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解读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三大论争会使我们对论争的意义有一全新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义乃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社会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无政府主义之争则明确了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任务。三大论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程的逻辑链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步展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铺垫。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无政府主义之争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8）01-0006-06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three major disputes in the Chinese ideological circl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ill give u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bate. The dispute between “Problems and Doctrines” clarifies that the basic essenc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China with marxism； the dispute on socialism clarifies that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the only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China； and the dispute on anarchism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n urgent task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three major disputes constitute the logical chain of the beginning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which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ought and theory for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dispute between “Problems and Doctrines”； The dispute on socialism； The dispute on Anarchism
近代中国，封建主义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凶恶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也催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和马克思主义从俄国的传入，让处于黑暗旧世界中的中国思想界看到了一丝亮光。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必由之路，而这条路的启程，伴随着20世纪初思想界展开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和无政府主义之争这三大论争。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义
“题与主义”之争主要是在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大钊之间展开。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拉开了该争论的序幕。除蓝公武在《国民公报》上发表对胡适观点的商榷文章之外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汉译者蓝公武，是最早与胡适展开就“问题与主义”展开争论的人。他在1919年7月北京《国民公报》上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又见《每周评论》第33号，1919年8月3号），认为“问题与主义”并非相反而不能并立，“问题”实行的方法，需要一种一贯的精神，就是主义，因此“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胡适完全抹杀“主义”的效果，有因噎废食的毛病。，李大钊也给胡适致信阐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信函由胡适添加《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标题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其后，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李大钊也以《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回应。
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情”，“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为危险的”。中国的思想界热衷于谈论“主义”，而中国的政客们也乐得利用某种主义来欺人。但这种对“主义”的谈论是无用且有害的，正确的态度应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胡适看来，如果痴迷于对“主义”的高谈阔论，人们就容易心满意足，以为寻得了根本的解决，而不去切实地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中国当时面临的危局，恰恰要求去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
李大钊虽承认胡适强调研究具体问题的主张对自己颇有启悟，但对胡适以“问题”来否定“主义”的做法表达了不满。李大钊认为，“问题”与“主义”交相不悖，既要研究问题，也要谈论“主义”；空谈“主义”是不对的，但不谈“主义”同样是不对的，只有“主义”明确才能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因“主义”盛行，就完全否定“主义”，相反，我们必须要认定“主义”。作为一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非常明确地提出，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阶级斗争才是改造社会，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
“问题与主义”之争，不只是一种学理之争，实际也是政治之争。在“问题与主义”关系辨析的学理争论背后，蕴含着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中国政治变革乃至整个社会变革如何进行的深入思考与争论，其中也透显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以及基本要义的思考和确定。 如果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拉开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觉反思的序幕，那么，社会主义之争则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的认识。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加快了中国知识界吸纳西方文化的进程。不仅欧洲近代哲学家思想热播，而且现代西方哲学家也纷纷来华讲学。继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后，1920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也接踵而至。罗素的讲演论题非常丰富，不仅包括逻辑原子主义理论和数理逻辑思想，更涉及到“社会改造原理”、“教育之效用”、“未开发国之工业”、“中国的自由之路”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等内容。作为基尔特社会主义（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支持者，罗素在其讲演过程中对“开发实业”、“兴办教育”和“走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道路”之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尤为强调。
1920年11月5日，张东荪在《民国日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文章，附和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张，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困”[6]616。一石激起千层浪，由罗素的相关讲演而引发的诸多思考，都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契机而阐发出来。李达、陈望道、梁启超、陈独秀、何孟雄、蔡和森等纷纷在《民国日报》、《新青年》等报刊杂志发文，对“中国社会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发表见解，形成社会主义论争。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之争表面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争，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之争。因为罗素所宣扬并为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所赞同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
张东荪、梁启超在罗素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宣扬中受启迪，自认为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救国方案。他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极不发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缺乏工业的支撑，没有足够的劳动者提供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阶级基础，因此，他们倾向于先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在于“发展实业”，因为中国不像欧美关注“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而是“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7]9。中国劳动者缺失是“政治混乱使然”，但主要是受“外国资力之剥削压迫”，批判本国资本主义反倒有助外国资本家。发展实业救中国，“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8]25。即便苏联革命成功，但仍然面对着经济贫困问题，发展实业还是绕不过去的选择，“世界上并没有不经过此阶级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如俄国未经过资本阶级，所以很难成功。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8]27。
陈独秀、李达、李大钊、陈望道、蔡和森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状况，但却对如何改变这一状况持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以发展实业的方式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危机，而且带来了世界危机。在此情况下，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仍去强调中国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则“未免太无谋”。陈独秀就指出：“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理由来单独保存他。”[5]91-92在他们看来，中国并非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中国的游民遭受悲惨，革命性会更强，通过革命的社会主义武装头脑，可以自觉担负起历史任务。落后的中国唯有走社会主义，才能追赶上世界潮流。“向资本主义路上走下去，是逆而必败之道；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下去，是顺而必胜之道” [9]。学习苏俄，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了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
