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宏观调控的实践，使我们从中也得到了一些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正确处理宏观调控总量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国家，宏观调控面临的经济背景较为复杂，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进行总量调控的同时，必须兼顾其他目标。但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复杂，有些是短期变量，有些是长期变量，这就迫使宏观调控部门必须在看清楚这些经济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在多重目标中进行有取舍的选择，否则会造成主要目标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比如，本轮调控在抑制过剩产能、缩减贸易顺差和控制流动性过剩等方面同时下手，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机制是一个由制度所决定的长期变量，不是短期内可以调整好的。
如果把保增长作为短期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顺差扩大与货币过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就是保增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前提条件。再比如，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政策初衷是稳定出口，但出口退税针对不同产品有降有升，被多个政府部门当做政府实现多重目标的工具：显性目标是优化产业结构、稳定汇率；隐性目标则是调整货币政策、增加财政收入。
多重目标之间可能相互掣肘、自相矛盾，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从未来趋势看，宏观调控四大总量目标应该兼顾，但在宏观经济调整尚未见底、就业形势空前严峻的新形势下，“保增长”和“保就业”应该置于更为优先的目标，而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则作为兼顾目标。
在“保增长”和“保就业”两大目标中，应把“保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应重点向对就业带动作用大的部门倾斜，通过增加就业扩大消费需求，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宏观管理的关系本轮经济景气周期中，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反复“偏热”，针对土地使用和生态环境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土和环保部门加入了宏观调控部门的行列。例如，前环保总局组织开展“环评风暴”、国土资源部开展土地督察等等。
这些政策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提高投资项目质量的效果。但在经济下滑期，这些部门是不是需要配合调控主要目标而放松经济管理职能、放宽市场准入？显然，周期性的加强或放松土地、环保和行业准入政策是不适当的。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宏观调控”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的关系，把常规性经济管理职能与反周期的调控职能分开，把确需强化的部门经济管理职能通过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范围、方式与手段。特别是在当前新增政府投资项目比较多、比较集中的情况下，要按照中央有关部署，坚决杜绝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两高一资”项目死灰复燃。
要认真总结近年来在节能减排方面行之有效的一些经验做法，及时制度化、法制化。不能把市场准入等经济管理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混为一谈，防止在采取宽松调控政策的同时降低环保、能耗等市场准入门槛，使“十一五”前3年来之不易的节能减排成果毁于一旦。
要把扩大内需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通过改革创新，在不断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三、正确处理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关系我国宏观调控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市场体系还不健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完善，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调节工具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地方财政体制与市场经济还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行政手段客观上发挥了对宏观调控的协助和配合作用。
本轮在控制投资过度扩张、土地滥用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甚至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行政手段往往见效快，反弹也快，甚至还会对现行体制造成路径依赖（尤其是土地、环境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的过多使用对加快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应更好地处理好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矛盾，要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重点发挥经济手段调控的作用。
为了尽量减少宏观调控中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今后在解决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企业、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要应尽快完善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立科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