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纷繁复杂的经济问题，可以从看似简单的一些经济学基本范畴、基本关系入手。我们对许多热点经济问题莫衷一是，往往在于基本范畴、基本关系不清。
许多具有一般性抽象性的基本范畴、基本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表现，但澄清基本范畴、基本关系对于经济决策和宏观调控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这里结合对几个基本范畴的思考，提出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以期有助于完善宏观调控。
一、宏观和微观 经济分析中区分宏观和微观，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微观经济学研究企业和个人等个别经济单位的行为，宏观经济学则着眼于对经济总量和经济整体行为的研究。
这是一般的经济学道理，但对于宏观调控而言，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微观上合理的行为宏观上可能并不合理，微观形势好并不意味着宏观形势也好。
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宏观与微观混淆，闭经济调控包罗万象，既涵盖了宏观层面，也囊括了微观活动，实践证明是不合理、不成功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宏观与微观的区别，在经济分析和宏观调控中尤其需要有宏观眼光。
首先，要把宏观调控主体与微观经济主体区别开来。企业和个人属于微观，中央政府属于宏观，这是没有疑义的。
关键在于明确，地方(包括省一级)和行业都不是宏观，即使广东的GDP总量已达到3000亿美元，新疆的国土面积有165万平方公里，均超过许多小国，但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讲都是局部或微观，只有国家或国民经济才是宏观。因此，一些地方讲要加强宏观调控，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合适不准确的，尤其不宜简单地从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范围出发自求总量平衡，如钢铁消费大省为了生产与消费平衡而不顾条件大上钢铁厂，原料生产大省为了平衡上下游产业而不顾条件大上加工厂。
可以说，宏观调控是中央的独有职责，地方、行业、企业只是从局部的、微观的、个体的角度来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 其次，要把对经济形势的宏观判断与千差万别的微观状况区别开来。
投资方面的例子很典型。目前中国投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化现象，在经历了过去的投资高潮后，目前东部沿海一些地区的投资增长有心无力，如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的投资增幅只有10%左右，而中西部一些地区的投资增长则异军突起，近几年内蒙古、吉林和安徽的投资增幅先后达到50%甚至更高。
对投资形势的判断自然会存在较大差异，一些沿海地区可能会说自己的投资增幅很低，没必要调控，而一些中西部地区可能会说自己的基数很低，也不应当调控。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固然需要考虑微观主体的不同情况，但更应当避免在差别很大的微观情况面前举棋不定、无所适从，更应当坚持从宏观的、全国的角度清醒看待投资形势，正确做出调控决策。
最后，要把宏观上的利弊得失与微观上的利弊得失区别开来。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新现象是，钢铁、有色金属等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不仅在国内有很大的市场，而且在国外也找到了新的“广阔”市场。
在2006年生产和出口大幅增长的基础上，2007年以来继续呈现生产和出口大量增加的趋势。从钢铁等企业和行业自身看，似乎存在一个良性循环：从扩大投资开始—首先扩大生产能力—然后扩大生产—在国内市场容量不足时扩大出口—扩大外汇收入和利润—然后再扩大投资和生产。
但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钢铁等“两高一资”产品不断扩大规模实际上导致一个恶性循环：这些行业过度扩张投资推动整个投资增长过快—这些行业扩大生产和出口推动经济增长过快—加重国内能耗和污染—助长贸易顺差过大和流动性过剩—形成资源性产品过度依赖进口的局面。这是微观上合理、宏观上不合理的一个典型案例。
可见，区别宏观和微观对于判断形势和宏观调控的意义非同小可。
二、供给和需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曾引用一句名言：你甚至可以使鹦鹉成为一个博学的政治经济学者——它所必须学的就是“供给”和“需求”这两个名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任何经济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恐怕都离不开供给和需求。
房地产市场也不例外。近年来政府对调控房地产市场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其力度之大、频度之高，是少见的，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要稳定住房价格，二是要优化住房供给结构，增加价位低的普通商品住房，但这两个目标都还没有很好实现，与广大居民的愿望和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其实，促进房地产市场均衡和价格稳定，从最基本的方面看，无非是扩大供给和调节需求两条，这是极简单的原理。分开来看，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和硬约束，决定了住房供给必然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这种情况下，住房供给结构状况就十分关键。既然市场力量驱动大户型、高价位住房供给，抑制小户型、低价位住房供应，而很大一部分居民的需求是小户型、低价位住房，表明在住房市场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市场失灵，政府应当填补这一空白，但实际上政府长期缺位。
从住房需求看，可以分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投机需求三类。本来应当在首先满足当地居民的住房消费需求之后，再逐步满足投资和投机需求，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各地政府的利益驱使之下，三类需求同时膨胀，导致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挤占了消费需求，并大大抬高了消费需求的成本。