社会主义之争直接聚焦于中国的救亡图存该走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这表明经过“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当时的知识界已意识到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的指导。但究竟资本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更适合当时的中国？人们仍然各执己见。张东荪、梁启超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陈独秀、李达、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争论中，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的认识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深化。一方面，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同时，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进一步从唯物史观拓展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主张暴力革命的道路。客观地说，这种主张更多是基于十月革命鼓舞下迸发的思想热情，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信仰，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上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在革命的方向性与阶段性的把握上还不到位，但不可否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之争中的争辩，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另一方面，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强调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科学社会主义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社会，合理的选择应是发展实业的过程中注意协调以避免两极分化，前者旨在发展资本主义以造就更为充足的劳动者阶级，而后者则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概其要者，就是要走一条既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道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继承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改良主义策略，但却更有针对性，它紧紧抓住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发育不良的社会现实，开出了以发展实业来滋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药方。
毋庸讳言，在这场社会主义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得更远，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自身不可避免的危机，主张放弃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念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直接走向社会主义；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看得更切，他们注意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育不良以及工人阶级力量的不足，认为把科学社会主义直接搬用到中国未免也不贴切，挠不着痒处比如梁启超在《欧洲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一文中就提到，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提倡这一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因为“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W处。”――参见陆学艺，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民国卷（上）》，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这种看似针锋相对的论辩，其实却蕴含着一定的互补性。遗憾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未能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依然较多地照搬苏俄的经验，忽视了中国本土的特色，走城市工人武装暴动的革命道路，遭遇颇多挫折。所幸的是，他们后来吸取了经验教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更加注重中国社会现实本身的特殊性，即注重其既区别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的一面，也注重其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前之状况的一面，在革命的方向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上做了很好的处理。可以说，这场论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很好的理论铺垫。 三、无政府主义之争：确信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五四运动初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还颇有市场，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都受到它的影响，如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就曾经发表过不少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毛泽东也承认当时曾“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9]9。但后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逐步暴露出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1919年，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先后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和《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等文章，明确提出“我们极端反对马克斯的集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诸多的攻击和批判，正式挑起了无政府主义论争。其后，无政府主义阵营中的其他代表人物如区声白、易家钺、朱谦之、郑贤宗等人也发表文章批判马克思主义。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此时开始改变最初对无政府主义认同的态度，奋起还击无政府主义的无端攻击。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吹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号角；其后，李达、周佛海、施存统以及其他一些人也发文加入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这次论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来看，可视为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的推进与深化。它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寄托在群众自发的斗争上面，而必须成立无产阶级政党，去组织群众自觉的斗争，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
无政府主义之争主要涉及“反对一切强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自由与纪律问题、生产与分配问题、斗争手段与建党等问题，其核心在于是否需要“强权”问题。
以黄凌霜、区声白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秉承西方无政府主义的宗旨，主张极端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观，反对一切强权和暴力，也包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凡一切政治和权力一概否认之，无论他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也好，君主专制的政府也好，劳农执政的政府也好，均反对之”，依靠“少数人的暴动”和“教育”以及“经济的总同盟罢工”就可以实现理想社会的到来。虽然无政府主义也反对私有制，赞同公有制，并企图通过工（人）学（者）结合的方式，“造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正常社会”，甚至成立过“工读互助团”来尝试其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之实践，但他们却反对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易家钺宣称：“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强权’这个东西，早就应该伸腿！” [10]229-230。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阶级冲突和经济利益冲突的体现，不能抽象地反对一切强权，若是“拿他来救护弱者和正义，排除强者和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在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长久的岁月”里，必须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器来占领无产阶级的“权力阶级的地位” [11]7。“什么劳动者自由的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12]133，因此要想实现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组织与俄国一致的共产党，否则民众运动、改造运动都不会有力，不会彻底。为此必须建立政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反驳无政府主义的唯心主义自由观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必要性，为党的建立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之争的展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和铺垫。众所周知，中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曾与马克思主义者携手共创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先进组织，在传播变革思想和救亡图存的工作上有过一定的共识和合作。随着争论的展开，无政府主义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分歧日益暴露，进而在组织活动中体现出来。组织内部双方关于“强权”认识的尖锐对立，“常常彼此发生冲突”，特别是无政府的“工团主义”妨碍着马克思主义者将工人活动向政治化方向发展的努力。争论使共产主义组织内部产生了分化。一批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认清个人自由、生产自由之类的“迷想”和“空想”，对阶级专政、纪律严明、民主集中的重要性认识不断深化；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退出共产主义组织，纯洁了共产主义组织，坚定了组织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明确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方向和迫切任务，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做了思想上的铺垫和组织上的准备。
总体看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发生的上述三大论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程中的一个思想和逻辑的链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启程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义乃是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社会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无政府主义之争则明确了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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