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中国贸易模式转变的历史过程入手，通过阐述东南亚国家贸易战略所取得的成就和美日贸易的现状，说明了中国对外贸易只可能走经由出口导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而渐次过渡到依靠规模经济、一体化和行业内贸易的发展模式。还对当前西欧经济现状的认识误区进行了驳斥，肯定了西欧的贸易模式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中国贸易战略模式转变的最终目标。
论文关键词：贸易模式；出口导向战略；行业内贸易；规模经济 一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国际贸易的现状大致是，西方发达国家全面进入垄断期，国际市场实际上成为资本无限追逐利润的场所，战后相当长时期内，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地区一直是发达国际原料供应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基本上是依靠自身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相对优势来和发达国家进行贸易，那些资源和劳动力，加上技术各方面的绝对量都比较贫瘠的国家，在贸易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总体收入方面的显著弱势，并导致了巨额外债的产生。最终反应到国内是分配的不公平。
中国一直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相对密集的国家，随着市场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开放，这种现象还会在中国存在一段时间。中国建国以来的发展历史按照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夕，国际贸易总量很少，劳动力和资本基本不流动，也没有将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挥到世界贸易的过程中；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1992年建立全面市场经济体系的开端，这一时期中国逐步开始将自身的这一比较优势发挥出来；第三阶段是1992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一段时间，是中国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动，国际资金和技术开始全方位进军中国市场的肇始，“中国制造”在国外也如雨后春笋般急剧涌现出来，并表现出了这些商品共同的价位低、附加值低等特点；第四阶段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至今，中国的市场进一步深入开放，进一步对国际资金放松了限制，对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扩大土地使用面积和使用效率，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放宽，以及海外投资的持续增加。
这些说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一步步将自身的比较优势展现出来。 但中国在发挥比较优势和收入总量上升的同时，也付出了分配不均的代价。
这种分配不均体现在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主要是从事高技术、重化工行业与农业、手工劳动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沿海朝阳产业部门与内地夕阳产业部门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以及同一企业内部不同工种之间收入分配的差异。中国采取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取比较优势利益，而是以外资和高技术（包括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为先导，逐步从产业链的低端迈入高端，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设计，实现科技成果到生产力的快速有效转化。
历史上东南亚国家大多采用出口导向型战略，最早开始这一贸易战略的是日本，经过战后数十年，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发展，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低投入、高收益、规模化的趋势，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转变贸易模式，加入了快速增长的行列，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迅速的增长又一次发生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这些国家统称为HPAEVs，除了中国而外，HPAEVs都曾在不同时间爆发过经济危机，如日本在1989年的泡沫经济崩溃，其源于日元的被严重高估，国内房贷和股市的虚高和国际游资的突然撤离；墨西哥虽然不是亚洲国家，但发展模式基本遵循东亚模式，并在1995年遭受了同样的经济危机；最大的一波来自1997年波及到几乎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导致了新马泰等国和东亚新兴经济体经济一夜之间倒退十年。
中国之所以受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冲击较小，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金融开放度不大，生产要素的流动也还很小，而不是因为中国金融管制体系和预警机制的完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尽管从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中国一直奉行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战略，但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说“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几乎已转移一空，高投资率开始出现回报递减的趋势。
”尤其是“这个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些潜在的严重问题。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大型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大量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
”这是一方面的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全。需要提及的是，东南亚国家之所以经历这些危机，其原因固然在于金融层面的过度开放与国内金融监管的步伐错位，以及对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利用不科学等原因，造成国内投机行为猖獗，资产泡沫形成，使得国际游资有机可乘，但这是所有后起的工业国家在转变贸易战略的历程中所必须忍受的痛苦，这些危机过后，东南亚国家经济依然保持了强势增长的势头。
有数据显示，泰国的GDP增长率从2002年开始一直在5%以上，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局(National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Board)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增长率为6.9%，2011年为6.2%，2005年为6.5%。而泰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总量也获得了稳步提升。
泰国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遭受损失最大的国家，这个例子很具有说服力，由此可以想见其他的HPAEVs国家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程度。东南亚诸国在危机中其国内经济实力可以倒退十年，但恢复起来却无需十年的时间，这进一步说明了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正确性和优越性。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背靠中国大陆的我国香港和台湾，大部已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且在危机的处理和经济恢复过程中广泛积累经验，从而成为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 按照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当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和生产的机会成本方面存在差异时，有可能双方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但是还有一种贸易发生的可能性，就是双方的生产规模大到边际收益递增的程度，也就是产生了规模报酬递增，伴随而来的是边际成本递减，也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各自的收益。
