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不完全契约视角下，对风险分担进行动态解构，并引入组织间信任要素，构建了信任、初始风险分担、风险再分担及项目管理绩效理论模型。实证研究表明：信任对初始风险分担及绩效改善具有正向作用，而与风险再分担缺乏关联性；初始风险分担与风险再分担均能够正向影响绩效，且初始风险分担在信任与绩效改善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关键词：信任；初始风险分担；风险再分担；项目管理绩效
中图分类号：F282；F0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5-0101-04
绩效改善始终是工程管理科研领域的核心命题。近年来，随着对项目本质认知的逐步深化，其研究范式也在不断拓展，形成了多元化的探索路径。其中，以项目治理理论为基础的正式制度下的风险分担之于绩效的影响已被提及，业主不应将风险最大化地转移给承包商，合理的分担方案潜在贡献于绩效改善[1，2]。
而在非正式制度研究领域，信任分析因其创新性的专注于从关系治理视角阐述绩效改善路径，愈来愈受到学术界重视。信任是一种嵌入于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它并不一定直接作用于绩效。经验研究表明：信任是风险分担的关系治理因子，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缓释合作困境的功能。因此，风险分担对于信任与项目管理绩效关系来说，可能起到一种中介作用。鉴于此，本文建立理论模型，验证与揭示以风险分担为中介变量的信任对项目管理绩效的作用机理，探索潜在的绩效改善路径。
1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工程项目信任与风险分担研究
1.1.1工程项目风险分担研究的范式演进
以往工程项目风险分担研究主要关注于风险识别/评估、分配模型设计等技术范式，以及风险损失与收益责权界定、项目控制权与索取权对应匹配等契约范式，且共性在于将项目视为资源约束下的临时契约组织。目前，对项目本质的探讨又出现了社会学视角下的关系网络分析，进而项目所处关系情景对风险分担的扰动性研究获得了关注。本文将信任与风险分担相联系正是范式演进趋势中的创新。
1.1.2工程项目业主与承包商信任分析
在组织信任研究领域，Rousseau与Sitkin提出了算计型信任、制度型信任以及关系型信任[3]。相比于传统组织，工程项目组织具有临时性、利益诉求差异性等特征。从契约不完全及信息不对称等现实情景出发，Hartman.F构建了适用于工程项目的信任模型，其中包含能力型信任、正直型信任以及情感型信任[4]。随后，香港学者S.O.Cheung与W.K.Wong从合同、市场声誉等视角，构建了系统型信任、影响型信任及认知型信任模型，并且SEM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其在香港工程领域中的可解释性[5]。正是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开发了相应的信任量表。
1.2信任与项目管理绩效关联关系
P.S.P.Wong与S.O.Cheung等对PPP项目中的信任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基于能力的、非机会主义预期条款的信任特征有利于伙伴关系稳定性的维持与巩固，有助于项目成功[5，6]。而对于具有普遍适用性的DBB模式，Eriksson与Laan认为，在业主与承包商具备一定信任的情景下，以联合设计、分包商的联合选择为核心的集成化管理是促进项目成功的有效途径[7]。
除项目管理模式外，信任对绩效改善的作用还体现在对项目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影响。Diallo与Denis对国际贷款项目中援助国与项目国机构间的协调问题进行了研究，组织间信任可以弥补彼此在项目管理文化、知识差异等方面的分歧[8]。而J.K.Pinto与Dennis.P.S等的研究还表明：信任能够提升合作双方工作关系满意度，有助于项目信息的共享与发酵[9]。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工程项目业主与承包商信任对项目管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1.3风险分担与项目管理绩效关联关系
在不完全契约视角下，工程项目风险分担格局体现在契约的事前约定与事后调整两方面， Hartman.F与Snelgrove、Rahman与Kumarswamy的研究都强调了风险分担的事前约定与事后补偿对绩效的影响性，并且事后调整受制于事前约定[10，11]。在谈判期间，业主与承包商通过协商达成的初始合同属初次风险分担范畴，而履约阶段中的变更、索赔等则属于风险再分担范畴。风险再分担是对初始分担方案的弥补或调整，其一是初始风险分担虽然已经约定，但在合同履行中已经不能适应具体项目情景，需要予以重新调整的风险；其二是初始风险分担未能约定，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已经发生的风险，如协商、变更等方式进行的再分担。风险再分担作为一种补偿机制，对项目全过程风险管理具有调节性，可贡献于绩效改善。目前，对可调整的风险分担正向作用于绩效的观点仍有分歧，虽然事后调整有利于应对不可预见风险，但其代价很可能提升了合同处理的附加性，导致交易成本提升，且在机会主义预期下，以绩效为核心的调整帕累托策略能否形成也值得怀疑[12]。因而，工程项目情景内，合理风险分担可贡献于良好绩效的观点仍需实证检验。本文提出假设：
