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现代性建设要突出的首要问题是“生存问题”。今日的新诗必须关注“生存”――人的“生存”和社会（国家、民族、家庭等）的“生存”，诗人应该有“生命情怀”和“家国情怀”。今日中国，生存问题仍然是国人最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新诗最应该关注国人的生存问题。新诗不仅要反映和记录现代人的生存境遇，还要尽量给社会和人提供实用的生存帮助。前者可以通过诗的启蒙，甚至宣传功能来完成;后者可以通过诗的抒情功能，甚至治疗功能来实现。人的存在可以分为肉体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人的感情可以分为生物性情感和精神性情感。诗是抒情的艺术，应该比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更关注人的肉体和精神，重视人的生物性情感和精神性情感。所以今日新诗诗人最基本的任务是关怀人生，介入社会。
从事专业新诗研究30多年，读过成千上万首作品。谢宜兴的《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最让我过目难忘：“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那些甜得就要胀裂的乳房/水晶一样荡漾在乡村枝头//在城市的夜幕下剥去薄薄的/羞涩，体内清凛凛的甘/转眼就流出了深红的血色//城市最低级的作坊囤积了/乡村最抢眼的骄傲有如/薄胎的瓷器在悬崖边上拥挤//青春的灯盏你要放慢脚步/是谁这样一遍遍提醒/我听见了这声音里的众多声音//但我不敢肯定在被榨干甜蜜/改名干红之后，这含泪的火/是不是也感到内心的黯淡。”
谢宜兴是福州的诗人，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东南沿海。我也在福州生活了多年，多次在灯红酒绿中见到他诗中的“那些葡萄”，也多次想以诗记录她们的表面精彩实质无奈的都市生活。所以一读到这首诗，便颇有同感。
我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从重庆到兰州工作，1996年到福州，1999年到北京，2004年到福州，2013年到南京，对各地的诗歌生态及诗人的创作风格比较了解，尤其是在中国的内陆地区――大西北的甘肃兰州生活了多年，对甘肃诗人的生存状态与写作状态十分了解。2014年，诗人李少君约我写全面介绍甘肃诗坛的文章，我的题目就是《写作是一种生活》。我一开笔就这样写到：“‘写作是一种生活’，这句话也是甘肃甘南诗人敏彦文新浪诗歌博客的博客名。我认为它恰好呈现甘肃当代诗坛写作的一种‘状态’或甘肃诗歌的一种‘特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甘南诗人阿信有句名言：‘在西部，活着是首要的，写诗是次要的。’在1990年代初期，他还写过这样的诗句：‘我们无法安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无法安慰我们’，‘我们面对着整个冬天/马们面对干草’。在新世纪，仍然生活在甘南大草原的阿信写出了名作《山坡上》，也写出了他这种诗人的生存状态：‘车子经过/低头吃草的羊们/一起回头――//那仍在吃草的一只，就显得/异常孤独’。”
虽然阿信的《山坡上》也打动了我，但是远没有甘肃定西诗人牛昌庆的《妹妹的电话》让我“撼动”，读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全诗如下：“早晨，乡下的妹妹打来电话/问县城念书的两个女儿/开学报名要多少钱/两千四可能就够了，我说/我去信用社贷款，周一了捎上来/等家里的苞谷粜了再还人家/她说着便挂断了我的叹息/妹夫年十五没过就去了内蒙铁矿/他不是候鸟，却候鸟一样漂泊/春天走得更早，冬天回来得更迟/五十岁了，他穿着我穿过的衣服/破旧发白，这么说还真是一只/面容苍老羽毛凌乱的候鸟//窗外北山的残雪已经消融/春天就要来了，我在心里轻叹/春天它不需要颂词/也拒绝给我诗意。”这首诗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的结论：“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①还想到了加缪的感叹：“荒谬产生于人的需要与世界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冲突。” ②
长期生活在甘肃，现在生活在重庆的娜夜的《手语》也曾打动我：“两个哑孩子在交谈 在正午的山坡上/多么美 太阳下他们已经开始发育的脸/空中舞蹈着的：手/缠绕在指尖的阳光 风 山间溪水的回声//突然的/跳跃/或停顿/多么美//――如果没有脸上一直流淌着的泪水。”让我震惊的是最后一个诗句，画龙点睛又出其不意，让我猛然想到了生活的艰难。
