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陈越平1941年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在关中分区统战部工作了一年(当时是高峰当书记、习仲勋当专员)。1943年奉调到延安参加整风,那已是“抢救运动”后期。一到延安,就每人发一本 “抢救失足者”小册子,他被关起来审查,与母亲吴刚半年也见不上一面。因怕被审查对象出事,他们口袋里连一根绳子都不许带,有的还动员蒋管区来的女同志把金链首饰都“捐献”出来。父亲还算幸运,由于会打排球,与爱好打球的学校领导关系较好,相对来说自由一些。那时的本地干部消息闭塞,对外面情况不太了解,又在极左思潮主导下,所以一听说你在蒋管区能坐火车,就认为你必定是国民党特务……。
延安整风前期的“抢救运动”,很多人受到冤屈。毛主席后来在一次大会报告上说:“是则是,团结抗战;非则非,摘掉帽子,赔个不是。”当即举手敬礼,大家一时愣不过神,没反应。主席又说:“我已经赔不是了,你们再不原谅,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大家这才明白过来,全场鼓掌。这一场面,父亲亲临在场。当时许多人被戴上特务帽子,心中有气。有一段时间就天天让大家出气,发扬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弄清事实,组织上很快作出结论。结论有了,气也出了,大家心情舒畅,团结一心搞抗日。主席主张的抗日统一战线,就连真正的特务,过去“是则是”了,只要今后愿意参加抗日,也可以团结起来。
不久,父亲调中央党校,一开始在一部四部当文化教员;接着借调校部,与赵东垠同志一起编刊物;后来调到新三部,任组教科长。延安整风整顿三风,最突出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批评党八股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 嘴尖皮厚腹中空”。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充满了实事求是辩证的观点。当时中央党校学习与当前政治斗争结合得很紧:各个战区的头头从前线回来,或从大后方回来,大多都会到党校作报告,大政方针也都在学员中讨论。如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来在党校作报告,学员们在讨论中提了一些意见,周恩来同志就吸收了大家的意见,补充了他自己的发言稿;又如陈毅同志报告前线作战的战略战术,学员们也出谋划策,提出各种意见,充分体现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延安精神。那时毛主席除了作报告,还爱看京戏、跳舞、散步……有时女同志与毛主席跳舞时,当面请教有关党的政策、军事斗争的问题。有一次讨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有人说是八个“关于”,有人说是九个“关于”等等,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有的女同学在跳舞时就当面问毛主席,说的对的,主席就点头认可。又有一次,讨论“蒋介石有没有革命性”,大家意见不统一。跳舞时请教主席,主席一字一顿地说:“没、有、革、命、性。”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个别人跳舞时对女同志有非分举动,她们就问军调部的我方领导:遇此情况该怎么办?该领导说:“给他一个耳光。”
在延安,父亲亲耳聆听过主席五六个报告。父亲记得重庆谈判前的8・13报告,大伙不放心主席亲往重庆,主席颇激动说:“与蒋介石作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你打得他越疼,他就越老实,我到重庆就越安全。”后来,我军在平汉路打了一个大胜仗,主席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种自信、豪情,溢于言表。当时,中央党校礼堂的墙上,书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深刻地体现了整风后的延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吸引了成千上万大后方的文化人、大学生,甚至国民党大官僚的子女,冒着各种危险,自觉自愿投奔延安。
整风后期,紧接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的报告是《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的报告是《论解放区战场》。60多年过后的今天,父亲至今能清清楚楚地背出七大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那时整个延安民主空气、学习空气、实事求是作风浓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史沫特莱的谈话》等等,全能及时传至广大群众,并且深入人心。这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很多人才。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人们一周才能吃上一两顿羊肉。当时,父亲所在的党小组,由徐向前的爱人黄杰掌勺,这次“张三”吃到了,下次就轮到“李四”, 以此类推下去。工资是一个月6元边币,七八个人凑几个月,跑到新市场吃一顿就完了,每人也就只能吃到2-3块羊肉而已,大家却很高兴。生活清贫但内容丰富,常常有秧歌、跳舞、歌咏、戏剧、赛球等活动。每逢星期六,属俩口子的,或男的到女方住处,或女的到男方住处,自抱着被子,提着铁桶……有首打油诗曰:“自力更生提桶子,争取外援送本子”;“轻重缓急要排队,自力更生小土群”(注: “小土群”指大生产中种种小规模土法上马的群众发明创造)。党校在杨家岭对面,与母亲所在的桥儿沟,一东一北,隔着延河,没有桥,水涨时要冒险坐老百姓的羊皮筏渡河。周末,有时一个窑洞可同时住两三对夫妻,中间用布帘子隔开。
1945年6月母亲生下大女儿,正遇上荒年,起名为芳芳,意思是“防旱备荒”,“荒”的湖南(母亲是湖南人)话谐音为芳。党中央号召大生产运动,毛主席说:“丰衣足食面向荒山,新式武器锄头一把。”父亲还亲眼见到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大家一起纺纱。学员们发明了加速论(就是利用大小轮直径比来改变转速),使纺纱速度快了好多倍,一下子就完成了原来规定的指标(党校学员每人每年交任务要相当于一斗六小米的价值)。织毛衣、做鞋子、编手套……都是自己动手。群众中还有许多新发明:墨水用的是染衣服的蓝靛;肥皂是地里的盐碱土加羊油熬制出来的;石灰造粉笔……父亲承担的任务是开荒,以种土豆作折算,到林子里把树连根挖掉,树干推下山沟,要的就是树根下的那点儿土地种东西。他还与赵东垠同志在校部办小报,表扬劳动英雄,要去杨家岭、枣园调查英雄事迹。毛主席的一个勤务员,洗衣服每月省肥皂一两块,也当上了劳动英雄……
在延安期间,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黄齐生(著名教育家)同志,还有叶挺将军及其家属在黑茶山飞机失事,父亲他们都去了机场参加迎接遇难烈士遗骸。父亲说:当时有人以为有一个美军军官同机回延安,会安全的,这可能属于大意轻信了。
苏德战争、抗战胜利的时候,父亲也在延安。那时天天都有好消息传来,他们敲盆打桶游行庆祝,把盆桶都打烂了,唱着:“钟声在响,炮声在响,明斯克,X斯克(注:收复的小城市,天天变),收呀收复了。”又唱:“今天打下了一座城,明天夺回了几个镇,嘿呀嗨哟,遍地花儿开,红军的旗帜红。”歌唱红军的胜利,以鼓舞抗日斗志。
离开延安时父亲带出来三件珍贵的纪念品:一是飞马五星奖章 ――那是奖给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战士的。当时延安流传着一句关于女同志择偶的话:“宁嫁飞马五角星,不嫁清华大学生”,说的就是这奖章。这枚奖章是在延安中央党校新三部学习的贾淑贞同志送的,她们夫妻俩都参加了长征,所以有两枚,离开延安时,就送了一枚给父亲留念。再有一件是粗纺的羊毛毯――撤离延安时父亲所在的新三部买了五条,分给父亲一条。还有一件是马褡子――是用粗毛线织成布后缝制而成,搭在马背上,行军时可放衣物。
正如《延安颂》歌所唱的:“啊,延安……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父亲、母亲从延安走出来后,在祖国的大地上走南闯北,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默默奉献,无时无刻不忘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和艰苦朴素的延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