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表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仍然集中表现为内外经济失衡，流动性被动过剩，进而导致投资继续扩张，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经济风险进一步增大。 表面来看，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增长过快，热钱流入加速，外汇储备增加过多，汇率升值压力增大，似乎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在内而在外，是短期总量失衡，而非长期结构失调，是宏观政策不当，而非体制安排扭曲。
其实，非也。国内问题是本，外部压力是末；总量失衡是表象，结构失调是实质；政策调节需要加强，但政策效应取决于体制安排是否合理。
切莫是非混淆、轻重易位、本末倒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这种偏向。
在长期实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和不同的改革开放力度的激励下，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其产品产量的增长大大快于非贸易品部门的增长，导致国内产业结构失衡，是出口快速增长和顺差持续积累的基础。长期以来，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一直远远快于服务业的增长，特别是近几年，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都保持在16%以上，今年上半年甚至超过了18%，而制造业的增长率更高，超过了20%，其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增长超过了全部工业和制造业；而服务业的增长率只有10%左右。
在大量生产能力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如果国际市场需求依旧强劲，而国内市场又不能消化和容纳，出口的高速增长就是无法避免的。 产业结构失衡，是因为利益分配和激励存在着扭曲。
如果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做一简单的计算和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1999-2003年，国内消费的比例从61.4%下降到57.1%，而储蓄却从38.6%上升到42.9%。过高的储蓄率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加速，另一方面造成和加剧经济结构失衡。
要知道，国外部门的储蓄占全部储蓄的比例也从3.9%提高到7.4%，说明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储蓄，自己没有也不能利用，而是转化成了外国人的投资。 在国内储蓄结构中，居民储蓄从48%下降到42.2%，企业储蓄从37.1%下降到36.1%，而政府储蓄却从14.9%提高到21.7%。
提高了将近7个百分点。近几年这种走势仍在继续，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趋势在增强。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既是依靠政府推动的，也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而政府、投资和出口又是密切相关和相互影响的。政府推动主要甚至只能通过扩张投资，而投资的快速增长扩大了生产能力，解决了出口品的供给问题；反过来，出口增长和顺差扩大，增加了流动性，为投资增长提供了资金来源和利益激励。
这种情况与不同部门的收入增长是相适应的。近几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不到10%，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只有5%左右，而政府税收却以20%的速度增长，企业利润的增长也很快，2005年超过了20%，2006年达到了30%，今年上半年超过了40%。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对经济增长的短期约束不大，而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快速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反过来讲，也是如此，即政府和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这却是以结构失衡加剧和经济持续发展条件的丧失为代价的。就以太湖蓝藻污染等日益加剧的环境危机为例，其根源也不是某些文章所讲的政府失灵，而是政府间恶性竞争加剧所致。
在目前的财税分配体制下，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是高度相关。而企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主要不是企业效率提高的结果，而是成本、价格、财政、金融等扭曲的产物。
因为，在各种经济机制合理的情况下，创新企业获得高额利润是正常的，而所有企业的利润是不可能大幅度增长的。所以，目前如此高的企业利润增长并不值得庆幸，倒有很多值得忧虑之处。
首先，出口增长快是因为出口价格低，而出口价格低是由于机制扭曲，很多成本没有计入或者计算不足。工资低，工厂的劳动条件和安全条件差，劳动成本计算不足；资源产品价格偏低，能源原材料成本低估；土地由政府征收和供给，地价偏低；利率管制，资金价格低；污染严重，环境成本没有计入等。
这一切就会使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尽管汇率不断升值，尽管国家调低、甚至取消了一些产品的出口退税，但出口依旧继续增长，其原因就在这里。就此而论，如果不从价格机制的合理化入手，能否像某些人预测的那样，下半年的出口增长会明显减速，看来还不一定。
其次，有人根据汇率升值而出口不断快速增长的现实，否认汇率调整对出口的影响，意在反对汇率升值。笔者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而是明确支持扩大汇率升值幅度的政策操作。
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诸多价格扭曲的情况下，名义汇率升值的效应是很难显现的，前述因素首先抵消的是汇率升值的政策效应。更何况，你不可能一步升值到位。
因此，与其单纯从外部调整名义汇率，使外部真实汇率升值，不如同时从国内放开和提高那些受管制而低估的价格，使内部实际汇率升值。因为单纯的名义汇率升值是一种货币政策的总量操作，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仅隔着一层，需要借助于某些传导环节，而且其效应是短期的，其所潜藏的外部风险也不容忽视。
调整和放开国内被管制的价格，是经济机制的改善和合理化，其影响是直接的、长期的和根本的，同时也会改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使宏观政策操作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当然，这样做有可能使国内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但其中有些选择也有紧缩作用，如提高利率。
其实，在汇率升值和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不让一般物价上涨，必然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虽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也许对当前经济运行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但其风险和遗患将会在以后显现。
所以，这里有着多重选择。任何政策都是既有利，也有弊，没有免费的午餐，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从目前情况看，也许内外同时调整以内部调整为主是利大于弊。 再次，从机制改革和逐步放开要素资源价格入手进行体制和政策调整，其最大的好处是使价格反映真实成本，给人们的经济决策和资源流动提供一个真实的市场信号，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经济调节作用。
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真正转换的基础。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讲了多年，为什么转换不了，关键不在于重视不够，而在于机制扭曲，口要转，心不转，手更向着相反的方向用力；你要我转，我不想转，不转比转更有利；因而，大家都讲转，而实际谁也不转。
这就是现实。我们迷信于权力，迷信于政府管制，迷信于首长负责，以为靠此就可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
其实，在这种问题上，权力是无能为力的，管制必然事与愿违。相反，权力介入得越深，管制越多越细，机制扭曲就越大，转换就更难。
最后，既然机制扭曲和资源要素价格偏低是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为什么不能改革价格机制，调整和放开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很多人认为是从老百姓利益出发，使人们免受通货膨胀之害。我们不否认这种考虑。
但是，这种考虑究竟占据多大份量，在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词背后，是否也有着既得利益集团的作用。如果看一看企业利润的构成也许不难明白。
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是由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垄断的，2005年，该行业国有部门的增加值占全行业工业增加值的88.94%就是最好的证明。是年，该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和利润分别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7.74%和17.6%，但是，其国有部门的利润却占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的42.08%，除了所得税以外，利润全部留在企业。
近两年的情况基本如此。这样说来，石油和天然气涨价岂不对垄断企业更有好处。
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些部门产品价格的改革，决不是个简单的放开价格和涨价的问题，而首先是其资源收益国家有没有征收的问题。
征收资源税和涨价都有利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也有利于抑制垄断部门对经济生活的为害和对大众利益的侵占。由此来看，即使是去年消费物价上涨很小的时候，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迟迟不动，就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替老百姓的利益着想，也许主要是垄断集团的利益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