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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法国思想家贡斯当通过对人民主权学说的重新界定，对僭主政治的猛烈批判以及对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辨析，确立了他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为自由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论文关键词：贡斯当；自由主义思想；开创性
随着“二战”之后西方思想界对法西斯主义或“集权主义”政治的广泛讨论，贡斯当这个此前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开始逐渐赢得了自己的地位，并越来越凸显了他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中的重要性。笔者以为，在我们讨论自由主义的有关问题的时候，贡斯当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抛开的角色，贡斯当在自由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所作出的贡献许多都是带有开创性的。
一、人民主权学说的重新界定与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重要调和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它是伴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的开始而发端的。在中世纪的教权和王权的残酷斗争中，人的地位和人的作用逐渐的得到了张扬；而伴随着教权地位的衰微和王权地位的强化，主权观念和人权意识成长了起来。可以注意到的是，传统自由主义者的论证逻辑大多都是从自然法和契约论开始的。
从自然法和契约论的角度出发，第一次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完整的提出人民主权学说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卢梭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自由，他酷爱自由，他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人生而是自由的，但却元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构建了自己的人民主权理论。卢梭认为，由于个人独立生活的困难，自然状态难以长久保持，于是人们就试图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而生活在一起，以便能够以共同的力量来保护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缔结契约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在这种社会契约中，公意是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这样，当个人服从公意时，他“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哪以说，卢梭是人民主权的极力拥护者和捍卫者，甚至卢梭也把人民主权的观念推向了极至。然而，后来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变化却让世人甚至极力推崇自由民主的自由主义者感到困惑和震惊。雅各宾派的恐怖专制留给了欧洲社会长久的心理阴影和心理创伤。为什么从反封建和反专制的角度出发，从自由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通过人民主权的理论却导出了专制暴政的悖论呢?对此，卢梭本人也是始料不及的。
至此，我们不得不提及的一个问题就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它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和理论悖论，或者说是否存在内在的一种紧张关系?对此，法国大革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法国大革命出人意料的后果与其说是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极端运用所至，倒不如说是自由主义自身内在矛盾和紧张关系使然，或者就是自由和民主之间的相互矛盾。可以说，自由主义在此首度遭遇了自身内在矛盾和紧张关系的困扰。哈耶克所认为的进化论理性主义和建构
论惟理主义在自由主义上的分别，也许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一种理解。一种学说面临自身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时，需要学说支持者的及时论证和调和。而完成这种矛盾调和使命的是同样对自由有着执著追求的法国思想家贡斯当。
贡斯当是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正如他在《文学与政治杂论集》的序言中写道的：“在四十年中，我为维护同一原则而战，那就是各个领域的自由，即宗教的、哲学的、文学的、实业的、政治的自由。”贡斯当目睹了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过程，对卢梭理论的影响有着深刻的体会。因此，对卢梭自由观尤其是人民主权学说的批评是贡斯当自由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需要指出的是，贡斯当对卢梭的批评是矛盾的。对于贡斯当而言，卢梭对自由的追求和对人民主权的强调都是无可非议的，任何从根本上想否定自由和人民主权的观点都是不会苟同的。“然而，贡斯当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人民主权的原则也有可能被误用来论证某种前所未有的暴政。他认为，卢梭的错误在于没有区分权力的归属和权力的具体行使问题，“对人民主权的抽象承认丝毫不会提高给予个人的自由的价值。”任何政治权力不论在抽象的意义上如何代表人民，如何体现公意，一旦主权者必须使用他所拥有的权力，换句话说，一旦必须开始运作实际的权力组织，那么由于主权者不可能亲自行使主权，他必须把它委托出去，结果便是所有这些属性都荡然无存。
