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延安话语系统”，是指通过延安中共中央高层整风构建起来的一系列的概念和观念，其核心包括对下列内容的认知：1931年至1935年王明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从遵义会议开始，党的路线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转到了正确的轨道；毛泽东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的著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历史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等。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延安话语系统主要体现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七大文献中。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注页码）一书，是根据胡乔木去世前两年的有关谈话和有关人员在他指导下撰写的专题回忆文稿整理而成的。这本书第一次较为详细地披露了1941年和1943年两次“九月会议”上延安高层整风的内幕，为我们相对清晰地勾画了延安话语系统的形成过程。
“路线斗争史”的学习
胡乔木指出：“整风运动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风学习和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研究开始的。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研究，是在1941年秋毛主席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进行的，但号召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则可以追溯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第189页）
早在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发出了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强调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学，而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把加强理论学习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1939年开始，中央有组织地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特设干部教育部统一领导。参加学习的干部达4000多人。其中，高级干部主要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必修课。这一部苏联党史提供给人们两大启示：第一，苏共党史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过程，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而斯大林主义更是列宁主义的进一步深化。第二，苏共党史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列宁和斯大林代表正确路线，他们两人是在对错误路线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取得伟大成就的。注1显然，毛泽东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苏共党史的学习，让干部明白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打破党内对留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迷信，进而认识到究竟谁代表中共党内正确路线，谁代表错误路线。
但两年的学习并没有达到目的。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学习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前一段学习中“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将“理论和实际分离”的主观主义倾向，报告提议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列主义，“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注2报告在最后特别指出：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注3
1941年6月起，高级干部转为以《六大以来》作为学习资料。1940年下半年，在高级干部研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同时，毛泽东就在着手《六大以来》的资料搜集。据胡乔木说，这本书汇集了从1928年6月到1941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519篇。毛泽东于1941年6月从中精心筛选了有代表性的文献86篇，以散页的形式发给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这86篇文献中相当一部分是反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形成、危害及被纠正的文献。另外还有相当部分是反映党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形成的文献（第178～180页）。
编辑《六大以来》的目的，如胡乔木所说，主要就是“当时没有人提出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第48页）。
《六大以来》的学习，对干部们认识中共六大以来党的历史“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明白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表过如此许多的“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第183页）。这种认识就为接下来中央高层的整风奠定了心理基础。毛泽东在1943年10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注4胡乔木也说，“《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第48页）。
1941年“九月会议”上的历史路线清理
在《六大以来》学习的基础上，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主旨是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央高层整风的帷幕。注5事隔50年后，1941年“九月会议”的细节才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得以详细披露。
毛泽东在第一天（9月10日）的会上做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正面提出了两条路线问题。毛泽东的报告主要有3点内容：第一，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加严重。他说：“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第二，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第三，提出了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16条办法，其中包括从理论上分清创造性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马克思主义；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第193～195页）。 延安宝塔山
结合毛泽东的讲话，会上有28人次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干部们纷纷检讨了苏维埃运动后期中央的政治路线，尤其是与王明同时期的领导人张闻天、博古等反复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承认当时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张闻天说：“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注6王明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也认可1932年到1935年是路线错误，但认为自己当时已在苏联，不能对中央苏区的失败负责。王明还借季米特洛夫于9月20日发的一份责问中共的来电，注7反过来指责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了，并认为自己在武汉时期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政治局原计划在10月12日开会讨论王明武汉时期的错误，因王明称病没有出席会议而未实现。
“九月会议”尽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扰，但中央领导层在对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错误路线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上与毛泽东基本取得了一致。这就为下一步整风准备了认识上的前提。毛泽东说：“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注8
当然，“九月会议”的顺利也与毛泽东会外的争取分不开。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重要依靠对象任弼时就是毛泽东会外极力说服的结果。据胡耀邦晚年回忆：“（毛）延安写有十封信，说服弼时（关于清算“左”倾路线历史）。弼时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曾不同意‘王明路线’的说法”。注9
