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代学者阮元有言：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序，一百年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但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对我们有更特殊的意义。从晚清开始，中国传统学术已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古今、中西之间的争论已经露出端倪，预示了此后百年中国学术之变局。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帝制时代的结束，西方新的学术思想、理论与方法的输入，这种变化更加激烈。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经过时间的考验与筛选，有的已被证明是谬误，理应被抛弃，而有的则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为后世学者所认可和接受。不过，无论是错误的观点，还是有价值的成果，都将成为学术史上的一个环节，影响到未来学术研究的方向和进程。因此，在世纪之交，对过去百年学术史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研究，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二
传统儒家经典研究主要采用经学方法，不外汉学、宋学两派。汉学重训诂名物、章句注疏，宋学则强调义理解经，发挥经典中的思想。近百年儒家经典研究受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在方法论上，虽有对传统的继承，但总的来说传统方法随着经学观念的变化而渐趋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与新史学思潮相适应的新观念、新方法。其中实证主义作为一种考据和论证方法，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在20世纪，它又与新史料、新观点以及西方科学方法相结合，对儒家经典研究与考证影响甚巨。
三
由于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近百年来儒家经典研究表现出诸多有别于传统经学的新气象，取得了许多超越前人的成绩。简单地说，在以下诸问题的研究成绩值得注意。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其实《史记孔子世家》有明确记载，孔子对六经进行过整理，有述有作。如关于《书》、《礼》，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关于《乐》、《诗》，司马迁说：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关于《易》，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但是，后世流传的五经中的某些内容与文献记载有不一致之处，因此一些疑古学者根本否认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钱玄同撰《重论今古文学问题》等文，认为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不相信《史记》等文献的记载。但经过20世纪学者的认真研究，特别是从近年的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的最新进展来看，疑古派的很多说法是立不住脚的。
四
近百年来，儒家经典研究虽经历过许多风雨，但也留下过无数道彩虹，既有大量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也有许多可以称道的学术成绩。而这些成绩，首要之处在于学术观念的更新。在历史上，传统经学研究虽然经历多次变古，但万变不离其宗，尊经、崇圣的观念则是一致的，并没有因为学术取向、经学研究范式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宋代以来兴起的疑经思潮，指出儒家经典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的出发点是要卫道，廓清经典中的杂质和后人的附益成分，还圣人之经的本来面目，维护经典的纯洁性。近百年来，由于儒学地位的变化，人们对经典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可以站在一个较为客观的立场上来探讨经典的问题。经典不再是神圣的权威，经书所记不再被看成确定无疑的信史，而仅仅是一种需要辨析的史料，是可以质疑、研究的对象，导致经学角色向史学转换，卫道信仰向科学研究转换。由于思想束缚被解开，学者可以对过去的经典发表任何看法，这无疑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近百年来儒家经典研究领域呈现百家争鸣局面的重要原因。
总之，近百年来，由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变动，儒家经典的研究也表现出诸多有别于传统经学的新气象，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到尊重、从迷茫到回归、从疑古到走出疑古的曲折过程，留下了一些教训，也取得了大量超越前人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儒家经典研究，应当走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思想史互相结合的道路，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多学科的沟通、互动、融合。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对儒家经典作出阐释。另外，我们也应当把儒家经典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加以观照，实现研究方法的突破、思想理论方面的创新。值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儒家经典的研究将会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