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至今还有人将刘大先视为一名专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或至少首先是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这种认识是有偏颇的。
诚然，刘大先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他的工作；他担任《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是公认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专家之一――如果不是太过年轻，或许可以把“之一”去掉。他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这一领域至今为止最丰富、宏大，也最具理论性和前瞻性的作品――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将在相当长时间里引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方向。他的研究甚至溢出文学领域，延伸至对其它文化产品的探讨。在他的电影论文集《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中，他对少数民族相关的影视作品有相当系统的阐述，其中第二辑“情感的文献”对国内外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和剧情片的介绍和讨论，极为完备，堪称该领域影视作品的资料库。尽管由于发表时的篇幅限制，文章大多精练短小，但往往能一针见血，颇富见地，令人感佩其学术功力与才华。但即便如此，我以为与其说刘大先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电影，毋宁说恰恰由于他的参与，使他的那些研究对象不再是“少数民族文学/电影”，而成为“中国文学/电影”，甚或就是“文学”“电影”和“中国”本身。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名就明确将“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并举。但即便不知道该书乃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书系”之一种，即便不了解刘大先的供职情况，恐怕多数读者在看到书名之后，也会依照某种惯例自然而然地认为，该书讨论的重点是“少数民族文学”，而“现代中国”不过提示其论述的背景而已――如今有几个人敢对“现代中国”这样宏大的命题进行探讨呢？但稍作细读我们便会惊讶地发现，对于刘大先的学术勇气和抱负，大家还是太过低估了。
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真正关乎少数民族文学的讨论恐怕还未及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而“现代中国”则不仅着墨更多，篇幅更大，且始终是论述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尽管在绪论中，刘大先驳斥了那种认为无需将“少数民族文学”单列为独立学科的论调①，但那与其说是在维护“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合法性，毋宁说是让所有学科的边界都变得暧昧和模糊了。如果一切学科都并不具备本质的起源，不过是某种权宜之计的话语建构，那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研究又有何不同？而果然，在其后的论述中，刘大先也并不试图证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确有其内在的、本质的合法支撑，而是追溯其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作为现代国家学术机制之一环，从晚清至民国再到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断被建构塑形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天然伴生，在同一历史时期，依同样的历史逻辑，为同样的历史目标被建构起来。“少数民族文学”所携带的差异性并不使其外在于“中国文学”，而恰恰为理解“中国文学”，乃至于理解“现代中国”，提供更具生产性的视角。刘大先非常明确地承认：“本书的写作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性视点可以从主流文化的内外对中国生活予以全新的展示，其所特有的叙述方式以及他们看世界的独特视角，恰恰是许多‘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主流文学所无意虑及或无法企及的。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是建构中国整体文化的一种行为，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于一个系统化的语境中，它自身就是文化间相互发生作用下的产品，是关乎文学历史、政治策略的文学创作、传布与接受。基于社会的自我适应能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现与开掘可以使主流文化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修正一些内在的结构性文化矛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并不仅是针对某个群体的创作，也是面对一种文化建构和创造过程，研究在文学角度下差异文化的交流、融合、适应和调整。”②这恐怕不仅仅是刘大先撰写这部著作时的研究思路，也是他进行所有少数民族相关研究的宗旨。
