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里夫金德和斯特劳中招是因为他们在媒体记者的“钓鱼调查”中毫不掩饰地明码“开价”，索取半天5000英镑至8000英镑如此巨额的酬劳。然而，这并不是议员第一次曝出如此丑闻，媒体已将他们称作是群“标价出租的政客”……
“贪吃”的“被钓上钩”
这次“恶作剧”的主角是英国《每日电讯报》和英国第四频道。
两家媒体的记者假冒打算在欧洲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员工，对分属多数党保守党和主要反对党工党的12名资深议员展开“钓鱼调查”――邀请他们竞聘该公司职位。
按两家媒体设定的“剧情”，公司自称“不差钱”，如今想要聘用“有影响力的英国政治家担任公司顾问”。第四频道说，12名议员中，“半数人未作回应；一人表示想要实地深入了解这家公司，于是他们放弃进一步行动；一人表示不太感兴趣。在其余（四名）议员中，斯特劳、里夫金德‘挺身而出’。”
这部名为《标价出租的政客们》的采访纪录片已于今年2月23日向公众播出。视频中，里夫金德和斯特劳均表示如果得到一定程度的报酬，可以向“中国公司”提供顾问和引见服务。里夫金德夸口说，他能“有效联络”到英国派驻世界各国的大使，还称“没人给我发工资，我得自己挣钱”，按照他的报价，他工作半天的酬劳“一般在5000英镑至8000英镑之间”。斯特劳也声称，他曾在得到6万英镑酬资后，利用“雷达监测不到”的影响力帮助改变某项欧盟规则。他的报价与里夫金德相似，“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我发表演讲或做类似的事，每天酬劳是5000英镑”。
丑闻曝光后，社会一片哗然。许多民众说，这是英国政治的耻辱。
其实，像这样的“政治耻辱”发生已非一次两次，可说是“顽疾”。
早在1990年代的梅杰政府时期，就发生过“有偿游说”丑闻。1993年，街谈巷议盛传一些议员在收钱后代提议案和替商人获取情报。为弄清真相，《泰晤士报》派出两名记者在1994年秋打扮成药商，相继“敦请”10名议员在议会上替其药品生意说话，并且许诺每提一个问题将给予1000英镑的报酬。令人吃惊的是，竟有六名议员欣然赞同这种官商勾结的交易。几天后，果真有两名议员就药品问题向福利部长提问，而他们暗地里已收下了“药商”所开的两张1000英镑支票。丑闻曝光后，全国一片哗然。遗憾的是，这样的“一片哗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着。
这一年，《泰晤士报》也再次出手，记者通过暗访发现两名前内阁大臣涉嫌利用政府关系和个人经验为企业与官员“牵线搭桥”，为企业游说，并从中牟取私利。然而，接二连三的丑闻曝光并没有“吓退”议员们，还是有议员屡屡“上钩”。
2013年，《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再次“钓鱼”，不幸得很，多名议员“吞下了诱饵”。
这年6月5日，《泰晤士报》记者假扮韩国的一家太阳能公司人员，接近北爱尔兰统一党议员约翰・雷尔德、工党议员布莱恩・麦安哲和杰克・坎宁安，“钓鱼调查”显示三人都十分痛快地表示愿意利用他们在议会的权力和关系，向这家公司“提供帮助”，以换取金钱回报。
在这两家媒体联合行动中“中招”的还有议员帕特里克・莫瑟。英国广播公司节目显示，记者谎称他的公司因为不良的人权纪录，被英国政府制裁，莫瑟同意在接受报酬的情况下，帮助对方向议会提问，取消制裁。讨价还价时，莫瑟对记者说：“我对此类事宜收费不多，通常半天500英镑，所以一天1000英镑吧。”记者拿出一份为期两个月、每月工作两天，共计4000英镑的假合同，莫瑟欣然签署。记者还希望莫瑟说服19名同事参加斐济的一个多党派议会集团APPG，并以此为借口出游国外。对此，莫瑟也非常热心，称已经说服了18名议员加入APPG。录音中，可清晰地听到他说：“我要否认这是一种贿赂，但这的确是贿赂……这种东西我可以告诉那些家伙，我可以私下悄悄地说。”《每日电讯报》事后公布了名单，包括议员兄妹工党内政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瓦兹及其妹妹瓦莱丽，还有工党议员布雷热、汉密尔顿和保守党议员费尔德……
民众对此自然感到非常“恶心”。企业主德武・普莱尔在谈起这些丑闻时，有种“遭背叛的感觉”，他说，“议员受人信任，但却滥用了这种信任。”当然，这也“消耗”了议会和体制的威信。英国自民党负责教育的发言人斯蒂芬・威廉姆斯说，“议会的声誉被那些缺乏职业道德的议员逐渐消耗。一些议员让整个体制蒙羞。”
“压力”的“持续增加”
当然，这些议员都是“人中之龙”，尽管丑闻曝光，整个社会一片哗然，民情汹涌，然而，他们就是不承认以权谋私，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过错。
2013年“中招”的几名议员事后都为自己抬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坎宁安甚至辩称“接招”是为了“证实对方是由记者假扮的怀疑”。瓦莱丽则称“畅游”斐济是由于“对人权和民主问题感兴趣”。同样，今年“被钓”的里夫金德和斯特劳也坚称“没有做错”，否认违反议会行为准则，甚至频频接受媒体采访。里夫金德接受采访时说，“我没有答应任何交易。当时只是初步讨论，我根本不是在谈条件”，坚称关于他以权谋私的说法“毫无根据”。不过，当有人质疑他作为议员每年领取6.7万英镑薪水，他承认，在谈话中声称自己不拿工资，确实是“说了傻话”，但又说，“我当然领取了议员工资。但我当时是指商业利益，在该领域我不拿工资，而是根据所提供的服务领取报酬”，他甚至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并指责记者设圈套获得的所谓钱权交易指称完全是“莫须有”。斯特劳也否认以权谋私，说议会设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规定”用于规范议员行为，他“绝对完全遵守了”议会的各项规定，并声称“我落入陷阱”，自己遭人“断章取义”。
但是，碰上在英国素有“第四权力”并且以监督甚至让政客出丑为“己任”的媒体，也活该是这些贪婪的议员“倒霉”。像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等媒体对“钓鱼调查”可说是乐此不疲。
也许，这是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在为公共利益而“极尽所能”甚至“挖空心思”地监督政客。《每日电讯报》首席政治评论员本尼迪克特・布罗干就说，“新闻业的一个伟大定律是，只要你透露的信息是可信的、符合公众兴趣的，就不要管它来自何处。”虽然这会被“中招”的议员反唇相讥，指责媒体是在“设陷”甚至是“陷害”。博弈也不可避免。2012年，就有游说公司向英国媒体规制部门报业投诉委员会投诉《独立报》的卧底调查。好在报业投诉委员会坚持了媒体伦理和监督原则。它在裁定中表示，媒体从业者出于对公众利益可以使用设套、卧底等手段进行调查，称“调查报告显示出这些议题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而并非出自党派利益的攻讦”。显然，它认为这是媒体在反腐败，维护公共利益，并据此维护了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利。
总之，媒体的“卧底调查”或“钓鱼调查”将肯定会一如既往，仍然是乐此不疲地开展，而且也肯定会继续葬送那些“上钩”议员的政治生命。这一方面显示，在英国，“第四权力”可以如此“任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英国社会对涉及不法捞钱的政客几乎是零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