同时应看到，在购房需求之外，还有大量的租房需求，但当初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要求所有居民都要买房，没有为住房租赁市场留下足够的空间，也造成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位。据此，理顺住房供给和需求关系的政策趋向是：在供给上，明确要求各地政府在一定时期内重新成为中低价位住房的直接和间接提供者，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以弥补市场失灵；明确实行租售并举的方针，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最终可能会形成租房与购房比例大体相当的市场格局。
在需求上，优先保障真实消费需求，严格限制投资需求，坚决遏制投机需求。在住房供给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合理调节需求是关键。
如果不限制不合理需求，如果需求是个无底洞，那么住房价格永远不可能得到有效抑制。总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理解供给与需求是一把总钥匙。
三、总量与结构 经济中的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各有其独立性，也存在相互联系。总量矛盾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结构问题，甚至在本质上是由结构问题引发，因此，解决总量矛盾的关键常常在于调整结构。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过去30年出现的几次经济总量过热，多数是由投资膨胀引起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失调和总量矛盾的显现同时并存。1993年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投资增长61.8%，投资率从1991年的34.8%上升到1993年的42.6%，达到一个历史高峰；消费率则从62.4%下降到59.3%。
前几年中国出现经济增长“偏快”，同样由于投资增长过快引起，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更趋失衡。2003年投资增长27.7%，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11年的43.2%，达到另一个历史高峰；消费率则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5年的51.9%。
另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例子是，2006年在节能减排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结果有些令人沮丧，没有完成年度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关键在于产业结构“恶化”。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缩减的份额，不是由第三产业所填补，而是由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所填补，在工业中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更是遥遥领先。
2001年到2006年，GDP中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从14.1%降低到11.8%，降低了2.3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的比例由45.2%提高到48.7%，提高了3.5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比重提高了3.3个百分点。尤为突出的是，在工业中重工业比重从2001年的近63%上升到2006年的近70%。
这一趋势在2007年一季度还在加快发展。 另外，重工业是主要的能源消耗者和主要的污染排放者，重工业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成倍于轻工业和服务业。
在2006年全国电力消费中，工业用电占75.5%，其中重工业占60%。重工业单位产出(增加值)的电力消耗约为0.28千瓦时／元，大约是轻工业的近2倍，农业和第三产业的8倍。
结果是，即使轻、重工业自身由于技术进步和管理严格而使能耗和排污水平下降，但由于重工业比重上升，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能耗和排污水平难以明显下降。换言之，各产业自身的能耗和排污水平下降的影响，抵不过产业结构重型化所产生的能耗和排污水平上升的影响，这叫做胳膊扭不过大腿。
如果2007年和今后几年产业结构继续呈现重型化趋势，那么完成“十一五”时期的节能减排任务也将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不难理解，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既调总量、也调结构，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四、流量与存量 流量是一定时期内所达到、完成、实现的某项经济指标的总量，例如某年内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存量是一定时期末或一定时点上所达到、完成、实现的某项经济指标的余额，如某年底一国的国民总财富或储蓄存款余额。
存量是由流量逐步积累形成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流量叫做增量。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国有企业兼并重组、国有资本向优势领域集中是存量调整的范例。着眼未来发展，有两个与流量、存量相联系的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把流量与存量同时调整的思路和机制拓展应用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
例如对收入分配的调整。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特征是，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在全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消费扩大。
