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法律作为调整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社会、人类文明发展与文化环境息息相关，法律的产生及其发展离不开当时的文化环境，法律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环境。文化环境与法律有效性这一课题提出，意在以文化环境为视角，探讨文化环境对法律有效性的影响。
关键词 法律有效性 文化环境 法律信仰
作者简介：马健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公司经济师，主要从事财产保险利益研究。
一、法律有效性解析
所谓有效性，是指达到人们心里预期所设想结果的特性。法律的有效性，指法律有权威，能够得到贯彻和实施并得到普遍遵守的特性。从立法上讲，要求法律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法律有操作性，可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从法律适用上讲，就是法律得到很好执行，被社会公众普遍遵守。与之相反则称法律无效，法律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和遵守，这些情况都可认为是法律的失效。
法律具有有效性，在于得到公众的普遍遵守并成为人们内心的崇高信仰。如果法律仅仅是停留在文本上的规则，与其说是法律规则，还不如说是毫无用处的只言片语，法律就会失去其应有的约束力。道德与法律相形下，法律有其与众不同的魅力，从文字表面上凸现出来的法律约束力，不出什么特别情况会得到公众的普遍遵守并把它视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最重要的标准。因为种种原因，法律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没有达至立法者预期的约束力。为了解决影响法律权威性的问题，实现法治这个宏伟目标，需要总结影响法律有效性的因素。理清这些因素的运作规律，运用至实践中，解决法治困境，提高法律的有效性，并且我们应当将增强法律有效性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
先贤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从此文中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二是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这表明最终实现法治，最重要的条件是制定出来的法律是良法并得到公众的信仰，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国家法律有效性的实现。
（一）法律是良法
法律的有效性应遵循良法原则，但何为良法？由哪个主体去评判？评价标准又是如何？不得而知。卢梭曾言：“法律是人民公共意志的体现，是人民自己意志的记录和全体人 民为自己所做的规定”。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可以从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标准。良法即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法。一个国家制定的法律不仅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还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法律就可以贴上良法的标签。与良法相对的是恶法，恶法亦称不符合正义的法。有史以来，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有“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争论。试想“恶法亦法”又如何，如果恶法得不到公民的遵守，只是名为法律，实为一纸空文，其已经丧失法律的有效性，恶法起不到任何作用。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震古烁今的“主权在民”理论，人民拥有主权，人民选举产生立法者。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良法、恶法判断，应归还给人民。马丁・路德曾言：每个人都有解释《圣经》的权利，换言之，每个人都有解释法律的权利，不同人的解释也存在差异。对法律的解释应置于当时的文化环境，才会有大同小异的解释，虽然这种解释是毫无效力的，但公众的解释会影响法律的贯彻实施。
（二）法律信仰
对于我国长久以来广泛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的回应，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要有效同时还要满足法律被信仰，假如一个国家的公民千方百计规避本国的法律规定，甚至以不遵守法律而又不用受到法律制裁为荣，那么法律的在效性便荡然无存。法律若不被公众信仰，将很难得到自觉遵守，法律的权威难以树立。伯尔曼认为：法律不仅包含着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人的情感，人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人的信仰。法律信仰对法治的实现必不可少。所以我们必须培育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从思想的角度出发，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思想基础，法律信仰的形成也就意味着理想法治状态的实现，然而法律是否有效与法治状态息息相关。所以要探讨法律信仰对法律有效性的影响，如果法律具有有效性，法律必然应当成为人们的信仰。继续追问，影响法律成为公众信仰的因素又有哪些？我认为法律要被公众信仰，首先法律实现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利益，其次，法律规范要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
二、文化环境对法律信仰的影响
法律的运行离不开社会，必须以社会为根基，置于该时代的文化背景下。文化环境对法律运行的影响不可估量，回想美国的禁酒令，除了人为制造了许多贩卖私酒的罪犯，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别说美国完全禁止喝酒不可行，就是国家痛下决心禁止产酒，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的效果。美国的禁酒令已经“生效”但在民众心中并没有得到信仰，从而导致这个禁酒令形同虚设，而且还适得其反，导致不良社会影响。其实美国也是个酒文化丰富的国家，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美国禁酒令的失效让人们深思得出：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在一定的区域、时间内与文化环境相一致，则法律得到普遍遵守，法律被公众信仰；反之与文化环境相冲突，得不到普遍遵守，就无法被公众信仰。法律的制定者在制定法律时要考量文化环境对法律信仰的影响，唯有如此，制定出来的法律才会真正有效。
三、文化环境与法律有效性的关系
任何一种法律都是特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在法这种上层建筑的反映，其产生和发展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环境。法律运行不能脱离文化环境，文化环境对公众的法律信仰形成密切相关，文化环境会影响法律是否被公众信仰 ，从而文化环境也会影响法律的有效性。在我国这个国度里，因为制定的很多法律没有被公众信仰，从而没有得到遵守，被束之高阁，这意味着法律从形式上是有效的，但实质上却是无效的。 从社会生活中可以举出很多现实法律与文化环境格格不入的例子。中国人一直者有着落叶归根，土葬的传统文化。国家出台的《殡葬管理条例》第二条殡葬管理的方针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但事与愿违，各地频频发生村民因丧葬事件与执法机关发生冲突，例如安徽泾县执法机关挖坟焚尺，正因为立法与传统文化相冲突，出现民众不遵守法律，执法机关执法难的情况，甚至出现暴力抗法，有损于法律的权威，从而影响法律的有效性。
四、发挥文化环境，增强法律的有效性
历史是有惯性的，文化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去，由此文化在民众思想里是根深蒂固的印记，而这种思想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国家面对一些社会问题时，这些问题确实需要治理但又牵涉文化环境，比如，国家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此时民众要么服从法律从而放弃文化传统；要么不遵守法律，维护自己内心世界里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想。然而思想的转变需要长期的教育，因此必然性的出现民众普遍性不遵守法律，依然我行我素在燃放烟花爆竹，法律被束之高阁，形同虚设，法律的有效性便荡然无存。面对这些问题应如何处理呢，立法者应该充分考虑文化环境，根据文化环境设计制度，这样既满足文化环境的需要同时又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增强法律的有效性。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针，我们完全可以从现已达到的高度出发，在增强法律有效性方面上有所进展，这是全社会的期盼。
在面对法律目的与文化环境相冲突时，可以采用中庸思想“隐恶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面对燃放烟花爆竹问题上，立法者同样用中庸思想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加上对烟花爆竹的改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而不是强制性禁止公众燃放烟花爆竹。目前法律强制禁止，违法人数过多，导致法不责众，出现法律形同虚设的问题，有损法律权威。最好的立法者不是只考虑立法目的，既使立法目的是良性的，也是不科学的立法。最好的法律应该充分考虑文化环境，让法律去适应文化环境而不是改变文化环境去适应法律，因为法律适应文化环境更具可行性。
在中国当下，失效的法律文件不计其数，面对法律权威的丧失，中国又如何实现法治呢？如果立法者能从社会文化环境考量，科学设计法律制度，让法律的实用性更强，何须担心法律不能被公众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