即以全书第一章“历史与书写――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为例。这章节的命名很容易让人错以为，刘大先要谈论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如何叙述历史，但事实却全非如此。刘大先从二十世纪的前夜谈起：梁启超在1899年冬的《夏威夷游记》中，正式启用西历纪年。③至少从那时候起，国人的时间观念已然开始发生变化，而时间观念变更，最本质地昭示了现代性的降临。因此刘大先从一开始想要讲述的就是关于现代中国的故事，少数民族文学不过是这庞大装置的一部分。现代中国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叙述出来的：现代中国呼唤着现代文学，现代文学需要现代的文学史来重新梳理和想象，对文学的历史化同时也提供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形象。在这一章中，刘大先描述的是整个中国文学学科的建立，尤其是文学史叙述的建构过程――他关心的非但不是少数民族文学讲述的历史，甚至不是讲述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而是讲述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对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学科发生的研究当然夥矣，而刘大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总是不时将少数民族问题拉入到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建构过程中来。他要追问关于中国的想象，关于中国想象史的科学整理，是如何策略性地包容、辨析、遮蔽、阐发了所谓少数民族。刘大先当然也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确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与相关研究机制的建立；但他显然并不认为建制完善了，文学史出版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实现了其意义。刘大先希望说明的是，此前一切工作固然重要，此前一切成就固然可喜，但恐怕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时至今日才刚刚开始，或甚至还未开始。刘大先以为，自近代以来，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而展开的文学史叙述与相关国族叙述，如今无论在审美趣味的启发上，还是在认知世界的范式上，都陷入某种单一性。在这样对历史线条的简陋构图中，或许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反而能够提供一点动力，摇撼此前坚固的叙述框架，为今天整体性的文学事业，提供不可多得的活力：“现代中国的文学史书写经历了史观的数次转化，少数民族文学从建立到书写其历史，一直笼罩在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观念之中，这种观念经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诸多思想流派的洗礼，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书写都是想象，作为文学史能动的书写主体同样会加入到书写现实历史的行列中来，多民族文学史观提供了一种重绘现代中国图像的可能性，同样是重述中国历史的一条途径，它在重写过去中也会改写未来。”④所以刘大先所关注的真的是少得褡逦难吗？他关注的是“重绘现代中国图像的可能性”，是“重述中国历史的一条途径”。――所以刘大先对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的诸多探讨，真的是在进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吗？ 在此后章节中，刘大先从主体认同、语言转译、空间认知、信仰观念等诸多层面展开讨论，而大致思路与此仿佛。从时间到空间，从认知到表述，从内在到外在，刘大先具有一种相当强大的抽象与概括能力，因而能够高屋建瓴，包罗万象，几乎全方位地探讨了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之关系。