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中美贸易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出现加工贸易、转口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这三种贸易方式的出现都使得产品价值增值链发生变化，进而改变中美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格局。
【论文关键词】 中美贸易失衡贸易方式影响分析 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加速了境外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也促使全球产业资本向中国转移的步伐加快。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同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相结合，在中国接受产业转移并成为世界重要生产基地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发生了如下三种显著变化:一是由于东亚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下降，使得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举转移至中国，促使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为重要的贸易方式;二是在东亚生产基地转移过程中，由于香港的地缘优势和宽松政策，产品仍然依赖于传统的销售渠道，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等传统市场，促使香港转口贸易在中美贸易中的比重迅速增加;三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量迅速增大，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迅速增加，使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正是这三种贸易方式的出现，使得中国向美输出的价值被夸大了。
一、加工贸易与中美贸易不平衡 1.“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外国制造”的成份较大 2005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4164.8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额的54.7%美元，加工贸易已经超过一般贸易而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方式。与一般贸易中的商品单向流动相比，加工贸易中的商品往返流动使得确定产品的“归属”这样一件看似简单的事变得复杂起来。
在大量贴有“中国制造”标签的出口产品中，包含很多诸如“日本制造”、“美国制造”的外国的零部件。据中国统计，每出口100万美元的产品，就需要进口50万美元的零部件等中间材料。
一台贴有“中国制造”标签的电脑中，主要零部件都得依赖进口，真正在中国创造的价值仅占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正是中国加工贸易中的“两头在外”的特点，使中国贸易呈现“大进大出”的特点，即为出口而进口大量原材料进行加工，从而使得中国的出口加工产品中包含有大量“日本制造”的成份，甚至是进口国——“美国制造”的成份。
2.“中国制造”的产品中“中国人制造”的成份较少 在确定产品“归属”时，有必要分清“中国制造”和“中国人制造”的概念。“中国制造”以出口金额表示，而“中国人制造”则以加工增值率表示，计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表示真正在中国创造的产品的附加值。
由于出口加工产品除去支付进口外国中间材料费用以后所剩无几，因此以出口金额表示的“中国制造”的规模，与实际中国人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和外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仅仅扮演着外国公司的加工车间的角色，处于从属地位，没有生产决策权。
加工贸易已成为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数据显示，外资企业的加工增值率为45%，低于内资企业的62.6%。
当外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增值率较低时，意味着外资企业所生产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中“中国人制造”的含量较少。因此由外商投资企业推动的加工贸易的发展，虽然在出口的“量”上实现了扩张，但出口加工的“质”并不高。
3.原产地标准进一步夸大中美贸易逆差数额 目前，各国依然根据产品是否经过实质性加工作为评判商品原产地的主要依据，即原产地原则。在中国企业加工增值率较低的情况下，按照原产地原则，将中国出口加工的产品全部计为中国出口，相当于将其他国家所创造的中间产品的价值全部记在“中国”的账上，无疑存在着对实际利益分配关系的掩盖和扭曲。
在中国出口加工过程中，中国大陆境内获得的产品价值链中的价值增值部分很少。这种以是否经过“实质性加工”为标准的原产地原则将加工贸易产品的价值都记为原产国——中国的出口，不仅夸大了出口国的出口规模，更容易掩盖国际贸易中实际的利益关系。
正是这种建立在原产地规则基础上的贸易统计方法，在加工贸易成为中国主要贸易方式的情况下，虚夸了中国的出口规模，使得中美贸易逆差数额虚高。
二、转口贸易与中美贸易不平衡 香港从事转口贸易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香港的金融、保险、资讯和海运等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十分发达；同时作为一个自由港，商品输入输出基本不受限制;又与欧美和亚太地区有着传统经贸易关系，这使得香港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历史资料显示，中国出口中的一半需经香港处理，而在对美贸易中，这一比例可达70%。
实际上香港主要是通过做中美两家的生意来“吃饭”。在香港的总出口中，转口贸易就占了80%～90%。
如果香港转口贸易只占中美贸易的很小一部分，我们也许可以将其忽略不计。但实际上，香港转口贸易在中美贸易中占很大比重。
1999年～2005年间，香港每年对美国转口出口有近3000亿港元，即300亿～400亿美元(这里按HKD7.80=USD1.00的汇率计算，下同）。中国内地和美国是其两个最大转口来源地和市场。
据统计，1999年～2003年间，香港将美国商品转出口中国大陆的金额平均为53亿美元，香港将中国商品转出口美国的金额平均为303亿美元，从商品在转口过程中的增值程度看，中国商品经香港转口增值幅度则平均高达26.40%，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美贸易平衡的计算准确度。由于中国内地商品经香港转口至美国时， 由于商品性质未发生重大改变， 仍标明为“中国制造”， 美国海关根据原产地规则便将其视为自中国内地的进口。