既然主权最终要委托出去，那么主权就不应该是没有限制的。因为“一旦权力不受限制，个人在政府面前将无处可逃，即使你声称要让政府服从普遍意志，那也是徒劳。总是他们在支配着这种意志的内容，而你的所有戒备全都无济于事。”而卢梭却错误的认为社会成员在缔结契约的时候要把自己所有的权利都转交出来，社会成员可以既是自由又是被统治的。殊不知，无限权力之下是不可能还存在自由的。公民拥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政治权力之外的个人权利，任何侵犯这些权利的权力都会成为非法权力。既然主权不能是无限的，因此，“不管是人民的权力，还是那些自称人们代表的权力，不管是拥有什么称号的国王的权力，还是根据统治方式不同而表达着人民意志或君主意志的法律的权力，都要受到权力得以产生的同一范围的约束。为了限制主权，贡斯当强调宪法的约束作用，强调分权和制衡的思想，强调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强调舆论的重要性等等。
至此，贡斯当实际上对卢梭人民主权的思想进行了改造和重新界定，对自由和民主之间的一种内在矛盾和辨证关系进行了梳理，也实现了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重要调和。无疑，这是带有开创性意义的。"
二、僭主政治的猛烈批判与“极权主义”的“战后”反思
战后初期，由于法西斯主义给世界和人们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冲击，西方思想界掀起了一股批判所谓“极权主义”的热潮。卷入这场批判热潮当中来的包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等。而这当中最为出色的恐怕是自由主义阵营当中涌现出来的批判极权主义的急先锋，像新自由主义的波普尔、阿伦特，保守自由主义的哈耶克、伯林等等。波普尔把极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并把开放社会作为人类摆脱极权主义灾难的惟一出路；阿伦特把西方社会的危机视为现代性的危机，把极权主义的兴起看成是现代性的产物；哈耶克对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提出了猛烈的批判，认为集体主义是通往奴役的道路；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反对积极自由而主张消极自由。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冷战形势的影响，自由主义者往往把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或共产主义混同起来，一并作为“极权主义”而加以批判。
正是在这场批判热潮当中，贡斯当的名字越来越多的为人们所熟悉；而贡斯当之所以能够在战后体现其个人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早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就已经看到了卢梭式民主理论所必然出现的极权主义政治或僭主政治的危害，并对之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正如我国学者李强教授所提出的：“贡斯当关于僭主政治的评论恐怕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讨论极权主义的文字。”就此而言，贡斯当关于僭主政治或极权主义的批判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又是具有开创性的。
在贡斯当看来，首先僭主政治实际上就是以人民或自由为名的独裁统治。贡斯当认为，“僭主政治不同于专制政治，专制主义是古老的，而僭主是新近的，带有革命和民主政治的特征的。因此，在贡斯当思想中，所谓的僭主也是以民主政治或所谓革命精神为外衣的独裁统治，是一种新的专制统治。”拿破仑统治的特征就在于新的统治形式和人民主权结合起来，人民在表面上是国家的主人，平民院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惟一权力机关，然而实行的却是独裁统治。
其次，僭主政治是一种权力来源缺乏合法性依据的暴力政治。贡斯当在比较君主政治和僭主政治时指出，君主是高贵的登上他的王位，而僭主则是踩着泥泞和鲜血溜上王位的，当他坐定的时候，他那污痕累累的长袍便会展示他所经历过的生涯。拿破仑就是依靠这种赤裸裸的暴力登上权力宝座的。显然，这样一种权力缺乏合法性依据，权力的取得完全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而且，僭主者在维护统治的时候依靠的依然是武力，因此，士兵、监狱、镣铐，这些在正常制度下仅仅是不得已而使用的最后手段，在僭主政治下，却成为平常的统治方式。
最后，僭主政治还是一种权力无处不在极权政治。在贡斯当看来，僭主政治的又一特点就是权力没有约束、权力无处不在。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贡斯当的几段经典的论述。“专制制度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僭主政治需要这些自由的形式，以便证明它的颠覆活动是正当的；但是它在盗用它们的时候又亵渎了它们。”“简而言之，专制政治依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且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这最后一点安慰。‘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被征服而没有堕落，那么它的处境还有改善的可能；幸运的机会一旦出现，它不会辜负这种机会；专制政治至少给人类留下了这种机会……僭主政治在压迫一个民族的同时还要使它堕落。它要使它习惯于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自己过去瞧不起的东西，它还使它作践自己，而且，无论僭主政治多么短命，它都会使所有的自由和所有的改良变得不可能——即使在它垮台之后。’’
当考虑到贡斯当作为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不仅看到了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矛盾，而且对这种学说可能导致的实际政治制度展开如此深刻而严密的分析和批判，我们不得不折服于他的超前性和开创性。"