他并非不承认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性――甚至某种意义与某种程度的边缘性――但他恰恰要说，那个渐趋同质化的、居于中心地位的有关中国之想象，自近代以来，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格局下，正要依赖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视角，来使之活跃和饱满。在后来一篇讨论西部文学的论文中，刘大先借助理论的资源与比较的方法，将他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的看法表述得更为形象和明晰，更加具有辨识度。刘大先指出，在少数民族这一论题下，他要谈的甚至不是“文化多元主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西部文学因为跟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难免会引入文化多元论的讨论。但是，我们在运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之类流行术语时必须谨慎。文化多元一词首次出现于加拿大政府某部门1965年的一份工作报告上。面对加拿大英法双语并用、英语文化和法语文化共存的局面，有人建议以文化多元为国策，并用‘加拿大马赛克’来象征该国异质文化的和平共处。‘马赛克’这一比喻的妙处就在于它和美国文化的别称‘大熔炉’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大熔炉’实质上是美国化过程中的主体，而颜色错杂的异文化是它熔而化之的对象。‘马赛克’则不然：它是一种镶嵌图案，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有权拒绝同化，保有其本来或纯或不纯的色泽和质地。”而刘大先显然两者都不赞同，他既不认为应该由某种单一文化抹掉文化的多样性；也不认为那些所谓异质文化应该以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倔强，拒不参与到整体性的事业当中――那不但会破坏掉整体性的文化，而且也必然使异质文化始终居于一种边缘的位置。他以为：“中国的情形显然同加拿大或者美国都不太相同，一方面中国有着55个少数民族，它们各自有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几千年来的‘大一统’政治与文化遗产，这些小传统往往有被纳入大传统的现象。这种情形下，文化多元论或者文化整体论的解释途径可能都有些力不从心。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所谓在民族/国家内部来考虑诸如少数的权力和意义，也许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立足点。”⑤
借由金里卡的表述，我以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刘大先论述的独特，甚或是吊诡之处。刘大先研究的对象的确是少数民族文学，但研究的鹄的却绝不仅仅在于少数民族文学，而是将之安置在更为广阔的学术版图上。刘大先所讨论的或许是边缘、细小之物，但他却绝不是在边缘的场域发声，而以其磅礴的气魄使边缘和细小的声音向宏大敞开。他以为边缘与细小并不外在于宏大，甚至不是用以补充宏大，而是本身成为宏大。
二
刘大先喜欢宏大的事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数学家弗里曼・戴森关于飞鸟和青蛙的比喻都津津乐道。⑥尽管戴森表示，对数学而言――对文学当然亦复如是――飞鸟和青蛙都是需要的，但刘大先显然更愿意做一只飞鸟：“我并不想使自己成为某个具体领域的‘专家’。我觉得‘专家’是一种符号矮化和思想惰性的体现，它将一个复杂、充实、具有多重可能性和宽广度的人平面化了，是一种知识生产产业化之后的异化和窄化。我更喜欢一个已经快要被污名化的称呼：学者。我理解的‘学者’是融合了知识、经验与思想的实践者，是苟日新、日日新，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永远在不断进行自我启蒙与自我反思的主体。他是一个弗里曼・戴森意义上的‘飞鸟’，有着宏阔视野和高瞻远瞩的卓见，而不是‘青蛙’，只注目于自己周边的学科进深。”⑦
或许正是因为对宏大如此迷恋，刘大先几乎在面对任何具体文本时，都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宏大的脉络谱系，才能够开始论述。有时那简直显得有些强迫症。在他的第二本电影论集《o情世界的感情：电影记忆》中，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台湾小清新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讨论这样一部“显然幼稚、空洞”的电影，刘大先居然也追溯至人类的古典时代和启蒙时代：那正是人类的青春期。而近现代以来，有关青春的叙事与社会政治相联接，被赋予某种“神话”色彩，在中国就表现为五四时代对青春的崇拜。而后，刘大先在谈及《青春之歌》时笔锋一荡，转而描述了整个19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青春荷尔蒙爆发。1970年代，刘大先的视线终于回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产地台湾，沿着从港台吹向大陆的靡靡之音――席慕蓉、李宗盛、琼瑶――讲述大陆流行文化的兴起――那当中都回荡着对于青春的吟唱。