假设中国大陆出口货物600美元时只知道货物最终运往香港，因此其贸易统计为“出口香港600美元”，香港对来自内地的货物改换包装，再出口到美国，货值由进口的600美元增殖到800美元。美国根据原产地原则判定货物原产于中国，其统计为“自中国进口800美元”。
这样，将中间商在转口过程中的增值部分记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上，无形中夸大了中国的出口额，从而使得中美贸易不平衡被夸大。
三、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与中美贸易不平衡 1.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已成为中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简单地以外商投资企业作为跨国公司子公司， 其进出口占全部进出口的半壁江山， 而且逐年增加， 由1994年的28.69%增加到2005年的58.3%，其中相当部分是公司内部贸易。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与其美国母公司之间的商品内部贸易稳步增长，1992年美国在中国的子公司从美国的母公司的内部进口仅占全部中国从美国进口的4.9%，出口到美国母公司占中国出口到美国10.5%，而在2001年在中国的子公司从美国母公司的进口所占的比例上升到13.0%，对美国母公司的内部出口也上升到18.1%。
中国和美国内部贸易的结构是内部出口高于内部进口， 即美国在华的子公司具有较强的出口倾向。 2.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扩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 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改变了两个数字：一个是自中国输往美国的价值被夸大。
由于美国跨国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在华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所生产的产品再对投资母国——美国的“返销”出口。这些产品属美国公司自己生产，而现行的贸易统计却将此归为自中国出口的产品，即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形式将此部分价值转计在中国的账户下。
据统计，超过一半以上的中美贸易增幅是由美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实现的。在中国40家出口企业中，10家是美国大公司。
戴尔电脑、沃尔玛、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等美国大公司均是对美出口的大户，其中仅沃尔玛一家就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量的10%。 另一个是自美国输往中国的价值被忽略。
在海外投资的跨国公司分公司在当地的销售实际上有很强的出口因素，出口贸易通过本国产品输出到国外市场从而获得收入及利润。从这个角度来考察， 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具有与出口贸易相同的实际效果。
大多数在华运营的美国公司的投资目的是在东道国的国内市场销售。如果我们将跨国公司的“出口”因素考虑进来的话， 那么中美贸易逆差将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美《商业周刊》载文指出，自1994年～1998年， 美国跨国公司所属的海外子公司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生产销售， 但并未包括在美国的出口统计数字中。 3.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虚增”了中美贸易不平衡 当产品的全部生产经营环节都是在公司内部进行的，即国际贸易演变为公司内贸易时，转移价格手段是跨国公司实现利润转移的有效机制。
转移价格作为公司内部贸易的价格，不是一种按照供求关系的变化所形成的市场价格，而是一种服务于一定的公司目的而用行政手段形成的划拨价格。由于存在对产品性能、产品技术含量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在华子公司很容易以高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购买跨国集团为之提供的零部件，或支付高昂的技术转让费和商标使用费，再以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将制成品输送给跨国公司。
比如，我国出口一台售价32美元的DVD，生产成本13美元，而支付外国公司专利费竟高达18美元，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只有1美元。苹果公司现在的主打产品mp3播放器iPod，售价差不多265美元，其中中国公司的利润大概只有4美元，设计芯片的公司利润是5美元，苹果公司的利润是65美元。
因为iPod的成功，过去一年苹果公司的股票价格从21美元涨到64美元。在中美贸易统计中，美国从中国进口iPod使得美方逆差增加了15亿美元，而这15亿美元的逆差给美国苹果公司带来的是160亿美元的利润。
这样，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的办法实现利润的转移，并使得中国子公司在产品价值增值链中所占份额进一步缩小，从而“虚增”中美贸易不平衡。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一国的出口商品很可能不是“本国企业”生产的，而是外国甚至是进口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即国际贸易所交换的远不是单个国家生产的产品，而是跨越国界的“世界性产品”。
按现行的国际贸易统计标准，显然难以准确计量国与国之间的资源和商品的流动状况。简单来说，加工贸易、转口贸易及公司内部贸易等三种贸易方式，掩盖了中美贸易真实的经济关系，歪曲了其真实利益分配格局。
参考文献: 朱延: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曹乾何建敏: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额的重新估算——兼析美中贸易巨额逆差的原因[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9月 马永驰季琳莉:从“微笑曲线”看“中国制造”背后的陷阱[J].统计与决策，2005年第10期 原玲玲:应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政策选择[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