我还被台湾诗人鸿鸿的两首 “生态诗”震动。一首诗是《不要到我家盖工厂》：“妈妈 我们窗外有月亮/月亮的脸就像妈妈一样/妈妈 我们院子有花香/花的香就像妈妈一样//……”另一首是《风不要往这边吹》：“东风吹 风车转 电力滚滚送进化工厂/西风吹 风车转 电力滚滚送进化工厂/风吹 越来越干的溪水/风吹 越来越下陷的土地/风吹 风继续吹/风车打断候鸟的翅膀/让它们再也不飞 再也不能飞……”2015年1月23日，鸿鸿在台北接受王觅采访时说，他与一群环保人士去抗议一个化工厂的建设，两首诗是他写的五首歌词中的前两首。因为是歌词，所以写得通俗易懂，采用的是儿童语言，语言多次反复。两首诗正是诗人“介入”甚至“干预”现实生活，关注人的“生存问题”的结果。
这些直面生活，关怀民生的诗常常让我想起卡西尔的一段话：“政治生活并不就是公共的人类存在的唯一形式。在人类历史中，国家的现有形式乃是文明进程中一个较晚的产物。早在人发现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之前，人就已经作过其它一些尝试去组织他的情感、愿望和思想。这样一些组织化和系统化的工作包含在语言、神话、宗教以及艺术之中。如果我们想要发展人的理论，就必须采纳这种更为宽广的基础。国家无论怎样重要，并不是一切。它不可能表达或囊括人的所有其它活动。诚然，这些活动在其历史进展中是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许多方面它们是依赖于政治生活的形式的。但是，尽管它们并不具有独立的历史存在，却仍然具有它们自己的目的和价值。”③ 多年研究诗的两大基本问题――“诗人是什么”和“诗是什么”后，今天我非常赞成台湾老诗人痖弦的“人人都可以成诗人”的观点。他曾以此为题在河南、福建等地做讲座。我研究人类诗歌史后发现，诗人有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从神到代神说话人，到优秀的人，再到普通的人。上个世纪80年代在尼罗河畔发掘出的一首诗，是人类现今出土的最早的诗。据考证，它是一位女人写的爱情诗，创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567年到1085年。这说明在人类早期，诗人是普通人，诗是普通人的语言艺术。但是随着宗教的兴起，诗和诗人都被神化。如柏拉图认为诗人是代神灵说话的人。他说：“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④“约翰・丹尼斯在1704年就提出诗歌起源于情感，特别是宗教情感的理论：‘就像原因产生其结果一样，宗教首先产生（诗歌）……因为宗教的奇迹自然地赋予它们伟大的激情，而伟大的激情则自然赋予它们以和谐、修饰性的语言……’‘最初的诗人出现在神坛上’的观念，经常与神灵凭附的古老观念以及朗吉努斯强调激情的重要性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18世纪后半叶相当流行的看法。”⑤
在19世纪初，拉马丁提出“诗是正经的生活”。“拉马丁是那个时代唯美主义思潮的化身，……拉马丁的政治信仰改变了他的唯美主义信条。1839年，他为自己的观点和行为辩解道，诗歌的使命就是歌颂理智，也即用逻辑推理去歌颂精神状态和经历，既歌颂欢乐，也颂扬低沉。到1849年，他又认为诗并不是歌颂理智的，而是象教堂那样，向人们传播福音。他写道，诗既不是赞歌，也不是挽歌，而是实在的、正经的生活;正如歌属于日常工作一样，诗也属于生活。”⑥
世界文学的“现代运动”（modern movement），如英语文学的“现代运动”大约开始于1880年，更早可以追溯到1800年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者更重视的是感情、想象，而不是古典主义的理智，感觉取代了理由……浪漫主义不相信理性和科学。”⑦正是因为对社会的世俗生活及人的自然情感的重视，才有了华兹华斯那个著名的诗的定义和诗人的定义：“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回忆起来的情感。”⑧“诗人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讲话。……他由于经常这样实践，就获得一种能力，能更敏捷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特别是那样的一些思想和感情，它们的发生并非由于直接的外在刺激，而是出于他的选择，或者是他的心灵的构造。”⑨甚至有了惠特曼这样的“歌颂肉体”的重视“身体写作”的诗人。“惠特曼宣布：‘我是身体的诗人，我是灵魂的诗人。’作为‘身体的诗人’，他大胆地让性进入诗的领域……他的两首写性的诗让很多人难堪和愤怒。两首诗是1860年出版的《草叶集》第三版中的Children of Adamt和Calamus。……他坚信美国将在人类的未来中扮演特殊角色，尽管他经常指责美国社会，但是他肯定美国民主的成功是人类未来幸福的钥匙。”⑩惠特曼不但关注个体的美国人的生存问题，还关心群体的美国人的生存问题，关心“国家的生存问题”。