“九月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起草了两份重要文件，一份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通称《历史草案》），准备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历史草案》指出这一时期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形成了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另一份文件是毛泽东挑选临时中央时期9份有典型错误的文件而写的批判文章。文章“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文中点了包括王明、周恩来在内的几个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并指出王明是这条“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第212～232页）。后来，这两份文件都没有公开。究其原因，是因为虽然“九月会议”上中央领导层对1932年至1935年博古主政期间的中央路线，都认同了毛泽东的估计，承认是路线错误，但关于对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分歧较大。除了王明完全肯定这次会议外，其他领导人也持基本肯定或部分肯定的看法，没有按照预想的那样，党内高层在彻底否定包括六届四中全会在内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上达成共识。另外，还有几个中央政治局重要成员没有表明立场，如周恩来、彭德怀当时不在延安。显然，下结论的时机还不成熟。
1943年“九月会议”上历史路线问题的彻底清理
再次将检讨历史路线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是在1943年9月。这时，全党整风已经进入如火如荼的“抢救”运动阶段。并且，该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完成了权力改组。对历史路线问题彻底清理的时机已经成熟。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在整风前，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王明、博古时期的领导人。1941年“九月会议”对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后，其中有一些人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岗位。如，张闻天从1942年初就离开了延安，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实际上由任弼时负责。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去主管《解放日报》。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就一直生病，不再参加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会议。周恩来尽管在1943年的“九月会议”上才受到冲击，但此前已被派往重庆，很难参与中央的全盘工作。实际权力掌握在1942年6月成立的总学习委员会手中。总学委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康生具体负责。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领导机构的调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会议还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毛泽东为主席，其他几位原副主席是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注10毛泽东还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对各根据地也进行了统一集中管理，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刘少奇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任弼时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陈云负责大后方，杨尚昆负责敌占区。注11
这种人事安排，显然是整风到这一阶段的逻辑结果，但更重要的是为下一阶段中央高层的继续深入检讨历史路线问题排除障碍。
1943年9月，中央再次召开清理历史路线问题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1941年“九月会议”的继续。
毛泽东在第一天（9月7日）的会上对王明的错误给出了定性：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和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和发挥者。抗战初期王明的主张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注12接下来，王明作为前后两次错误路线的罪魁祸首，在这次长达几个月的政治局会议上遭到严厉批判。同时被批判和做检讨的还有张闻天、博古等。12月1日，一直生病没有参加会议的王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和接受了毛泽东给他的定性，并表示“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第298页）。 在9月13日和10月6日的会上，毛泽东又批判了经验主义错误。毛泽东指出：从四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反掉这两个具体的东西，党才能够真正的统一。”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注13很明显，这次“九月会议”不仅在批判教条宗派，还有另一个重点批判对象是经验宗派。在毛泽东眼里，经验宗派的代表是党内的一些老干部――周恩来、彭德怀、朱德等人。他们已经回到延安，将在这次高层会议中接受批评并进行自我批评。 延安时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
周恩来早在8月2日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就表明了对毛泽东路线的态度。在这次打倒两个宗派的“九月会议”上，周恩来从9月16日至30日，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阅读了大量历史文件，写下了5万多字的检查笔记，对历史进行再认识。自11月15日起，周恩来又写下了2万多字的发言提纲，做了连续5天的大会发言，进行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朱德先后几次发言批评了王明的教条主义、投降主义错误。胡乔木说，朱德“在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又与毛主席有着‘朱毛不可分’的关系。他以这种特殊身份讲的这番话，对于政治局整风批判‘两个宗派’，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第291页）。彭德怀是在1945年初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受到严厉批判的。后来他在庐山会议上对毛泽东说：“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的娘”，指的就是这次会议。彭德怀在会上也如周恩来一样做了深刻检讨。
刘少奇是与毛泽东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在1941年的“九月会议”上，刘少奇作为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被提出。注14在1943年的“九月会议”上，刘少奇是除毛泽东外主持批判两个宗派的重要领导，毛泽东的有些重要报告和讲话是通过刘少奇的口发出的。
《决议》的出台标志着延安话语系统的形成
通过路线讨论和党史学习，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对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延安话语系统所包含的诸多内容已经主动或被动地成了中央高层的共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通过形成党的历史决议固化这些政治结论，形成全党共识。这个决议就是在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决议》），它的通过标志着延安整风的圆满结束，也意味着延安话语系统的最终形成。
《决议》的起草工作伴随着六届七中全会全过程。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主要工作就是起草和讨论历史决议草案，为中共七大召开做准备。《决议》是以毛泽东为1941年“九月会议”起草的《历史草案》为蓝本。在此草案基础上，任弼时、胡乔木、张闻天先后起草了一个文本，然后，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做了7次大的修改。《决议》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意志的集中体现，不仅基本精神来自毛泽东起草的《历史草案》，而且毛亲自主持《决议》的修改工作，主要精神都出自他的意图。
整个决议的核心观点实际上已经在开篇鲜明地体现出来。决议第一部分讲道：中共自成立以来就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毛泽东就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党在25年的奋斗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由于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党才取得了伟大成就。