当文章写到这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然已不再重要，实际上它在刘大先后半程的论述里完全走丢，像变了心的女朋友一样回不来了。于是我们才明白，刘大先大概本来也无意讨论电影本身，他要抒发的情感依然是宏大的：“青春之歌已然唱完，我们不适应时光，仅此便令人伤感。这大约是所有渐进成年、趋于保守的普通青年心头的暗伤。如今的情形是，爱情可以用多巴胺和费洛蒙的分泌来解释，医疗科技、器官移植、克隆与人工智能让‘非人’登上了历史舞台，性别模糊、酷儿成了激进革命的代名词，传统的伦理和道德在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挤压下摇摇欲坠。心理结构的沉淀跟不上生理更新和肉体的放纵，集体记忆在新意识形态下重新洗牌，传统分裂为碎片被冲刷和重组。可以批判但是没有行动力，允许冲动却禁止付诸实施，欲望普遍流动，真诚遭到摒弃，革命在语言中完成，清新在心灵内升起。说到底，小清新不过是在为最简单纯粹的真善美建造一个镜花水月的纪念碑。”⑧又一次，刘大先从细小，甚至可以说卑琐，走向了宏大；从一部他甚至可能隐隐感到蔑视的流行电影，走向了广阔的世界。他关注的当然不是这部电影，而是“小清新”这一文化症候，以及这纯真永垂而欲望不朽的时代。这样奢侈的论述方式在刘大先的文章中比比皆是：为了徐浩峰的《倭寇的踪迹》，他几乎考证了整个中国侠文化史，当然也包括武侠小说和电影史⑨；为了讨论吴岩，他追溯了自《庄子・杂篇・则阳》以来的中国科幻（幻想）小说脉络⑩；而在讨论刘慈欣时，他又对世界科幻小说史进行了扼要回顾{11}。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略有不同的是，对于这些人和这些作品，刘大先大概一丁点蔑视都没有，他是真的喜欢他们的，他不是要借他们来说另外一个宏大的话题。但是，他还是必须把他们放在宏大当中，才能开始说话。 大概也正是因为对宏大如此迷恋，让刘大先格外热衷于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从业者，刘大先不是那种汲汲于文本细读的人――这正符合他对于飞鸟的向往，和对于青蛙的抵触。刘大先当然有对具体文本的分析，譬如对《孽海花》的分析。《流言时代――与晚清三十年》在刘大先的文章中已算是较多文本细读的了，但与文中刘大先对这部小说，对小说所涉及的人物及时代之考证相比，其比重仍嫌太小了。其实刘大先在标题里即已表明，他所关注的依旧是“时代”，是“晚清三十年”。因而文中的文本分析已然那么俭省，还几乎每一笔都立刻被纳入到他有关晚清三十年的理论概括之中――理论从一开始就压倒性地笼罩着整篇文章，《孽海花》不过是刘大先用他的流言理论理解晚清人心巨变的通道而已。{12}在此意义上，刘大先非但不是一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而且也不是一位文学批评家，而是理论家。刘大先的文学批评文章，并不以文本为中心，而是以理论为归宿。当然，他的论述总是和文本有关的，但总有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笼罩着文本。他从理论命题的追问出发，沿着理性的逻辑道路，最终抵达的是理论之解决与完成。
在当前活跃的青年批评家中，刘大先无疑是理论素养最好的之一。且不必说他行文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理论穿透力和出色的逻辑思辨水平，单是在《未眠书》中，他对萨义德、阿多诺、詹姆逊、鲍德里亚、巴赫金和鲍曼等人举重若轻的学术速写，就非一般从事批评的同侪能够完成。――镶金牙般在文本分析时引用一两句理论家的名言是容易的；不加辨析地对既有理论简单挪用，将文本变成理论的注脚，则更等而下之；而像刘大先那样，对理论家思辨的起点、纠结的要害，乃至于其人生历程、品格脾性，及这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理解得那么深入，写得又那么生动，才是至为困难的。那意味着他非但不以理论为苦，甚至不以理论为外在的工具，而是真正将这些理论家读进了自己的血脉里去，成为思考世界与自我反思的内在资源。在他对于萨义德“流亡者”“学者”和“斗士”三重身份的形象勾勒中，所流露的已经不仅仅是高山流水的感触，而甚至有一种自我比附的情绪。有趣的是，刘大先所选择谈论的这几位理论家，几乎都对资本、对消费社会、对后工业时代之于人性的压抑，保持着相当警惕，这当然也透露出刘大先本人的关注之所在。尽管像刘大先这样追求无远弗届之宏大的人，一定不会喜欢被贴上某种标签，尽管今天几乎所有的命名都无一例外被不同程度地污名化了，但我仍然认为刘大先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左派”。刘大先之“左派”，不是要服膺于哪个团伙，或表现出怎样的情怀，甚或是攫取何种可能的利益，而是因为他对于资本几乎天然的坚持不懈的警惕。而这似乎又再一次印证了刘大先的学术兴趣和特色：一个左派，几乎一定是热衷于整体性，热衷于向宏大之物敞开的。
三
那么，热爱宏大，热爱理论，热爱整体性的刘大先，是否因此而与文学不那么亲近？他选择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为职业，是否是一个错误？毕竟文学往往是弱小的、琐碎的和感性的，似乎与刘大先所热爱之物格格不入。但是不要忘记，左派往往又具有常人所不能及的澎湃激情。正是在真正的左派那里，激情与理性、卑下与高蹈、边缘与宏大，能够被最完美地拧合在一起，并且彼此生发。
