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度创新是推动产业革命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制度创新通过推动技术进步、要素结构调整和生产组织优化，推动产业革命的发生发展。通过对历史上三次产业革命中主要国家制度变迁历史的考察，发现正是由于在技术创新、要素供给、生产组织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使英、德、美、日等国家率先在产业革命中获得快速发展，实现后来居上。相反，与美、德相比，其后英国的衰落、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等，也正是由于制度创新缓慢导致的。制度创新在产业革命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这一点对于我国现阶段有效应对新一场产业革命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制度创新；产业革命；技术进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发生之中，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积极应对，力图在新的产业革命中抢占优势地位。正在孕育发生的新产业革命对于我国而言，意义尤为重大。由于多种历史原因的制约和影响，我国与前几次产业革命擦肩而过，并因此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孕育发生的新一场产业革命为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可能。为此，深入了解和把握影响产业革命发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十分必要的。纵观历史上发生的历次产业革命，制度变革和创新是影响产业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一点，对于我国充分把握和利用新产业革命提供的历史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制度创新促进产业革命发生发展的机理分析
（一）产业革命的内涵界定及发生发展基本逻辑
产业革命（industry revolution），在我国也被译作工业革命。最早使用“产业革命”一词的法国经济学家布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以及第一次对产业革命进行较为详细阐释的法国历史学家保尔・芒图等，他们均将“产业革命”界定为人类经济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即英国的产业革命。
总体上看，关于产业革命的含义，学者们多是将其界定为经济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化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涉及技术、要素、经济组织、经济结构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要素及其结构的变革。由此，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产业革命是由一系列新技术所引起的生产函数（包括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由低级向高级发生突破性变化，并由此导致原有产业结构向新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产业革命是技术进步，以及通过技术进步引致的要素结构、生产组织及产业结构共同发生改变的结果。按照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每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都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引致新生产函数形成的结果。具体来说，每次产业革命都是由技术进步最先引致，并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扩散，导致新要素结构（包括要素投入的内容和要素组合比例）、新生产方式和新生产组织的产生，最终形成新的占主导性地位的生产函数，由此标志着新产业革命的实现。可见，技术进步是产业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力引擎，与技术进步相匹配的要素供给（在此主要指传统要素类型资本和劳动）是产业革命的基本燃料，有效的生产组织是产业革命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
但仅有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引起的新要素结构和新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动，还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产业革命，只有实现三者在特定时点上的耦合与协同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产业革命的发生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点，只能靠相关制度的变革与创新。（1）正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指出的，“通过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制度框架同第三世界国家或发达工业国家的过去历史相对照，就能清楚地表明制度框架是经济取得相对成功的核心关键。”[1]他在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英国的产业革命就得益于当时的制度框架为其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强调“在工业化过程中，制度因素始终占据主要地位”[2]3。
（二）制度创新对产业革命发生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分析
关于制度创新对工业化与产业革命的作用，国内外许多学者已作过较多的研究。这里基于技术进步、要素结构优化与生产组织效率提升的视角，进一步深入揭示制度创新对产业革命发生发展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及其机理。
第一，制度创新是驱动技术进步进而引发产业革命的深层动力。如果说技术进步是引致产业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性动力，那么，与技术进步相关的制度创新则是驱动技术进步进而引发产业革命的深层动力因素。作为产业革命先导的技术革命虽然蕴含了巨大的财富潜力，但要“充分展开这种潜力需要每次都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框架”[3]。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创新中，最重要的是专利制度和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作为一种排他性的产权制度，专利制度可以“为知识财产的所有权提供一个合法的依据”[4170，还可以降低单个技术发明者对其发明创新活动所带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使潜在的社会收益可以由团体或个人来实现，从而鼓励创新。更重要的是，与发明奖励和商业机密不同，在专利制度下，技术发明者的收益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原有商业机密成为社会公共知识，推动了知识的传承与扩散以及社会知识的积累，从而在公共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之间形成有利于持续创新的正反馈机制。
