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本言语研究》是刘安海教授的学术专著，本书以文学文本言语为研究对象，根据长期以来轻视文学文本言语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应该自觉地面对语言，提高对语言的认识，加强对语言的研究，弘扬语言的人文精神。洋洋三十九万余字，阐发了作者鲜明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以科学主义的眼光来研究文学语言是本书鲜明的特点。每一个结论的提出，不是靠凭空想，而是靠大量的数据材料，靠对材料的精当分析。比如，作者在本书第二章对“语言在文学文本中是以言语的方式存在的，而不是以语言的方式存在的”论断，来源于瑞士著名语言学家德・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和现代哲学转向，以及朱星的“包容”说和巴赫金的“全语体性”说，语言与艺术的“对立”说与“统一”说，“载体”说、“立体”说和“客体”说等。他认为，从语言到言语，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言说。而言语形式作为言语作品的存在方式，一头连着言语内容，是言语主体的心声;一头连着接受主体的感官，是语感所由生成的对象。因此，提出应该用“文学文本言语”取代过去习惯称谓的“文学语言”。继而从文学文本的解读方面，对文学文本言语所具有的内指性、虚构性、现时态性、“言不及义”性、修辞性、情感性和含蓄性等特性，做了相当详细的分析和论证，总结其规律和特点。当然，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即文学文本言语，其特性是多方面的，本书很多章节都涉及这一问题，可以说文学文本言语的特性贯穿在很多问题的论述中，作者并未就此止步。更为重要的，作者对文学文本言语研究既是建立在人文语言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语言学、语言哲学、语用学等研究中的人文语言思想资源。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是令人信服的。
最富有情趣和现实意义的大概是全书的第
十
三、十四两章：文学文本言语的新变。我们说：万物皆流，万物皆变。语言更是如此。既然语言是在不断地演变的，那么对语言就要采取吐故纳新的态度。一个作家，只有随着社会的发展，根据语言的演变情况，及时把新词新义吸收到自己的语言储备中来，才能使自己的语言越来越丰富，使用起来才有可能更自由更贴切更生动。本书这两章梳理了新时期以来文学文本言语的新变，其变化包括数理语言、电报式语言、粗俗化非规范化语言、淡化倾向的语言、新语汇以及变化了的词性词义、公众人物和时尚用语、世俗化政治甚至荤话等进入文学作品，同时还缕述了作家是怎样大词小用、是怎样解构习惯用语和习惯用法的，还论述了网络语言对文学文本言语的渗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新的语汇、公众人物和时尚用语以及世俗化的政治话语甚至荤话等新语言进入文学作品做了较全面的论说，其中，针对“将政治话语世俗化”，分别列举了何申的《穷乡》、祁智的《十一月七日》、毕飞宇的《青衣》、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邓一光的《想起草原》、姜丰的《相爱到分手》、张者《唱歌》等大量当代作家作品，并做了精当的阐释。在他看来，像这样将一种语境里的话语引进到另外一种与此种话语语境完全无关的语境中去，“实在是民众的一种创造力的显现”。这些都显示了作者“探索当随时代”的勇气。
另外，本书独特的视角和质朴的文风也值得一说。众所周知，当前学术界有四种研究思路：从理论到问题，从问题到理论，从问题到问题，以及从理论到理论。事实上，无论在对外汉语教学、国际汉语教育，还是语言学研究中，研究者既要有问题意识，又要有理论意识。透过《文学文本言语研究》一书，我们看到，作者是从问题出发，从问题到理论，用理论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因为理论的普遍性和可推广特性使一种理论可以用于解决一连串问题，问题驱动的研究才有生命力，有了理论这把利器，问题的研究才会越来越深入。在这一过程中，又并非从理论到理论的泛泛而论，而是紧密联系文学创作实际，尽可能地结合作家在创作中对语言的选择、操作来谈。因此，这样的评论是接地气的。在论述有关问题时，他较多地注意联系当前文学创作的具体情形，目的不光在于引导学生关注当代文学，更主要的引导学生如何学会用学过的理论去观察、分析、解决和文学有关的实际问题。在行文风格上，将朴实的文笔和诗意化的形象性描绘结合起来，形成了本书质朴、生动的文风。作者虽然也吸收西方现代的有益的批评理论和创作方法，却不搞新名词大爆炸。在本书中，很少直接使用当前流行的新潮的、西化理论词汇，他不以用语的新奇去惹人注目，而是用朴实的语言去阐述自己的观点。纵观全书，没有故作深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究气，也没有故弄玄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洋调调。其文字让人感到亲切，可读性强，像与师友的谈心。
正如作者所言，“确立文学文本言语是个完整的系统的观念，它不是指文学作品中的某些词句、段落、篇章，而是泛指整个文学作品的言语和文学作品中的言语。因此，我们的研究视野就是一个全方位的视野，而不应该设置什么限制。”从总体看来，本书的价值就在于，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文学文本言语新变的角度论述了文学文本言语的特性，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是对丰富的汉语言文学的拓展，因而值得赞赏。