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城市――北京的意象与现实》中，刘大先写下了这样的开头：
风清日朗的时候，北京的夕阳是值得观看的景象。碰到这样的机会，我会坐在卧室的飘窗上眺望西北天际的火烧云，北部视野平阔，隐隐绰绰的军都山遥遥在望，近一点正西是冲天而起的新国贸大楼和它旁边让人联想到欧几里得几何的央视总部大楼，再近一点则是亮马桥蓝色港湾国际商务区和大望路新光天地明净亮丽的楼群，它们在黄昏的余晖中染上了柔和温馨的色彩。其实如果白日经过这些地方，它们会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黯然无光，就好像三里屯酒吧暗夜中浓妆艳抹的女郎，白天的面孔会显示出纵欲过度的颓败容颜。这是一幅诡异的景象，带着全然的虚拟色彩，潜藏着北京和北京认知隐秘的分裂。{13}
这段文字和任何有关当代北京的文学描写相比都毫不逊色：精心挑选出最富代表性的地理坐标，将北京的褶皱、北京的复杂性揭示出来，字里行间流溢着一种颓败而繁华的后现代诗意。写下这段文字的刘大先哪里会是一个理论家，分明是文艺青年才对。
当然，在这篇试图对文学中的北京做整体性勾勒的论文中，刘大先建构的仍然是有关北京书写脉络的宏大叙述，但文艺青年式的诗意总会不时涌现。而且，纯然理性的、百科全书式的宏大建构是可能的吗？显然刘大先对于北京文学的梳理有其选择，因而也有其倾向。北京的常与变，繁华与没落，在他的论述中总是表现出一种诡异的乡愁。最终，刘大先确认，“漂泊”正是有关这座城市书写的重要主题――或至少，是刘大先在这篇文章中所要探讨的核心命}：“漂泊于是定义了北京这座城市如今的面目，当然这也许只不过是对于年深日久的原型的重新书写：这个城池曾是燕赵土著的故土，蒙古人来了，满洲人驻扎下来，四面八方的意大利人、波斯人、维吾尔人、朝鲜人、俄罗斯人、高加索白人也来了，现在甚至可以在任何一个普通的小区都可以听到操着英语、法语、日语或者韩语的肤色各异的人们。”{14}但是，那些书写北京的文学作品真的只有这样一种面目吗？又或者说，写南京的、写上海的、写广州的文学作品，就没有漂泊的气息吗？理论的建构过程当然是理性和逻辑的，而选择何种理论立场，却往往是感性和抒情的。
所以我们等到了刘大先的自我表白：“直到这几年，我常常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停地从这里飞到那里。每次在异乡的机场落地，或者在华灯遍地的夜晚回到北京，地勤音乐响起经典的萨克斯《Going Home》，心中升起无端的落寞，我才体会到一种北京的荒凉。这种荒凉本身带有诱惑性的忧伤与甜蜜，就像蓦然升起的爱情。难道是这种隐秘的情感左右着北漂们的行为？”{15}于是我们知道，刘大先写作这样一篇文章的初衷，并非是为着要建构某种整体性论述的学术冲动，而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也是漂泊在这城市中的芸芸众生之一。他对于这座城市的追溯，对于这座城市文学脉络的梳理，实际上是对自己心中无端升起的落寞之追问。他那些宏大的理论建构，何尝不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或疏导？ 刘大先深情流露的时刻非此一端。甚至有很多次，我们看到那个努力搭建理性大厦的刘大先，在文艺青年刘大先面前颓然败下阵来。正在搭建之中的宏大论述，乃至于刘大先本人坚固的审美理性的大厦，都随之轰然坍塌，难以为继。其中最动人的一次坍塌，大概是在讨论毕飞宇《平原》的时候。以刘大先对长篇小说整体性的文学信念，《平原》当然不能令他满意：“毕飞宇的优点也正是他缺陷的所在，这在长篇小说《平原》中暴露得很明显。从任何一个细节来说，其实都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关键在于作家的想象资源和精神向度限制了小说进一步超越和攀升的可能。”“这种零敲碎打的反讽和无处不在的智慧碎片，因为缺乏提升而在整体上并不能形成某种一以贯之的观念。”{16}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刘大先并没有将他的批判坚持到底：“上面是我看完小说几天后，头脑已经冷静下来的时候做的比较客观的评价。老实说，我在读小说的过程中依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17}何以如此？刘大先说，“我想如果我要是没有考上大学估计也应该就是端方那样的人。苏北平原上的王家庄和皖西的刘家庙尽管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人性其实是差不多的。乡野大地上总有一类人是像《红与黑》里的于连或者《人生》里的高加林那样，因为有超越于原先状态的欲望，难免会遭遇种种痛苦。”{18}
高中毕业后的端方在干热夏日里的愁绪，让刘大先回想起自己高二时那个暑假。那时他和三弟“每天中午都要割五百斤整整两平板车的苏丹草”，而生长在草里密密麻麻的z虫“随着镰刀的舞动飘落在我们身上，奇痒无比，疲倦和酷热造成的汗水腌渍的眼睛生疼”，这让“1995年的夏天在我的记忆中炎热无比，我背部的皮肤被晒脱了两次，新长出来的黝黑发亮，刻写下劳动的痕迹。”唯一的休息，是午休时可以躺在松树下睡觉，但那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相反却是痛苦：
吃完午饭的时候，可以躺在松树下睡觉，这时候一些隐痛就会浮现出来。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敏感且充满幻想的人，这也许就是今天我没有像我的那些同村的伙伴们一样在东莞或者上海郊区某个工地或者小工厂的流水线上的原因。