重视人的生存问题是新诗的一大传统。源于白话诗运动的新诗本身就是一种平民化的文体，是“平民文学”的一种，也是“平民教育”的结果。在白话诗运动兴盛时期（1917-1919），平民教育受到了高度重视。白话诗运动与平民教育运动是相互促进的，白话诗成为精英知识分子进行平民教育运动的重要工具。1919年，北京大学办起了“平民夜校”，在征集团员启事上说：“北京大学固以平民主义之大学为标准者也。平民主义之大学，注重平民主义之实施，故平民教育尚焉。同人等发起兹团，所以达此旨也。同学中热心平民教育者，愿兴起共襄斯举。”？？？在《启事》上署名的14位发起人中，康白情和罗家伦是新诗草创期的重要诗人。平民文学及白话新诗正是当时流行的平民主义思潮的产物。平民教育运动使白话诗具有“通俗化” “大众化” “青年化” “实用化”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所以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刊登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白话诗9首，大都具有写实风格，如用诗写“人力车夫”的生活。这些诗实现了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文学革命理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我研究新诗，也有拉马丁那样的由唯美主义到现实主义，甚至到“庸俗主义”的转变。1999年，我以《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为题，主张诗人要重视“平民情感”。2006年，我以《诗是正经的实在的生活》为题，强调诗人应该重视“实在的生活”。我的新诗文体学研究，也经历了体裁文体学、功能体裁文体学和生态功能文体学三个阶段。具体为第一个阶段一心想弄清诗是什么，注重诗的本体研究，强调文体的语言学研究。第二个阶段初步意识到诗的文体受到诗的功能的影响，将语言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结合。第三个阶段深刻意识到诗的生态决定诗的功能，诗的功能决定诗的文体。高度重视社会学研究，近年开始了“新诗生态田园调查”项目，各采访100个诗人、新诗理论家、新诗教师、新诗编辑和新诗读者，试图弄清新诗的“真相”。
人的生存问题如幽灵一般，不仅始终徘徊在新诗的大地上，困绕着许多诗人，也同样困绕着我这样的新诗学者。因为我大学本科是外语系，深受波德莱尔、叶芝、庞特和艾略特等现代派诗人的影响，还迷恋过阿波里奈尔等超现实主义诗人，自然对当时一统大陆新诗坛的“现实主义”“深恶痛绝”。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尽管当时诗坛强调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尽管当时已经有“朦胧诗”，甚至有稍后的“实验诗”“新潮诗”。但是在当时我们这批外语系大学生诗人眼中，那些都是现实主义的落后东西，根本没有一点现代主义的味道。那时的我们是极端的“崇洋媚外”者。在改革开放之初，流行一句话：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这句话就是用来嘲笑我们这些正在中国接受美国教师教育的外文系学生的。那时还没有“海归”，我们是最早接受西化教育的的“文革”后的大学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精英”主义思潮流行的时代，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几乎被社会“宠坏”了，我们每个大学生都自以为是超人（super man），既然是“超人”，就应该有超人的生活方式――那就是远离尘嚣，超凡脱俗的生活方式。 那时我们学西方学得一知半解。后来才知道超凡脱俗的生活方式并非西方现代人追求的生活方式，西方人在近现代更追求世俗生活的高质量。所以“实用主义”“存在主义”成为大众哲学。形而上的哲学也向形而下的哲学转变。西方古典哲学关注的那几个基本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人为什么存在”“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在现代哲学家眼中已不重要，他们更关注的是人的基本生存问题：人如何“介入”社会？人为何生活在荒诞中？人如何提高生活质量？萨特关注人的日常存在，加缪关注人生存时的荒诞感，列斐伏尔主张将哲学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提出日常生活的解放方案。