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下一半的国旗在风中低垂着，她伴随着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所有的华人在悲哀中渡过了三天。超过五万个鲜活的生命，在一瞬间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死得并不“英勇”，我们也实在很难用“重于泰山”来形容他们的死。他们，和你我一样，是一群普通的百姓，既谈不上“精”，更不是什么“英”，但他们是我们的骨肉同胞。许多年前，一位伟人在纪念一位战士时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人总是要死的，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寿终正寝，是被当作喜事的，因为衰老的生命将被新的生命取代；旦夕祸福，是被归于“运数”的，因为它们带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在天灾面前，活着其实是一种幸运，正如这次地震后有人对刚被抢救出来的儿童说的：你既然活着，就好好活下去。我们都很幸运，因为幸运，我们就更为不幸的人深深地悲哀。
民间有句老话：厚养薄葬真孝子，因为“厚养”是为了曾经活着的人的生命，而“厚葬”却是为了仍然活着的人的心理和脸面。降半旗哀悼三天，应该说算是对死去的同胞的“厚葬”了，许多活着的人可能也因此从某种心灵压力上解脱出来。现在，国旗又重新升到旗竿顶端飘扬，但是，我的心却依旧沉重着。我不能使自己相信这样一个结论：他们都是死于天灾。我不知道，在“厚葬”了他们之后，我们那些原来被称为“人民的儿子”，后来改称为百姓的“父母官”的人，当真敢在这些逝去的灵魂面前问心无愧地说，他们也曾“厚养”了他们。
按照地震部门的解释，他们的死，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好，因为地震是不可预测，更是无法预报的。为了加重这个说法的权威性，他们不仅在自己的解释中加进了“国际惯例”这样很“普世”的字眼，而且还专门引述了一位专家的意见，并且没有漏掉这位专家前面的那个令人生畏的定语----美国。但是，我还是无法就此如释重负地将自己“凝聚”到什么地方去。我得承认，在这个“万众一心”的日子里，我有点“三心二意”。这种三心二意，既因为我听到和看到的事实，也因为我自己的胡思乱想。我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强迫思维，那就是：不把我知道的和胡思乱想的东西在那些还没有走远的灵魂面前说出来，我好象就在犯罪。
说来可能会让人觉得可笑，直到这次汶川大地震之前，我一直以为地震局的主要工作就是预报地震。现在知道了，地震预报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临震预报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中国却做到过。海城地震也是七级以上，那场大地震也死人了，但只死了一千多人。之所以没有象这次这么惨，是因为那次有预报。后来，又有了一个唐山大地震。唐山的人没有那么幸运，二十四万人死去了，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地震了。由此看来，海城的预报好象是有某种偶然和幸运。但两年前，有个叫张庆洲的作者却在一本名为《唐山警示录》的书中说，事实并不是如此，唐山地震不但有不少的人预测到了，而且预测的结果和后来的地震相当接近。据作者说，因为没有预报这个相当准确的预测，地震界的一些有良知的专家们整整痛心了三十多年。作者还告诉了我们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故事：离唐山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个青龙县，它的县委书记兼县长相信了那些预测并预报了地震。结果，全县四十七万人在大量房屋震塌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死于那次地震。再往后，我们得知四川和云南又相继发生了几次较大的地震，因为提早打了“招呼”，都没有死很多人。
中国能预报地震，是因为中国人比别人聪明还是因为中国有别人没有的“高科技”？好象都不是。中国靠的是“土”得掉渣的办法----周总理领导建立的“群测群防”体系和专家群众两条腿走路的路线。据张庆洲采访的一位地震专家说，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群测群防被否定，同时，地震预报也被否定了。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凡是认为地震不能预报的，都是科学家；凡是认为地震能够预报的，都是骗子”。我猜，在“科学的春天”没有到来之前就逃过大地震的海城人，如果听到这个说法，一定会说“受骗真好”；我猜，那二十四万唐山地震的受难者，如果在九泉之下知道附近的青龙县人被骗得如此“悲惨”，一定会很羡慕他们；我猜，这次汶川大地震中死去的同胞们，如果知道现在已经没有人敢骗他们了，他们一定......。很遗憾，我实在猜不出他们会怎么想。
有人说，只有象海城地震那样的临震预报才是真正的预报，中期预警（或象地震界人士说的“打招呼”）得不偿失。我不知道因为预防地震，当年的经济受了多大的影响，老百姓在外面受了多少罪。也许，要不是因为那几年“躲”地震，中国的经济早就突飞猛进了，根本就不需要后来的改革开放了？我不能理解，那个只知道“为人民服务”的年代，为什么那么看重“生命的尊严”（我个人理解，人只有活着，才谈得上“生命”），而在今天这个处处体现“以人为本”、处处闪耀着“人性”光彩的年代，利弊权衡时却为什么如此不向“尊严”倾斜？