我和三弟在躺着的时候，一般会默默不语，漫无目的地望着松树缝隙间透出来的天空。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不可能永远滞留在这个仄隘的乡村，正是这种自觉，让我们愤愤不平而又生机勃勃。未来是什么样子，也是一片茫然，但是总是要出去的。乡村里狭隘的空间与氛围同样压抑了我们年轻的心。{19}
这大概是刘大先所有文字中最为恣意放肆的自我抒情，因而也极为动人。我以为在这当中，或许恰恰隐藏着刘大先之所以成为今日之刘大先的秘密。
关于早年的生活经历，刘大先在研究文章或批评文字中当然鲜有提及，但在前言与后记里，却多所记述。那就像是他终于从宏伟的建设工作中松弛了下来，因而不吝表现出柔软的一面。《未眠书》的后记里，刘大先就回顾了自己最初的读。{20}刘大先说，在他的家乡，乃至于他的家中，依然保留着对于知识、书本以及文字最朴素和最悠久的尊重。他多次谈及一个细节：“2013年春节，我把自己的书带给已经卧病的父亲。他在后记中看到了他自己和我母亲的名字，非常高兴，有亲戚来看望的时候，就会翻给别人看，说古人讲的‘在书’就是指这个――名字列在书中，意味着速朽的人生在无尽的时间中有了落脚之处”{21}尽管如此，刘大先依然认为自己少年时代的文化氛围并不算好：书籍在20世纪80年代的安徽六安新安“小镇”是一种奢侈，《朝花》《儿童文学》《童话大王》《少年文艺》《雨花》，这些在今天的刘大先看来大概未必都很高明的期刊是他最初的启蒙读物；除此之外，便是中学门外租书摊上的金庸、古龙、温瑞安和三毛了：“谈不上‘家学’云云，读书的环境也非常差。高中时候，暑假回家一般会从学校图书馆或者同学那里借几本书带回去看，因为没有电视也没有其他的娱乐，它们是枯寂的乡村生活中的慰藉，并不占有多大的比重，却是那个年纪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鲜明记忆。至今我还记得在烈日的松荫底下读雨果和狄更斯的情形，午后的疲乏会不期而至，等醒来的时候，皮肤被罡风吹得干燥麻木，头脑也像脱水似的。那时候，没有想到将来某一天会以读书治学作为职业。”{22}讲老实话，作为文学启蒙，雨果和狄更斯实在不能算差。1980年代相对匮乏的文化供给，或许反而在无意间进行了某种筛选工作，让刘大先读到最为经典的作品――刘大先相对古典的美学追求，大概与此也不无关系。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刘大先回忆时候的心态：刘大先无意间流露的对早年自我形象的认同，总是那个和三弟一起躺在松树下的农村少年，茫然、愤愤不平又生机勃勃地想象着远方和未来。在《文学的共和》后记中，刘大先这样描述自己初到北京的心情：“十年之前，我刚刚从江南小城来到北地京城，心事淼茫，茫然无知”{23}；在《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后记中，刘大先这样回顾自己电影生涯的起始：“以前在南方小城读大学时候，苦闷紧张生活中唯一的娱乐大约就是每周末去学校大礼堂看盗版片”{24}。刘大先总是喜欢用“乡村”“小镇”“小城”来描述自己的来处，尽管我实在不觉得安徽第二大城市、长江第五大港口的芜湖算是什么“小城”――何况以刘大先如今知名青年学者的身份，在京城有房有车的身家，这样自苦简直让人生气。
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在物质层面，刘大先都早已不是那个躺在故乡的松树下，身受农务劳动的重负，倍感世事不公的少年。但这样一个少年却似乎始终住在他的心里，时不时就要从他坚毅的表情和堂皇的论述中溜出来，腼腆地一笑。这就格外值得玩味：追求宏大、坚固、完整性的刘大先，为什么对那个身处边缘，似乎一出生就遭到压抑的自己那么念念不忘？这当然不会是因为自卑，像刘大先这样极富尊严感的人，如果真对一件事感到自卑，绝不会用这样反复提及的方式来给自己以抚慰。也不是因为依然还愤愤不平：刘大先曾为《天涯》杂志撰文回忆自己在新安小镇上的残酷青春，那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怨怼，毋宁说他回忆得饶有兴味，甚至为自己能够从那样的生活里脱颖而出颇为自得：“关于决定一个人日后成就的因素有两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一种认为基因最为重要，另一种则倾向于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各有看上去确凿无疑的论证，却终究是个无法证伪的命题。因为具体到个体，先天的个性与禀赋与后来因缘际会的偶然性太过千差万别，无法一言以蔽之。我从情感上倾向于基因论，因为对于大多数活着本身就已经筋疲力尽的人来说，他两手空空，无所依傍，只有赤条条的自己，如果能够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一定靠的是天赋的敏感与坚忍。”如此一来，我以为刘大先之所以如此念念不忘的原因，最有可能的是：那身处边缘、备受压抑的过往，依然生机勃勃，为他提供着源源不绝的动力。正如他在回忆残酷青春时所说：“穷山恶水的卑贱中出来的孩子，同样孕育着钟灵毓秀的种子，这大约是中国大地上数不尽的小镇的困窘与激情的隐喻。……卑贱让他们带上伤痕与阴影，却也以其靠近生命源头的野蛮与宏阔，不至于堕入犬儒般的柔弱与猥琐。……卑贱的街头一直欣欣向荣，自然而然，包含着自由人性的力量。”{25} 在讨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那篇文章里，刘大先同样表现出了面对《平原》时那种纠结和坍塌。