H2：缔约阶段初始风险分担对项目管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3：履约阶段风险再分担对项目管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1.4信任与初始风险分担、风险再分担关联关系
行为预期视角下，S.O.Cheung与W.K.Wong、Lau.E与Rowlinson.S的研究指出：在相互不信任的情景下，业主与承包商理性的会以缔约阶段隐藏信息以及履约阶段隐藏行动等机会主义行为考量对方，并试图增加自身权益，降低所承担的风险，相互不信任导致双方在风险分担条款拟定时，忽视了风险承担与风险控制力的平衡性[5，13]。从工程变更的视角，Girmscheid与Brockmann指出，不信任使得业主总是以机会主义预期对待承包商的变更申请；同时，承包商也会在此过程中提高报价，以弥补可能被削减的差额，项目成本控制存在风险[14]。 在统计研究方面，Zaghloul与Hartman对加拿大及美国建筑市场中业主与承包商风险分担状况进行了调研，数据表明：高信任程度可以降低由于免责条款而形成的不合理风险分担发生概率及与此对应的承包商风险溢价[4]。而以香港建筑市场为背景，Tuuli与Rowlinson等人的研究也表明：高信任程度可以诱发积极的行为互动，当履约阶段发生未预期风险事件时，双方不再过多算计过失责任与追讨承担者，而是将更多精力置于风险再分配方案，从而提升了事后治理效率[15]。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4：业主与承包商信任对缔约阶段初始风险分担具有正向影响
H5：业主与承包商信任对履约阶段风险再分担具有正向影响
1.5并行多重风险分担的中介效应
本质上，业主与承包商信任显现为一种嵌入在项目情景中的隐性资源。因而，它并不一定直接作用于绩效，可能存在中介变量的功能传导。由于洞察到了信任对绩效的潜在作用，有学者创新性地将合作、项目信息系统等作为载体，分析信任对绩效改善的中介路径，如将合作作为信任与绩效间中介变量的有效性研究[9]，抑或是对项目交互记忆系统之于信任与项目成功间功能传递作用的探讨[16]。目前，尽管将风险分担作为信任与绩效间中介作用的研究鲜见。但对于合理风险分担方案的成因，上述文献研究已说明了信任关系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6：初始风险分担在信任与项目管理绩效改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7：风险再分担在信任与项目管理绩效改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本文理论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择已结束非政府投资项目作为样本。主要原因在于非政府投资机构与承包商之间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预期现象较为显著，且彼此不信任很可能导致缔约过程中的合作困境，以及履约阶段因变更、索赔而形成的争执与冲突，对解释变量间关系尤为重要。而国内政府投资项目因政府机构具有依赖自身强势地位进行不合理风险分配的潜在可能性，研究中的变异量具有干扰性。
在大规模问卷调研前，研究团队向30位专业人士发放了初始问卷，进行了预检验（Pre-test），并且根据反馈意见对量表题项进行了修正。正式问卷发放对象为业主与承包商单位中直接参与施工招投标、合同谈判与合同履约管理或再谈判的项目人员等。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297份，有效问卷223份。
2.2变量的测量
为了降低答卷者对过多题项的厌烦，本文采用关键要素进行问卷设计。在信任量表方面，本文借鉴了被普遍引用的文献[5][9]的研究成果，题项包含基于市场声誉的信任、基于制度的信任、基于情感的信任以及基于认知的信任等四个题项。初始风险分担与风险再分担量表则主要借鉴了关于不完全契约视角下的风险分担分析，并依据工程项目情景进行了调整，初始风险分担量表涉及风险分担完备性、可执行性、灵活性及激励性等四个项目。风险再分担量表则包含风险分担调整规模性、调整合理性、过程有效性等三个项目。项目管理绩效量表已相对成熟，包含工期、成本、质量及合同双方合作满意度。变量的测度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
2.3量表的检验
使用SPSS20.0与AMOS7.0对数据进行了分析。量表中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信任0.921；初始风险分担0.952；风险再分担0.856；项目管理绩效0.949），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四个潜变量组成的四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好。
3实证分析及结果讨论
3.1信任、初始风险分担、风险再分担及项目管理绩效实证分析
运用AMOS7.0对假设模型进行了检验，拟合指数x2/df=2.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