地震前，大自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宏观异常，这些宏观异常，常常预示着大震的脚步声声逼近。有的时候，自以为是的人类真的不如头脑简单的动物更敬畏“天变”，动物们常常会比我们更早地感知大难临头。观测它们的异常行为，曾经在群测群防中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现在，我们被告知，它们的异常行为和地震没有“必然的联系”，通过观测动物的表现来预告地震是不科学的。是的，动物懂什么“科学”呢？非但不懂，他们有时还会亵渎“科学”的。比如，都江堰的一个部队分散值勤点上的一只狗，就非常不“科学”地在这次地震前一个多小时给三个战士发出了警告。而那些比它早几天行动的蟾蜍们就“懂事”多了，它们虽然大批量地招摇过市，却没有挑起有关“科学”的争端。
地震预报，在国外的确被认为是个难题。于是，他们将预报地震转向预防地震。以美国为例，加州地区就是地震高发区。美国有关部门从没有发过临震预报，但他们对当地的建筑有很高的抗震要求。所以，虽然，那个地区发生过多次震级达到破坏性程度的地震，生命和财产损失并不严重。也许有人会说，汶川大地震已经由7.8级修正为8.0级了，这样大的地震怎么防？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同，二者没有可比性。我们姑且承认这样的说法都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和国外比，和自己比行不行呢？纵向比，可以和三十年前的开滦煤矿比。地震前，开滦煤矿没有接到预报，也没有“躲”地震。地震时，井下有一万多工人在工作，但是，由于他们高度重视地震的预防，各项措施严格到位，处在震中的整个开滦矿，仅有七人死于地震。如果有人认为当年的地下和今天的地表还是没有可比性，那么我们就横向比。这次汶川地震，出了个“史上最牛希望小学”，汉龙希望小学。在一片废墟瓦砾中，这所小学执倔地站着。别跟我说这是因为建筑位置特殊造成的偶然现象，同一个人监督建造的当地五所希望小学，在此次地震中无一倒塌。他们用了什么特殊的抗震材料了？从透露出的信息看，并不特殊。他们做的，无非就是把沙子里的泥土洗净，把扁圆的鹅卵石捡出来而已。这样的防震措施是多么简单，又是多么难啊！简单得是个人就能做到，困难得只有一个人做到了！不倒的希望小学，多象一座丰碑，向世人展示着一种叫做责任的人性；不倒的希望小学，又多象一面镜子，折射出一种叫做冷漠和贪婪的丑恶。
在地震预报方面，中国近些年与“国际接轨”了，走上了不预报的“科学”道路；但在地震预防方面，中国却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坚持几十年不严格要求建筑抗震标准不动摇。既不报，也不防，地震来了就只能看个人的运气了，正如某“院士”说的，谁让你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呢？
听说，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一位领导人发了火，说了“人民养育了你们，你们看着办”这样的狠话。我不知道他是对谁说的这句话。如果是对我们的子弟兵说的，我要说，请慎言！从打诞生的那一天，我们的子弟兵，火里水里，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的队伍，他们从来没有辜负人民的养育！如果是对属下的地震部门说的，我要说，说得好！人民养育了他们三十多年，他们都干什么了？既不能报，又不能防，人民还有必要继续养育他们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特色”：一个政府部门存在的目的，竟然是为了证明它不应该存在，就象既不能预报地震、又不能监督预防地震的地震局，就象一心想把全民资产送光卖尽的“国资委”！
一场大地震，将中国人民迅速地凝聚了起来。我在问自己：这种凝聚的力量是什么？是爱国主义还是“大爱无边”？是社会主义信念还是 “普世价值”？是对死者的哀悼还是对幸存者的同情？是对抢险救灾的人们的敬佩还是对未来的信心？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还是来自内在的和力？是感激还是愤怒？它会长久地持续下去还是转瞬即逝？对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我知道，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自我陶醉在虚假的“盛世”中的民族，是一个即将面临危机的民族；一个敢于面对自己错误的民族，是一个无往而不胜的民族！
我们还没有取得这次抗震救灾的胜利，而且，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要战胜的对手是谁的话，这次抗震救灾将根本不会有胜利。我们的对手是谁？如果说是大自然、是地震，那么它早已撤退了，在它面前，我们谈不上胜利。真正的对手，不是别人，恰恰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敢承认自己的不足，如果我们只会激动地高喊“汶川加油”，如果我们在激情冷却后继续坚持着昨天做的一切“毫不动摇”，那么，当下一次类似的灾害来临时，我们面对的，将还是“生命尊严”的消失；我们能做的，也只能还是哀悼和“厚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