“看完片子，我感觉它像其他类似的青春片，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谈不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它甚至都不反思或者营造某种成长叙事式的话语，只是靠群体性的想象记忆博得观影者的情感投射而获得成功。”然而，“从个人体来说，我居然有些瞬间的感动。这种体验促使我反省自己的内心，是什么让一个理性成熟的男人被显然幼稚、空洞的幻影所打动。秘密难道是在于，制作这个文化产品的人本身和我是同龄人，而这部作品是处于后青春期男人的青春怀旧？”{26}正是为了解答这一疑问，刘大先展开了他的学术奥德赛之旅，追溯出一个宏大的谱系。――这样的思考轨迹，或许不仅仅存在于这一篇文章当中，而是贯穿于刘大先的一切学术研究。正是因为对那样一个被压抑，被不公正对待，身处边缘与底层的少年始终念念不忘，刘大先才必须不断去超越他；正是因为深知自己“敏感且充满幻想”的文艺青年本质，刘大先才致力于训练自己的理性能力；正是因为边缘与细小根本就内在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之中，刘大先才那么执着地向宏大的事物敞开。对于刘大先而言，恰恰是那个文艺青年的自己，触发和推动着学者和理论家的自己：学术本身即是文艺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而他的理论批判与建构，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抒情？
四
一般文艺青年很容易自怨自艾，沉湎在自己敏感的小情绪之中；或是将这样的气质美化，摆出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造作姿态。但是文艺青年刘大先的表现与这些都不相同。在近期发表的宏文《猥琐》{27}中，刘大先对“猥琐”一词进行了纯然理论性的阐述，现代性语境下人性的表里不一是猥琐的，沉溺于琐碎的现实而缺乏哲学与历史的整体性观照是猥琐的，孱弱、渺小、卑怯、人云亦云与无原则的自我嘲弄，统统都是猥琐的。如此厌弃猥琐的刘大先，当然不会选择哭哭啼啼或色厉内荏来抒发他的文艺气质。他所选择的道路，是最为堂堂正正的一种。
其实早在《未眠书》里，刘大先已然表明自己的心志。《钱锺书与学院大厦》一文中，刘大先对钱锺书的学者风范至为推崇。他当然非常清楚所谓学院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也同样充斥着碾压与不堪：“事实上，在钱锺书之前的大学就已经不再是象牙塔、庇护场或避难所，它从一开始就卷入剧烈变动的小社会和瞬息万变的大社会之中，在钱锺书写作的时代更是因为家国内外的种种峻急形势而成为一个不堪一击、流离失所的所在。”时至今日，学院生活更是沦为戴维・洛奇所说的那种中世纪朝圣般的会议生活，而人文学科的处境则尤其凄惨：“经济学家全面胜利，挤压了人文学教授的位置，而大学‘这片过去的飞地和净土，现在早就变成了追名逐利的花花世界了，教授们也早就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谦谦君子，而是和大学围墙外面的世界丝丝入扣地联系着，学生也很难安心读书，就业的压力让他们一进大学，就要为前途而担忧。越来越体制化的教育结构，将僵化和板结的东西移植到了大学校园里。’”在这样的表述中，我们又一次看到文艺青年刘大先的面目――牢骚满腹同样也是文艺青年敏感脆弱心灵的一种表现，而对于那些世俗教授们的控诉里，又分明可见那个乡村少年愤愤不平的表情。但刘大先选择追随的，却是钱锺书那种富有尊严的学术方式和生活方式：“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钱锺书的学术史/文学史地位被经典化，在这种科层化、技术化、功利化日益浓重的学院氛围中，钱锺书的学院书写显现出跨越时代的价值，那是儒者耻一事不知的中国博物志传统，是欧洲尤其是英国的隽永机智的essay风范与格调，是理念人的精神遗产，是小世界的游戏态度。”“钱钟书阅世极深，看透了荒谬，却依然灵动自如，心怀悲悯，从容辗转，这就是智者。”{28}而如果说对钱锺书恳切深沉的论说，可以视为刘大先对文士的推崇，则书中前一篇文章《剑与刀――侠与武士映花照影》，就表现出了刘大先对中国之武士――侠之精神的向往。在刘大先看来，中国侠客与日本武士最大的不同之处，就体现在他们身为个体，与宏大体制之间的关系上。日本的武士几乎便是权力者的鹰犬，而中国侠精神的要义却在于能够“以武犯禁”，凭借个人的强大力量游离在总体性的力量之外，与之伴生，不相妥协，却又能够彼此补充。――这样一种关系，是否让我们感到熟悉？
因此作为文艺青年的刘大先，当然有足够的敏感去了解这世界的残酷与残缺，但绝不以悲戚、孱弱和愤慨等种种猥琐的态度来与之面对。他选择的方式近乎中国传统的“士”，以向宏大之物敞开的追索，去抗拒身为孤独个体的有限性。他堂堂正正地承认自己的敏感、脆弱、边缘、弱小，但并不以为边缘与细小的个人便外在于宏大的世界。相反，他投入宏大的建构，从而使自己也成为宏大。――就此而言，刘大先的学术志趣本身，正与其进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思路完全一致。刘大先之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或许就并不是因为他偶然地选择了他的职业，而是因为对边缘、细小、被压抑与被遮蔽之物，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因而，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刘大先的一切学术研究，都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注释：