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有利于实现生产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其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主要是通过技术、知识扩散以及经济收益两种传导路径来实现。技术、知识扩散传导路径指的是“技术应用产业化――生产技术、知识的积累、扩散――促进新的技术进步”这一正反馈路径，经济收益传导路径指的是“技术应用产业化――获取技术创新的经济收益――刺激技术发明、创新行为”这一正反馈路径。从更深层次上看，生产与科研直接结合的制度促进了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与企业的衔接，由此形成一定的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模式，并进一步引发新的科技创新需求和方向，从而孕育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第二，制度创新通过推动要素结构调整和优化为新产业革命提供与新技术相匹配的要素结构，从而加速新产业革命的发生发展。促进人力资本、劳动力要素结构调整的制度主要包括教育、培训和移民制度等。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关键，教育制度在产业革命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培育一定数量的具有一定科技文化知识的新劳动者，这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5]316；合理的培训制度不仅可以为新兴产业培养劳动力，也是传统产业劳动力掌握新技能的重要途径，而技能的获得和投资，被许多经济学家看作是“增长的引擎”，对“国家增长绩效具有绝对的核心作用”[6]；移民制度可以通过对移民条件或待遇的设置吸引本国急需的劳动要素或人力资本。资本要素供给、配置制度包括财税、金融、货币制度。一方面，财税、金融等制度创新可为政府积累资本并通过政府投资支持，促进产业革命中新兴产业的成长；另一方面，财税、金融等制度创新可以通过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和成长环境，鼓励企业进入风险较高的新兴产业。
第三，生产组织制度创新通过对新技术、新要素的重新配置和组合，放大各类生产要素的互补性及溢出效应，将新技术、新生产方式推广至整个生产领域，从而为产业革命发生发展提供有力的生产组织保障。从作坊式生产组织到工厂制生产组织再到现代企业生产组织形式，每次产业革命都伴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这些新的生产组织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制度的创新。与新兴技术相适应的新生产组织制度的出现，通过充分发挥要素间互补性与溢出效应，可以大幅度提高技术、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从而提高生产组织效率；而生产组织效率的提升促使与新技术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在生产领域得到推广和普及，使生产组织成为产业革命发生发展的有效载体。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制度创新是促进技术进步、要素结构优化、生产组织变革的关键因素，从而是引致产业革命发生发展的深层次、关键性要素。当制度创新与结构变革使新技术、新要素结构和新生产组织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的特定时点实现耦合，并建立起新的、具有突破性、颠覆性特征的新生产函数时，新的产业革命便随之发生并得到进一步快速发展。以上作用机制见图1所示。
二、制度创新与第一次产业革命
国内外关于产业革命的划分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对历次产业革命的划分主要借鉴了英国著名学者卡萝塔・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和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研究结果，将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划为第一次产业革命（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第三次和第四次技术革命划为第二次产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第五次和（正在或即将到来的）第六次技术革命划为第三次产业革命（20世纪70年代至未来）。国内较多学者也主要采用了这种划分方式。
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蒸汽机技术革命使英国最早由人力进入了机械化时代，也由此开启了世界产业革命的历史。英国能够成为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较早确立及殖民制度积累的大量财富外，专利、金融、土地、工厂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英国是世界上专利制度萌芽较早的国家，其1624年颁布的《独占条例》被马克斯・韦伯认为是和创造发明有关的一项积极改革，“没有这项专利权法的刺激，对于18世纪纺织工业领域内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那些创造发明就未必会有可能”[7]。英国专利法的实施，意味着一套鼓励技术变化、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的系统性激励机制被确立起来。[8]据统计，1660―1750年，英国的科技成就数量约占世界总数的40%[5]162，在18世纪下半叶，焦炭炼铁法、纺纱机、织布机、蒸汽机相继涌现，成为英国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全面变革的强大推动力。
工厂制度、银行制度、土地制度和宗教制度的创新也对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与手工作坊相比，工厂能促进更高的投资率，从而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农业生产以及手工作坊生产相比，工厂这种依靠机器为生的经济主体，更有动力也更善于对机械加以改良和创新。从这个角度讲，工厂筑起了一座通向发明与创新的桥梁，而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制度首先盛行在英国。[9]1694年，英国根据英王特许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是各国中央银行体制的鼻祖，英格兰银行在贷款给政府的同时创造了一种信用凭证制度，这种票据的流通加快了资本的流动，而地方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形成的金融网络，又促进了银行券、信用券、支付手段的发展并催生了新的金融服务，为大工业的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融资渠道。英国的土地制度、宗教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为英国产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大量的工业劳动力和技术人才。18至19世纪，英国议会圈地立法赋予了圈地运动合法权利，大量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和佃农一部分成为租佃农场的农业工人，另一部分则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向工业革命输送了大量的劳动力。1689年，英国发布的《信仰宽容法》吸引了大批在国外受到迫害的新教徒，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纺织技术，推动了英国纺织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1811年非国教徒在居民中的比例仅占1/5，而在主要的发明家和革新家中却占49%。[5]19