东亚国家的先驱日本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了国内各种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经营，日本目前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已经变成了中国，美国退居第二位，但是和两国的贸易模式却有显著区别。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当两国都在某一行业（比如制造业）上实现了规模报酬递增的目标后，通过水平一体化结合成一个超大型行业，这个行业通过生产略有差异的产品，实现了行业内贸易，这是美国和日本的主要贸易模式。
而中国和日本则主要通过行业间贸易。除了制造业以外，美日两国农产品贸易也建立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一体化的基础上。
在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日时，首次提到“中日贸易结构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移”（中日贸易摘要），但只限于那些吸收日资较多和时间较长的企业和地域。固然日美两国间相似的资本-劳动比例决定了两国将更依赖于行业内贸易，但这是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和梯度转移的必然结果，它使得日美两国的收入分配趋于统一，一体化进程也大大加快，为实现自由贸易协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相较而言，中日两国离自由贸易还相当遥远。行业内贸易的现状是：“大约1/4的世界贸易由产业内部的双向贸易构成。
在发达国家的制造品贸易中，行业内贸易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这些贸易占据了世界贸易的大部分”。通俗地说，通过国际贸易创建一个一体化市场，而不是各国内生产好了再拿来卖。
但各国生产的又有细微差别，这便是行业内贸易。生产的规模化，行业内贸易不仅带来了较大市场中更多的厂商，且每个厂商都有更大的销售量；另外，消费者也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获得更丰富的商品。
在图1中，CC曲线为厂商的成本线，其定义由等式：AC=F/Q+C=n•F/S+C给出，F为固定成本，Q为产量，c为每单位产量的平均成本，n为厂商数量。考察这个等式，我们会发现，对于给定的厂商数n，随着销售量S的上升，平均成本会下降。
原因在于，当厂商数不变而市场发展时，各厂商的销售量会上升，而平均成本下降。因此，若我们比较大、小两个市场，就不难看出较大市场的CC曲线位于较小市场CC曲线的下方。
而图中的PP曲线表明厂商定价与厂商数的关系，其定义由等式：p=C+1/（b•n）给出。这个图粗略的反映了市场规模的扩张所造成的长期均衡状况，最初，均衡点在1，价格是p1，厂商数为n。
当以行业销售量衡量的市场规模扩大后，CC曲线由CC1下降到CC2，而PP曲线没有变化，新的均衡点为点2，厂商数由n1变为n2，相反，价格从p1降到p2。很明显，消费者宁愿处在大市场的一个小部分，而非一个小市场。
在点2，消费者能以比在点1更低的价格获取种类更加丰富的商品。 除了日本以外，其他HPAEVs国家也正在朝这个目标迈进。
而是否能够发挥好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优势是能否顺利过渡到这一贸易模式领域的关键。中国若一再重蹈覆辙，其后果总体上比东南亚金融危机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损失大得多。
美日间的行业内贸易模式形成的比较晚，实际上这种模式在西欧国家早已成熟并成功运行了很多年。1954年成立的欧洲5国建立的煤钢共同体将煤和钢铁工业的生产纳入一体化的范围，是西欧自二战后首次建立工业共同体，这个协议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将欧洲两个宿敌德、法两国间的军火主要物资统一起来，起到遏制战争再次爆发的作用，这恰好更有力地推动了行业内贸易的形成。
到20世纪90 年代，欧盟25个成员国基本上实现了各个行业的一体化生产经营，尤其是高科技和重工业领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总部在法国，而分部遍及西欧各国的空中客车公司，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内最早从事数字通信技术研究的骨干之一邬贺铨在他的文章《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中国“五化”之路》中列举到空客340的例子，该机型“机头黄色的部分在法国生产，蓝色的部分在德国生产，机翼红色的部分在英国生产，绿色部分是西班牙生产的，还有比利时生产的，五万多员工分布在16个工作城市”。
这些零件在一个公司内部的国际贸易，同时也是行业内贸易实现了边际成本递减和规模报酬递增，使西欧各国都获得了超额利润。西欧发达国家如今的经济实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早地实行了这种贸易战略，这也与传统意义上西欧国家的资本-劳动比例和机会成本就比较相似有关。
笔者这里提出西欧国家这个例子，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贸易模式对中国的启示。最近一段时间盛行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西欧国家的高福利水平固然是建立在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的基础上，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这是一种变相的掠夺，将自身高福利建立在中国等国的低工资和低福利基础上。
如果是这样，首先得益的是西欧国家的老百姓，而大量“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涌入西欧市场，使得西欧国家自身的民族工业在冲击下受到一定损失后又享受到国家的优厚补贴。这个论调的结论很关键，就是说倘若中国最终到达了产业链条的顶点，会使得西欧国家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必须老老实实地从事繁重的劳动，也就是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完成的那一天，便是西欧国家社会福利将要大打折扣的肇始。
然而，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当然，依靠石油立国的富国，如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则另当别论，它们的发展轨迹、产业结构现状以及劳资比例都是不能以常规来判断分析的，很难说一旦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枯竭会不会出现经济的硬着陆。
而西欧国家不同，大多数西欧国家走完了产业结构梯度转移的整个过程，实现了依赖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而不是靠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规模经济，技术和管理模式的自主研发能力很高，西方发达国家间技术转让门槛也很低，这是规模经济的必然结果，同时反过来又推动了生产的规模化和一体化进程。因此，西方国家产生高福利，高失业保障水平，对教育、卫生和各项公共事业基本免费等现象，并不是因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不等价交换，因此也不会实现经济硬着陆，其结果是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更多产业的规模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并用这种贸易模式逐渐替代传统贸易模式。
当然，这种发展方式是一种理想状态，某些产业从比较优势贸易转变至规模经济贸易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短期利益分配不均。举英法两国的玉米简单说明之，在短期，由于一体化后玉米共同价格比此前两国的各自定价都要低，这时原来在生产玉米这类农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法国农场主就会相应承担一部分损失，但这只是暂时的损失，从长远看，法国农场主会因为生产的规模化，边际成本的递减等最终超过一体化之前的总利润额。
而在这个过程中，英法两国消费者可以消费到数量更为庞大，且种类也更为丰富的廉价玉米。 综上所述，中国的贸易战略也必然走传统贸易模式或主要是行业间贸易的模式向行业内贸易及一体化过渡的道路。
由于历史、文化和经济现状等原因，中国很多传统优势产业很难与周边国家达成一体化框架协议。中国加入WTO是一个促进贸易模式转变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但由于部分行业贸易模式转变的短期阵痛很可能触发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业方面长期隐藏的问题，导致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因此一定要因势利导，强化国家的资金支持和优惠政策，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资金监管力度，拓宽资金流通渠道，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逐步降低直至取消贸易壁垒。
另外比较重要的就是要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并举，利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提高先进技术和管理在所有产业中的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