①“常见的论调是，‘文学’就是‘文学’，何必要单独分立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笔者认为，这是在特定知识框架、审美教育的惯性思维中形成的偏见，并且任何学科都需要反思自身的起源与性质。因为，如果用那样的质疑的同样逻辑，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等国别文学也没有区分的必要了。因此，从学术合理性上来说，‘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的经典学科并无价值上的轩轾，都只是一种不具有真理性的话语。”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②③④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第32页、第93-94页。
⑤刘大先：《“西部文学”的发现与敞亮》，《文学的共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174页。
⑥“有些数学家是飞鸟，有些是青蛙，飞鸟在高空翱翔，俯瞰数学的广大领域，直至遥远的地平线，他们喜欢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能统一我们的思想，并且融合来自数学中不同领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青蛙生活在泥沼中，只能看到生长在附近的花朵。他们喜欢特定目标的细节，热衷于一次解决一个问题。我碰巧是只青蛙，但我最好的朋友中的许多人是飞鸟。今晚我报告的主题就是这个。数学既需要飞鸟也需要青蛙。数学是丰富的和美丽的，因为飞鸟给它开阔的视野，并且青蛙给它错综复杂的细节。数学既是伟大的艺术，又是重要的科学，因为它把概念的普遍性和结构的深度结合起来。宣称飞鸟优于青蛙，因为飞鸟看得更远些；或者宣称青蛙优于飞鸟，因为青蛙看得更深些，这都是不智的。数学世界既广大又艰深，我们需要飞鸟和青蛙为探索它一起工作。”Freeman Dyson著，赵振江译，陆柱家校：《飞鸟与青蛙》，《数学译林》2010年第一卷。 ⑦刘大先：《贞下起元――我的批评之路》，《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3期。
⑧刘大先：《绝望的纯真永垂不朽》，《无情世界的感情：电影记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1页。
⑨刘大先：《侠与武的死亡与复活》，《无情世界的感情：电影记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⑩刘大先：《民族文学的想象空间――吴岩论》，《文学的共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1}刘大先：《和世界互相猜y――关于科幻与刘慈欣》，《未眠书》，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12}刘大先：《流言时代――与晚清三十年》，《未眠书》，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13}{14}{15}刘大先：《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城市――北京的意象与现实》，《未眠书》，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第13页、第21-22页。
{16}{17}{18}{19}刘大先：《大地上的爱与欲》，《未眠书》，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84-285页、第285页、第285页、第286页。
{20}在刘大先最重要的五本著作《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文学的共和》《未眠书》《无情世界的感情：电影记忆》当中，我以为若要了解刘大先这个人，《未眠书》最值得一读。它既不过分严谨，又不流于浮泛，看上去是本偶然得之的文集，却保留了最多未受规范、未经选择的文字，最可见藏在刘大先学者面具之下的本来面目。
{21}{22}刘大先：《后记》，《未眠书》，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96页、第298页。
{23}刘大先：《后记》，《文学的共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页。
{24}刘大先：《后记》，《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524页。
{25}刘大先：《同学少年多贫贱》，《天涯》2017年第3期。
{26}刘大先：《绝望的纯真永垂不朽》，《无情世界的感情：电影记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27}刘大先：《猥琐》，《十月》2017年第2期。
{28}刘大先：《钱锺书与学院大厦》，《未眠书》，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