专利法、土地制度、英格兰中央银行的创办等构成了当时英国主要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成为支撑和推动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发展的重要基石。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期，英国在制度创新方面趋于缓慢甚至出现僵化，如教育制度、组织管理制度等。英国教育主要依靠民间教育事业和教会学校，政府没有采取国家直接举办教育的制度，使英国教育在工业革命后期对经济发展明显产生滞后作用。与美国和德国管理的职业化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管理和组织创新及扩散的落后，也对产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正如弗里曼、卢桑所指出的“许多其他制度因素也导致了英国的落后” [10]。
三、制度创新与第二次产业革命
作为后发国家的美国、德国，之所以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后来居上，实现赶超，包括产业保护、技术创新、金融及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创新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由于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英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对美国、德国等国的市场造成了极大冲击。对此，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都意识到建立贸易保护制度、发展本国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工业的重要性。以关税为主要内容的工业保护制度为两国制造业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时间，并积累了发展所需的资本；以产业政策作为主要方式的国家干预制度使两国率先进入了电力电气、化学、钢铁、铁路运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确保了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并由此大大推进了两国的第二次产业革命。
注释：
（1）由于产业革命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变革，所以本文的制度创新仅仅围绕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而不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制度。
（2）Havrylyshyn and Rooden的结论转引自“黄少安.制度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27”。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94.
[2]厉以宁.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英]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M].田方萌，胡叶青，刘然，王黎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
[4][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王章辉，孙娴.工业社会的勃兴――欧美五国工业革命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美]凯瑟琳・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M].王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
[7][德]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M].姚曾M，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96.
[8][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85.
[9]裘元伦.欧洲的经济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29.
[10][英]克利斯・弗里曼，[葡]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M].沈宏亮，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1]韩晶，朱洪泉.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0，（4）：53-58.
[12]徐玮.略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J].世界历史，1989，（6）：19-28.
[13]程广中.德国工业革命的前提和特点[J].求是学刊，1985，（2）：83-90.
[14][美]休斯，凯恩.美国经济史（第7版）[M].邢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99.
[15][美]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等.透视动态企业：技术，战略，组织和区域的作用[M].吴晓波，耿帅，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40.
[16]杨宏玲.日本“科技立国”战略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J].日本问题研究，1999，（3）：21-25.
[17]王伟军.“新产业革命”与日本经济的七大转变[J].世界经济研究，1984，（2）：22-28.
[18]毕志恒.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日本[J].现代日本经济，1984，（2）：11-16.
[19][英]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M]. 张宇轩，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35.
[20]杜传忠，郭美晨.我国创意产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及效应分析[J].江淮论坛，2015，（4）：26-33.
[21]夏小林.日本产业组织构造：企业下承包制[J].改革，1988，（1）：183-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