阿德勒甚至指出：“任何人的生活都受限于三个约束，而且他必须考虑到这三个约束。……一切人类问题均可主要归为三类：职业类、社会类和性类。”？？？杜威甚至提出了“教育即社会“这一极端重视教育的实用性的口号，它的直接后果是美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富民强。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甚至也强调艺术的科学性及实验性：“……外行的批评家有这么一种倾向：他们认为只有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才做试验。然而艺术家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他生来就是一个试验者。……正是因为艺术家从事试验性的工作，所以他才能开拓新的经验，在常见的情景和事物中揭示新的方面和性质。”？？？
奥登也提出了诗是“纯洁而淫荡”理论，被视为具有“现代诗精神”。奥登说：“诗不比人性好，也不比人性坏;诗是深刻的，同时却又浅薄，饱经世故而又天真无邪，呆板而又俏皮，淫荡而又纯洁，时时变幻不同。”？？？林以亮读了奥登这段话后认为这最能体现“现代诗精神”。他还感叹说：“老实说，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走的可以说是一条没有前途的狭路，……中国旧诗在形式上限制虽然很严，可是对题材的选择却很宽：赠答、应制、唱和、咏物、送别，甚至讽刺和议论都可以入诗。如果从19世纪的浪漫派的眼光看来，这种诗当然是无聊、内容空洞和言之无物，应该在打倒之列。可是现代诗早已扬弃和推翻了19世纪诗的传统而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奥登非常重视用诗记录现实生活。他曾经声称诗是“‘记忆的言说（memorable speech）’，认为除广告的叮当声等东西以外，很多都可以称为诗。阿诺德把诗称为‘生活的批评’（criticism of life），强调诗的有用性，反对无聊之作……华兹华斯相信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由流露’（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和广泛性的定义。”？？？无论是奥登，还是比他更早的阿诺德和华兹华斯，都强调诗应该重视现实生活，重视人的情感。
奥登对中国诗人也产生一些影响。如九叶诗人杜运燮在1990年代回忆说：“我在西南联大时期即喜欢奥登等‘粉红色的30年代’诗人的诗。主要是奥登。……奥登只比我早生11年，当时还年轻，较接近我们一代，有一种我喜欢的明朗、机智、朝气和锐气。”？？？明朗来自社会，朝气来自人。
我在大学和硕士研究生期间渴望过超凡脱俗的生活，把诗视为高蹈的艺术，甚至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诗”。不完全是因为当时的大学教育，尤其是外文系的教育。还是因为我生于书香世家。
学校和家庭的这种“精英教育”极大地影响了我的诗观，让我认为诗是贵族的艺术，使我极端重视诗的审美性及艺术性。10岁时读了鲁迅的大量作品，尤其是读了他的杂文后，就认为他只会“发牢骚”，思想缺乏建设性，作品缺少艺术性，于是写了一首讽刺他的诗，投到了家乡最大的报纸――《重庆日报》。20岁左右更是“无知而狂妄”，想联合外文系的同学重译大陆已有的外国诗歌，认为这些作品在选题上与翻译时都太重视思想轻视艺术，是主题先行的结果。1987年到1990年在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上硕士研究生期间，更是以“唯美诗人”自居。绝对不读当时流行的“生活流诗歌”，对更早一些的“工农兵诗歌”更是不屑一顾。
我大学和硕士研究生期间（1983-1987）的新诗研究更是推崇艺术至上，想一步到位研究最尖端的诗学问题――诗本体论问题。20岁时写了系列文章批判“朦胧诗”，认为朦胧诗有思想没艺术。21岁时写了“中西方诗本体论”研究系列论文，想回答“诗是什么”这个被前人认为不可能有答案的难题。如黑格尔所言：“凡是写过论诗著作的人几乎全都避免替诗下定义或说明诗之所以为诗。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事先没有研究过什么才是一般艺术的内容和表象方式，一开始就谈诗之所以为诗，就想确定诗的真正本质，那确是很困难的。这种困难会显得更大，如果从一些个别作品的特殊属性出发，就想根据这方面的认识去确定可以适用于各种诗的一般原则，这样做就会把许多性质极不相同的作品都算作诗了。如果人们接受了这种办法，然后再追问有什么理由要承认这些作品是诗，马上就会碰到上文所说的困难了。”？？？惠特曼也结论说：“我认为，没有哪一个定义能把诗歌这一名称容纳进去，任何规则和惯例也不会是绝对可行的。只会有许多的例外出现不顾定义，推翻定义。”？？？但是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整整3年，入迷研究“诗的实质”和“诗美的实质”。22岁完成论文《中西方诗本体论比较研究》，23岁完成了论文《诗美的构造与测定》，24岁完成了硕士论文《散文诗：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论散文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从这些题目就可以看出我是生活在象牙塔中，学的是屠龙之术。