有资料显示，城镇居民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相当于20%的低收入户的平均收入的倍数，2000年为3.6倍，2006年预计为6倍，而目前低收入户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消费倾向)为92%，高收入户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为68%，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有钱的不消费、想消费的没有钱的态势。同时，2002-200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从62.1%下降到57.5%，下降了4.6个百分点。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需要在增量和存量上同时进行，增量调整包括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大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存量调整则包括划转部分国有资产给社会保障基金持有，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征收遗产税、物业税等。目前流量调整的力度不足，存量调整尚未启动，因此收入分配格局的上述两方面不合理特征还在发展。
这种状况亟待改变，这是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从存量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
二是注重处理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生产是流量，财富是存量，生产扩大的结果应当是财富的不断积累。
当前存在的不合理现象是：一方面，生产与财富之间不成比例，生产规模很大，但财富积累没有相应扩大，特别是许多房屋建了又拆、拆了又建，房屋内部装修了又铲掉、铲掉了又装修，城市地下管道挖开了埋上、埋上了又挖开，街头路面砖石铺上了又拿掉、拿掉了又铺新的，如此等等，都计算在当年的生产规模之内，但没有增加财富。如果从质的角度衡量，那么财富存量更要打折扣。
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还可能破坏原有的财富存量，例如一些地方的旧城改造将历史遗留的宝贵建筑和城市特色一扫而光，代之以近乎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建筑”，以及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资源、环境、气候状况的恶化等，原有财富存量的损失难以估计。因此，必须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才能有效扩大国民财富的总量，改善国民财富的质量，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
五、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一国经济的对外不平衡与内部不平衡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外不平衡往往是内部不平衡的一种反映。 当前中国经济的对外不平衡突出表现为贸易顺差过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方面的内部不平衡长期存在、不断发展的结果： 第一，不平衡的储蓄与消费关系。
国内消费相对不足是贸易顺差过大的最深层的原因。目前的消费率只有50%略多一点，比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
消费之外的总储蓄部分，不是用于投资，就是用于出口。投资率已经很高，但储蓄率更高，因此净出口的比例必然上升。
而且投资与出口之间形成了一种自我循环，投资导致生产能力扩大，过剩生产能力导致出口扩大，出口换取的收入和利润又推动投资和生产规模扩大。因此，减少贸易顺差最终还要从扩大消费做起。
第二，不平衡的奖出限入外贸政策和体制。影响较大的是，多年来我们鼓励扩大利用外资，鼓励外资企业出口，甚至曾经限制内销比例，结果是目前外资企业出口占全部出口的57%，占贸易顺差的5帆；多年来我们鼓励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结果是加工贸易的附加值越来越大，由过去的加工贸易进出口大体平衡、略有逆差或顺差，转变为巨额顺差，目前占全部顺差的80%以上；近年来我们明显地扩大和放开了各类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权，结果是在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之外，私营企业等贸易主体异军突起，在外贸中的地位由微不足道发展为不可等闲视之，占全部顺差的比例超过50%。
同时还有两个外部因素：一是国际经济环境之好前所未有。世界经济增长态势是过去30年最好的，市场需求持续旺盛。
二是美国等国的储蓄率偏低，消费率偏高，同时受国内人工成本高和比较竞争优势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原有的一般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大量转移到中国，形成生产、出口和顺差的国际间转移。 总之，由上述因素决定，贸易顺差大在现阶段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顽固性。
客观地讲，在经济全球化阶段，不仅一个省不能自求平衡，一个国家也难以自求平衡，只有从全球的角度看，世界经济是平衡的。但不平衡也是有限度的，超过一定的范围就可能带来广泛的不利影响。
当前中国贸易顺差过大，已成为货币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和贸易摩擦加剧等诸多问题的直接根源。在缓解贸易顺差过大上，我们应当有所作为，也可以有所作为。
一方面，要在促进内部平衡上下功夫，把扩大消费作为根本措施，并调整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倾向，在抑制不合理出口的同时，鼓励扩大进口。另一方面，也需要外部环境和条件的配合。
从历史经验看，一旦世界经济明显减速，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会缩减，这是一种自然调整。在世界经济继续强劲增长的情况下，有关国家也需要适当调整国内政策，包括逐步提高国内储蓄率等。
内外互动才能更好地实现内外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