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形容《聂隐娘》的类型是“不会有别人这样拍的武侠片”。影片的风格沿袭了侯孝贤以往的作品，故事性不强，静态场面占绝对统治地位。但，这样的电影就真的值得被那么多人称赞吗？ 对共鸣的需求依赖过重
侯孝贤式的“去戏剧化”是否适合这个故事？对于侠义精神究竟如何表现才是最好的？每个电影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前提是，这个内容应该是在电影中以某种方式去表现的。如果电影一点都没有表现，那么观众就不应该被期待得到这个信息，就不应该被期待能看懂这部电影。如果导演在作品中任何信号都不给观众，观众感受到的东西就难说不是自己的想象，每个人感受到的所谓情怀和意境，都是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性格特点所作出的某种生理反应。侯孝贤非常依赖观众与他的作品产生主动性强的共鸣，观众必须要最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琢磨侯孝贤一帧又一帧近乎空镜的远景蕴藏着什么玄机。如果观众习惯了经典叙事电影的信息量，影片说什么观众就理解什么，那么遇到侯孝贤这种“剧情未出，意境先行”的作品，一定会看得云里雾里，不知所言。 原著不能作为比较电影的依据
拿侯孝贤的电影版与原著《聂隐娘》去比较分析剧本的改编技巧，是非常不合理的做法，因为侯孝贤和他的编剧团队所做的仅仅是摘取了原著的几个人物和几段次要情节，电影版中的场景安排几乎全是侯孝贤等人全新编制的。如果说原著里确实提点了“藩镇割据”“节度使制度”“道教法术”等等话题，那么电影版里这些话题全部幻化为几个清淡得难以尝出味道的符号、头衔、小道具，几乎就要到了湮灭的边缘。侯孝贤所要表达的也许是某种精神，但它一定不是《聂隐娘》原版故事所承载的某种独特的精神，而应该是某种普适的精神，原因很简单：聂隐娘的故事在电影版里几乎完全被隐去了。所以，如果仅是为了展现普适的侠义精神，为何又要大动干戈惊动《聂隐娘》这篇很少人听说过的小说呢？剧组的创作力难道还不能凭空设计几个穿着古装戏服，拿着弯刀匕首默默地慢速游荡在金黄色草丛中的刺客吗？ 摄影的任性与“嫉妒”
影片唯一为最广大观众交口称赞的是李屏宾的摄影和黄文英的美术。李屏宾带着摄影组为影片所做的调色非常鲜亮，金黄色的草丛，节度使的红色服装，古木色的房梁屋檐和窗棂，还有轻薄透明的纱帘，镜头里时常会晃动蜡烛火焰金黄色的光，色彩搭配上很讲究。另外，摄影机和主要角色之间，有时候会隔着烛光、纱帘或者外景地的树林和草丛，人为增加了观众和角色之间的距离感，这也是一种处理景别和人物关系的技巧。制作唐代背景的电影是很辛苦的，因为每次拍摄都需要现场搭建外景，耗资巨大，《聂隐娘》里这一整套逼真的唐代建筑和服装，几乎逼得侯孝贤在中途停拍，寻找新的投资。侯孝贤任性地为观众带来了高清逼真的视觉享受，仅仅是为了传达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侠义精神，令他的导演同行非常嫉妒，令观众在看不懂剧情的情况下仍能十分感动。 远景并未增大信息量
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静态的美轮美奂的画面就可以传达出所谓的意境，那么电影作为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它体现出强于绘画作品的优势了吗？花2个小时盯着《聂隐娘》镜头里几乎没什么大动作的人和景，和观看类似景别的山水画所得到的信息基本上没区别。人物在大多数镜头中都是远景，这本身就创造了非常大的空间感，与摄影机之间相隔的烛光、树林等等这些景别设计技巧，仅仅是丰富了电影语言的种类，并没有增大信息量，因此这也仅仅是效果一般的手法，没有必要将其吹捧到太高的地步。镜头推进去跟拍打斗中的演员，算是侯孝贤想要打破自己风格的尝试，然而他实在太不擅长拍这种动作场面了，一段20秒的打斗镜头没办法一镜到底，只好在六七秒处喊停，再让演员摆好上一个镜头的姿势继续拍，然后把两个镜头拼起来。对于侯导来说，这次尝试很不成功。 模糊的侠义精神
《聂隐娘》可能透露出来的侠义精神和女性主义色彩也是很模糊的。侠义精神是否包含对恶人的同情和通融是值得讨论的话题，如果不包括，那么聂隐娘对节度使的同情就是违背侠义精神的，此处的女性角色尽管占据影片的主导，但是她在关键时刻显示出柔弱的一面，又让可能实现的女性主义光辉暗淡下来，让聂隐娘成为了一个传统的普通女人。她失去了所有受训成为刺客的职业意义，让聂隐娘成为了反对侠义精神、职业精神和女性主义的“三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