30年来，有很多事情把我从象牙塔中拉到平民窟，让我关注国人的生存问题，时时动摇着我的唯美主义诗观。最大的事情是我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到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西部文学研究所专业从事西部新诗的研究工作。去大西北以前，我以为当代西部诗如同唐代的边塞诗，豪放而悲壮。但是与大西北的诗人真实接触后，才发现在西部，人活着才是首要的。自然条件及生活环境的恶劣远远超出从小生活在天府之国，而且是生活在校园中，过着“公子少爷般”生活的想象。我经常深入乡村体验普通民众的生活，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水贵如油”，什么是“贫困”，什么是“生活条件恶劣”。 我到西北写的第一篇文章是《苦夏与寒冬：诗的众生相》，发表于《红柳》1990年5-6期，那是武威地区办的一个文学刊物。我是第一次读地区级文学刊物，过去在中国新诗研究所读的都是《诗刊》《人民文学》一类的国家级大刊。那次读的是《红柳》1990年3-4期，上面发的诗主要是甘肃诗人，尤其是武威地方诗人写的。按现在的流行语说是非常的“接地气”。我读的时候没有一点过去读外国诗歌的学术感和中国现代诗歌的艺术感，读了心情很沉重。于是用了“苦夏”“寒冬”这两个词来描述当时我的阅读心态和诗人的生活生态。
后来我与很多西部诗人交上了朋友，读了很多无名诗人未发表的诗作，更体会到我接受的那些来自文艺理论教材和官方诗歌刊物的诗歌教育的苍白无聊，甚至无耻。真的是“假、大、空”。1992年，在大西北生活了两年后，我实在不能再“伪贵族”下去了，想把“西部诗歌”的真相告诉给大家。于是写了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题目是《西部诗歌的柔情倾向》。我在文中写到：“只有长期生长于这块神奇土地上的诗人才能如此真实地体验出这种宗教和现代融为一体的特殊情感。……虽然我常常怀疑宗教境界是东方抒情艺术一大境界的真实性，但是当我身临其境，在大西北生活，写诗研究诗多年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鲜明地感受到了西部高原的宗教氛围和西部诗中的宗教情绪。这些诗人不是宗教的信徒，也不是宗教诗人，他们只是长期生活在西部具有宗教氛围的自然中被宗教潜移默化。他们中的一部分的确是倾向宗教，但更多的只是想用类似宗教的永恒真理和虚幻之美来表现生命的真正形象和生存状态，洞见人类活动的基本结构，揭示大西北人的境遇及生存方式。”？？？
1996年我离开兰州到福州工作，后来又到了北京，现在南京工作。我又读到博士和博士后，由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由硕士生导师到博士生导师。尽管越来越学院化、越来越专业化，甚至以学院派诗评家或诗论家自居，提出过“谁掌握了技巧，谁就是诗的上帝”这样极端强调诗的技法的口号，还把诗的定义分为三部分：写什么、怎么写和如何写好。2009年还在武夷山举办了“新诗创作研究技法研讨会”。但是一直没有改变我在大西北形成的“平民诗观”的基本内容――新诗必须关注国人的生存问题。世纪之交，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大争论时，我提出了“形式上的知识分子写作”和“内容上的平民写作”，强调艺术地表现平民情感。2014年11月12日下午，我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如何现代，怎样新诗――中国诗歌现代性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再一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写诗是诗人向社会索取权力，既安慰又对抗生活的艺术生存方式。……今天我们研讨中国诗歌‘现代性’问题，必须涉及‘洋为中用’是否‘开放’问题。甚至提出今日新诗在现代性建设上，语言形式上要偏向‘中国化’，内容技法上要偏向‘外国化’。讨论现代汉语诗歌诗体的现代性，必须重视人的构形本性和艺术的具形本性，重视‘与时俱进’般的时代赋予新诗及新诗诗人的‘现代性’。