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史家,福柯依据通常的历史时期划分(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时期、现时代)来探讨研究对象(癲狂、临床医学、科学知识、监狱、性)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存在的重要问题。显然,后现代并非福柯所梳理的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时期。紧随现代知识型之后的不是后现代知识型,而是当代知识型。如果现代西方知识的基本布局发生翻转,那么,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通过人文科学考古学探究,通过梳理、分析从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到现时代这几个阶段西方知识型基本布局先后发生的重大变化,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处宣告了人之死。因此,批判西方近现代知识史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批判自笛卡尔、尤其自康德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意识哲学和主体性形而上学,就是《词与物》的哲学主旨。福柯往后的诸种思想(非本质主义权力分析、呵护自身的主体解释学、聚焦人口治理的生命政治等)也一再秉承这一哲学宏旨。
一、人文科学考古学
福柯既不采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法,也不像利奥塔那样借用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反本质主义的语言分析法,而是秉承尼采的思路实施考古学探究。《词与物》的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之考古学并不确指一门学科,而是指针对某个时期、某个社会的研究领域,福柯要探寻该领域内作为认识、理论、制度和实践之深层可能性条件的知识。如正是有关癫狂与非癫狂相对立、有序与无序相对立的某种知识才使大禁闭中心在17世纪末的欧洲有可能开设。某个社会所暗含的、既不同于理论知识也有别于信仰知识的那种知识,不仅决定了人们的认识、哲学观念和日常舆论,还影响了制度、商业和治安实践、生活习惯。这种考古学的功效在于:由于这种研究聚焦在处于相同层面之上的实践、制度和理论之间的同构性,并探寻使这三者成为可能的共同知识,探寻构成性的和历史性的知识层,因而有可能使福柯避免理论先于实践或实践先于理论的棘手问题。
二、人之死
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表明:人的问题既不古老(人仅诞生于一个半世纪以前),也不永恒(人正临近终结)。福柯从19世纪末起被不断复述的人之死这一论题出发,设法弄清楚人这个概念是以何种方式、依据哪些规则而被形成、运作、悬置乃至消失的。正是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的生死命运。论及人的有限性(存活、劳动和讲话)的近现代人文科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和语言学)被探讨无意识形式结构的反人文科学(精神分析、人种学、当代语言学)所取代,西方知识史上的大写主体死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和四大问题在促使西方思想无视其现代性时,不仅引导了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崇尚古希腊哲学而去思考人类与存在的关系,还引导了马克思和列维-斯特劳斯依据康德批判哲学而去质疑人类知识的形式和界限。肇始于尼采怪异思想的现代哲学仍然徘徊在这两条路径上而不得抽身。而福柯的历史存在论则尝试通过探求基于思想与话语的统一性之上的主体真相来走出这个理论困境。人之死成了福柯反人类学主体主义的宣言。
三、哲学意蕴
尽管19世纪以来,哲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拯救主体的至上权力,但精神分析、语言学、人种学等反人文科学都还是偏离了主体,摧毁了人类学和人本主义这对孪生形象。《词与物》所谈论的人之消解,所预告的人之死,其哲学意蕴可从主体观、历史观、方法论、哲学观这四个方面加以揭示,以澄清乃至消除把《词与物》看作结构主义作品的重大思想混乱,还福柯思想的本来面目。
同样,标志着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型的分水岭就是以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思想家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领域发动了对始于笛卡尔而臻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及其现代性思想进行的系统深入的批判。虽然人们通常贪图方便把某些处于同时代或有类似思想的哲学家归类为什么主义者,但太过宽泛而笼统地把种种不尽相同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批判都装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大口袋,就难免流于简单、含混和粗糖。德里达曾指责最无学识的公众意见会把他们自己所不喜欢的或不理解的一切都装进这些大口袋,并通常极其错误地把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们》称作后现代主义作品,而把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对元叙事的批判这三者等同起来,就更是错上加错。不仅解构工作、考古工作与终结元叙事这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且有人还指责德里达所谓的在场形而上学、福柯所说的人类学主义难以与宏大叙事划清界限,显然,德里达和福柯否认自己是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并非毫无道理。笔者以为重要的并不是给某位哲学家贴上某个或某些标签,而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凸显该哲学家相比于其他哲学家所具有的思想之特殊性、创造性和差异性。《词与物》的哲学意蕴再次印证一点:标新立异是哲学的生命原动力和发展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