三、从自由观的辨析到自由主义精义的整合
“自由主义最核心的原则是自由”，许多学者甚至直截了当的将自由主义称为关于自由的学说。无疑，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它的核心概念或者其最精华的意义当然就是自由。如前所述，自由主义自身内部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逻辑矛盾和理论悖论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于自由这一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显然，如果对于自由主义最核心的概念缺乏一种合理而让人信服的解释，自由与秩序、自由与民主、自由与平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将会是混乱而相互冲突的，自由主义也将因为不能自圆其说而失去其合理性和生命力。
从自由主义思想史来看，对自由主义精义作出重要阐述并加以整合的是战后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从价值多元论出发，伯林提出了“肯定性自由”和“否定性自由”的重要观念。他认为，自由主要是指“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干预地去活动的领域”否定性自由回答的是，一个主体可以或应当保有什么样的领域去做他能够做的事，或成为他能够成为的人，而不受他人的干涉。肯定性自由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控制或干涉的来源，从而能决定某人去做某事，或成为某种人，而不是去做其他事，或成为另一种人。否定性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freedomfrom)”，而肯定性自由就是“去做……的自由(freedomto)”。
伯林倡导否定性自由，认为只有否定性自由才最符合人类目的或善的不可通约性和多样性，才能使人在两种价值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选择。对于肯定性自由，伯林则进行了较多的批判，认为追求肯定性自由往往会导向自由的反面——强制或不自由，极权主义主义政治的上演就是对肯定性自由的过分追求。伯林对自由主义的贡献是巨大的，在他的作用下，自由主义的精义实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整合。
即便如此，我们仍旧不能忘记的是生活在先于伯林一个多世纪前的贡斯当。因为，在自由观念的阐述上，伯林是贡斯当优秀的继承者和发扬人。就此，伯林本人也承认，没有人能像贡斯当那样深刻的理解和清楚地表达两种自由的冲突。贡斯当在1819年关于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的演讲中，对自由概念作出了精彩的论述和辨析。
在贡斯当看来，古代人所理解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权利，或称政治自由。由于古代城邦国家普遍的地域都较小，贸易不发达，使个人直接参与公共权力和公共决策成为可能；大量奴隶参加社会生产的劳动，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加上古代社会特殊的政治和军事状况，使得城邦政体强调一致性和统一性显得特别重要。在古代社会，公民的全部生活都是围绕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而展开的，公民的价值体现在政治参与的活动之中。因而古代公民是“全职”的公民，古代人的自由是集体自由、政治自由。然而，与古代人在公共事务中享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存的是，在古代人那里，没有一个明确界定的私人领域，缺乏个人权利和自由。
对此，贡斯当有过精彩的论述，“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公共权威还干预大多数家庭的内部关系。年轻的斯巴达人不能自由地看望他的新娘。在罗马，监察官密切监视着家庭生活。法律规制习俗，由于习俗涉及所有事物，因此，几乎没有哪一个领域不受法律的规制。”
由于商业的发展、奴隶制度的取消、疆域的扩大，现代人越来越多的从私人领域中获得个人价值的实现，而政治在现代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也降低了。现代人的自由就是一种个人自由，一种确获法律保障的免受社会权力侵扰的私人领域和空间。古代人是全职公民的话，现代人则成为了兼职的公民，政治生活不再是现代人生活的全部。贡斯当还认为，政治自由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目的，这种自由的中心就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贡斯当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反映了资本主义确立起来之后，资产阶级对自由市场秩序的普遍愿望和要求，以及自由主义由革命转向温和的特征。
然而，从自由主义的发展来看，贡斯当的贡献又是具有开创性的。贡斯当自由思想对后来的托克维尔、对约翰·密尔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姑且不论古代人的政治自由和现代人的个人自由是否如贡斯当所阐述的那样，是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他对个人自由和私人空间的声张、对权力边际和权力限制的强调，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的。战后西方思想界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的许多灵感，其实都与贡斯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现代保守自由主义大师伯林的自由思想，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观念的辨析，则更加紧密的和贡斯当联系在一起。故此，贡斯当在战后赢得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