第二部分指出对1921年至1937年的历史进行总结的必要性。这段历史有成就，也有失误。成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时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之进行总结，做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第三部分从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代表的错误路线斗争的角度，具体回顾和总结了1921年至1937年的历史。第四部分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4个方面特别介绍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与毛泽东正确路线相违抗的内容。第五部分则是剖析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产生的原因。第六部分高度评价了这次整风的方法、方针和意义。第七部分呼应开头，强调24年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全党已经空前团结在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注15
不难看出，《决议》从方方面面证明了1931年至1935年王明、博古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是“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遵义会议开始，党的路线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转到了正确的轨道。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毛泽东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点明了毛泽东的著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决议》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中共七大于1945年4月召开。会议通过了《决议》，产生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起进入了五大领袖集团。毛泽东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也是中央军委主席。七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报告指出：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报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
今天我们可以指出的是，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最初文件《联共（布）党史》，是为斯大林个人树碑立传、为斯大林政治集团服务的一本书，它用剪裁历史的方法来神化领袖和宣传个人崇拜。它是以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思想为主线，以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书。“《联共（布）党史》对党的历史人物的处理也有许多是错误的。一方面，它过分夸大和神化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作用。全书都是以他们为中心编写的，许多地方连篇累牍地介绍他们的著作、叙述他们的活动，还把斯大林说成是列宁死后唯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他的一些错误的理论和行动都说成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这本书不仅对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活动写得很少，对于反对派或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除对普列汉诺夫的早期活动作了一定的肯定之外，其他的人都被写成一贯地做坏事，而且最终都成了反革命。”注16 《联共（布）党史》模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也同样影响到中国。1945年的《决议》就是一个以《联共（布）党史》为模本的路线斗争史文献。它强化了毛泽东的一元化领导，并塑造了一个一贯正确的绝对领袖形象。它把一部错综复杂的，凝聚着无数先烈智慧和生命的党史演绎为两条路线斗争史，更演绎成一部毛泽东个人的英雄史诗。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也不讳言。在通过《决议》那一天，毛泽东做了一个对《决议》草案的说明。其中谈道：“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注17《决议》基本通过后一天，毛泽东也说，这个历史决议案主要是讲两条路线斗争，还不是修党史，还有许多内容没有写进去（第323～324页）。胡乔木也说：“《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另外，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一提到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第68页）。“历史变成就是路线斗争史，可以说是从那个《决议》开端。党的历史退到幕后去了，台上只有路线斗争史，这是个很大的缺点。”注18“1945年《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那里分析的历史太简单。”注19从毛泽东和胡乔木的评价可知《决议》的确有刻意塑造毛泽东，重塑中共历史的成分。不认识这一点，就无法客观审视延安话语系统曾经发挥了极大积极作用也留下了巨大后遗症这一深刻的教训。
注释：
注1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第380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注2 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的演讲在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时，已做了修改和补充。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又再次做少量修改。把《联共党史》改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并删去毛泽东原文中“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这一段话。参见《整风文献》（订正本），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56页。
注3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803页。
注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31页。
注5 出席“九月会议”的领导人有：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另外，李富春、杨尚昆、罗迈、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和彭真列席了会议。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注6 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111页。
注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册，中共中央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231页。
注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转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㈡，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5页。
注9 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下），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199页。
注10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
注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431页；《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203页。
注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9页。
注1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9月13日；10月6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0～661页。
注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372页。
注15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此版本与《决议》通过时的版本已经相差很大，本阐述根据胡乔木的回忆做了一点还原。《决议》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全部删掉或改掉了“毛泽东思想”字样，添加了斯大林和马列主义的内容。
注16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座谈会发言摘登）》，《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注17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
注18 《胡乔木论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注19 《胡乔木论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