既要重视新诗的语言的现代性和精神的现代性，更要重视现代汉语的实用性和个体性，重视现代汉诗的先锋性和现代诗人的时代性。现代汉语诗歌诗体的现代性主要指语体和文体的现代性。现代世俗性情感和现代通俗性语言是现代汉语诗歌的两大现代性特征。今日研讨新诗的‘现代性’，有必要考虑一大问题，……一大问题指新诗必须关注‘生存’，尤其是人的生存问题。……总之，新诗应该是体现现代精神的诗，新诗的现代化必须与中国人的现代化基本同步，新诗的现代性建设必须为中国的现代性建设作贡献。今日新诗可以定义为：新诗是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变化，我都会坚持我年轻时在大西北形成的“平民诗观”，都会主张新诗的现代性建设要突出“生存问题”。因为我从西南到西北、西北到东南、东南到华北、华北到东南的人生经历和我通过新诗生态的田园考察来研究新诗文体的学术经历，使我深知：今日新诗还没有获得可以“高空翱翔”的生态，它只能“低空飞行”，尤其在“写什么”上，很有必要强调“接地气”。
注释：
①[奥]维特根斯坦著，涂纪亮等译，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8）・哲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②[英]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著，汪淳波、张宝莹译：《人的需要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页。
③[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1-82页。
④[希腊]柏拉图：《伊安篇――论诗的灵感》，《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页。
⑤[美]艾布拉姆斯著，袁洪军、操鸣译：《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批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⑥[美]H・M・卡伦著，张超金、黄龙保等译：《艺术与自由》，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452-453页。
⑦Charles R.Hoffer：The Understanding of Music，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85，pp.276-277.
⑧⑨[英] 华兹华兹著，：《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7页、第11-12页。
⑩Peter B High：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reature.NewYork：Longman Inc.，1986.pp.72-73.
11朱有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页。
12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13[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周朗译：《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0-12页。
14[美]M・李普曼著，邓鹏译：《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439页。
15林以亮：《美国诗选・序》， 《美国诗选》，台湾今日出版社1976年版，第4页。
16David Bergman，Daniel Mark Epstein：The Heath Guide to Literature，Lexington，Massachusetts Tornoto：D.C.Heath Company，1987，p.419.
17香港《诗双月刊》第39期（1998年4月出版），杜运燮：《杜运燮60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375页。
18[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18页。
19[美]惠特曼著，张禹九译：《惠特曼散文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20王珂：《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54-6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