群己之辨的产生
玄学之所以最终归结到人这一主题，归结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因为当时所谓名教与自然之异同者，从士大夫自觉之观点言之，实起于对群体与个体之着重点不同图。这就提出了自然与名教之关系和个体与群体之关系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魏晋时期，辨析名教与自然成为理论热点。名教代表的是社会的普遍规范，自然则与个体的自性相联系。因此，名教与自然之辨背后所蕴合的，乃是人的主题。团伴随着汉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儒学逐渐开始正统化群体的原则逐渐衍化为整体主义的原则，个体的存在则越来越依附于以王权为核心的等级结构图。这一历史前提下，儒家的价值体系也逐渐融入新的内涵，包括玄学对个体存在的关注，对压抑个性的批评态度，对我这一主体的肯定等等。与实现大一统的两汉相比，魏晋时期崇尚个性更是成为一时的风气。再者，在当时那种动荡的局势下，个体生命在生存危机的威胁下，如何达成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成为思想家们所重点关注的理论问题，而这一理论问题的具体展开即为群己之辨。群己之辨的产生有着必然性。
(一)乱世中个体存在的危机感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都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也是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魏晋时期，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意识。众所周知，个体与群体之间从人类文明社会诞生起就伴随着矛盾而存在。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存在着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两汉时期，当董仲舒把儒学强调的伦理关系变为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时，就彻底扼杀了人性，把人变成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东汉时期，儒家伦理观被提高到绝对的地位，外化为名教之治。魏晋之际，以司马氏为首的政治集团势力为夺取曹魏政权，滥杀无辜，草营人命，那些性情刚正，为世俗所不容的士人则成为政治纷争的直接牺牲品。于是，极度的恐慌仿徨伴随着疲惫伤感的情怀开始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们内心逐渐形成另一种个性，内心所隐藏着的消极无为的思想演化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与被压抑的个性相互融合，通过思想解放运动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潮流。
(二)士人个体个性的宣扬
玄学作为经学的否定，必然是对人的个性的肯定和张杨。魏晋时期的谈玄之风作为玄学的世俗化，是玄学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之后的表观。早期玄学以道家为主，从厌倦繁琐经学、厌倦政治的对立物，到中晚期转而大力吸收儒家的进取精神，为门阀士族统治阶级所认可，在处理个体与社会关系中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以道家为核心的早期文学本来是与名教相对立而存在的，但玄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儒家学说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余英时先生就从儒道关系的意义上分析群己关系，指出:所谓儒，大体指重群体纲纪而言，所谓道，则指重个体自由而言。团大体说来，魏晋六朝名士思想深处立身处世的准则是儒学观念;另一方面又十分向注个体精神自由，由此形成动由礼节与性好老庄的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因素。在汉魏时代，由于名教礼法对仕人的禁锢相对松懈，促使人们对个性的宣扬和对精神的解放达到一个顶峰。他们遵循及时行乐的人生准则，将纵乐看成生活中的必须品。魏晋名士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情感，就是力图证明自己个性的存在。他们相信，只有个体的情感表达才是真正的情感，要突破情感的栓桔，必须走出世俗名教的束缚。
三、群己之辨的哲学基础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寻求个体安身立命之本的本体论哲学，重在关注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达到超越人生之境界。最为明显的是，在关注群己之辨这一理论层次上，玄学理论的中心已由先前的本末有无之辨转向名教与自然之争，再转向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由正始玄学中的贵无论转向人性自然，由理想的圣人人格转向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稽康、阮籍更倾向于探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名教与自然，还是个体与社会，都有着不可调和的对立，现实如何被个体超越，以达到身心的自由成为稽康等人的理论追求。如果说正始玄学中，注重儒学和道家哲学的统一，那么，以稽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名士则对正始玄学家的努力予以彻底的否定，充分批判虚伪的名教，全面肯定人的欲望与情感，极端厌恶政治仕途，而极度向往山水园林。他们或养生颐神，或放荡不羁，或任心以越名，或佯狂以避世，这些都应该被看做玄学中人格问题，由圣人到个体的一种标志。随着两汉神学的瓦解和汉王朝的崩溃，魏晋士人所关注的问题在于个体而不是社会，在于内心而不是外部环境，在于精神而不是物质，恰好道家尤其是庄子的哲学与这种时代的需求相契合。
总的来说，汉魏之际个体个性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名教的衰落，个体原则的融入，使群己关系获得了一定的伸张度，玄学对个体存在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道家所倡导的人性回归自然的文化风尚流行于世，社会与个体之辨，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所张弛。但不管怎么样，以人这一主题为中心的思想的发展为魏晋玄学的理论构建打下了良好的主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